◇◇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如何“亲历历史”：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许纪霖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 籍似乎已经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 再次点燃了读者们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 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 张伯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 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 的采访，去探索那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 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 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 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 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 “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而对于章 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所 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 值，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 心中的历史。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 历史”（living His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 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 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 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 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 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 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 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 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 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 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 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 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 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 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 小说一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 作为一部信史。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 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 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 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 录音么？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 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 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 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 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 个难得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 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 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 “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 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 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 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 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 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 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 许不那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 “可能”有过，这就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 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 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 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怡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 是以文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 现代的知识体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 据、词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 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史马迁的 《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 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 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 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不曾亲眼目睹，如何 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现在我 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 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 《往事》也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 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怡和的笔下，受迫害的章、罗也好，参与迫害 的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 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 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 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 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 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不人性的时代里， 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 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 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 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辩？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 政治清算的背后，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 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 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 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 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 电影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 织，为什么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 文学家、史学家太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 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 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 总是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 谓“亲历历史”，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 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 富，仅此而已。 　　2004年1月于丽娃河畔 　　原载上海《文汇报》2004年2月9日　 (XYS2004021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