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www.xys3.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恶政是一面筛子 吴思 一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 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 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２８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 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 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 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 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钱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 确实不高。在公元１８８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 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 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 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皇上要的三百 万，相当于司马直１９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要相当于太 守１２８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 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 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 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 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的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 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 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 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 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 二 　　转眼又过了１４００多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１５９７年三月九日夜，北 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 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 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 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 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 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 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 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听说某地有什 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 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 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 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 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 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 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 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 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 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 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 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 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 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 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 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 ——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 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 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 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 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 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 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 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 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 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 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 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 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 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 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 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 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 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 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 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 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 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 局的清官。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的一点，就 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 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 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 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１９００年—１９４２年的华 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 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 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１９１９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 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 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作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 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 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 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 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 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 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３００年陈奉与冯 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１７００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 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 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 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 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 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 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 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 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 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 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 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 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 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 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 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 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按当时官场这些都是必需的 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 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政党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 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也是理之当然。再说，吴县刮 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 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而袁宏道却认为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托病 辞官，也算难得的了。 五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 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 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 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 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 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 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 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 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 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 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 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 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 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 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 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 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２４年。在汉 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 剩下四年。 　　（摘自《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新语丝(www.xys.org)(www.xys3.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