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宣部长的陆定一 秦川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刊登秦川的文章《我眼中的“阎 王店”》，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此文是其中的一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春的一次中央 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 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 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 、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受不白之冤。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１９５３ 年调中宣部工作之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 、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文革”开始，我怎样也 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可能提供检举 、揭发材料。为此造反派在大门上给我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 革命修正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然而解放后党 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 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 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 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 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 。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 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 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 陆定一并不要搞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琐碎的事务性工 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 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 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 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 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 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 ？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乘势提出中宣 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 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 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 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胡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 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 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 不好？”当时，中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 也没关系。 　　１９５６年２月，陆定一同志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 一页。中央在毛泽东居住的颐年堂开会时，他面陈“双百方针”的 建议，被采纳。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１１次 （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 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 的深谋远虑。 　　我记得这一段时间，陆定一多次提到苏联科学界独尊米丘 林、李森科、巴甫洛夫而排斥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学阀作风，这种 学风在中国也有谬种流传。有一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 的老同志深受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影响，排斥倾向于摩尔根学 派的科学家，就为此调动了工作。卫生部有位负责人说：“中医是 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 一不能接受这些轻率抹煞人类以往科学成果的奇谈怪论，指出那些 盲从苏联的同志嘴上总爱挂着“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多么滑稽可 笑。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 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 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 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 　　１９５６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５月２６ 日，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 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报告中，陆定一主张把文学 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来。“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 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 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 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 陆定一提出， 即使是对那些持资产阶级观点学者，也要保障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 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专长传授给青年的权利。党员 要克服宗派主义，在学问上多向党外人士请教。 　　两天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最 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 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遗憾的是，定一同志思想的光芒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 风雨中很快黯淡下去。一年后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毛主 席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 样“双百方针”虽然在口头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却从此被束之高 阁。 　　１９６７年，“文革”高潮期间，我在工人体育场批斗“ 彭罗陆杨”的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 睹的模样，我心中十分难过。 　　十多年后再见到他，已是１９７９年，那时我已调到人 民日报社工作。 　　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 了一条极左路线。刊出前一晚，他打来电话：“秦川同志，这篇文 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当时定一同志的这种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 胆和超前的，因而曾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 　　１９８６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举手表决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陆定一忽然站起来说：“决议中‘资产 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句，我主张 去掉前面半句。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三次意见，但都没给我登简 报。”不少中央委员为定一同志的讲话鼓掌。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被 全会所采纳，但他不寻常的胆识又一次赢得党员、群众的敬意。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 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 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 “文革”中他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这可以说是定一 同志从全党、全民族，也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带血 的教训。陆定一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大革命”的短暂时期 和１９５６年前后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其他时间不是受 迫害就是被埋没。然而，真正的金子是岁月的风尘所遮掩不住的。 越是晚年，他在思想战线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光辉，才越加 被全党所认识。 　　１９９２年，陆定一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他。他端详 着孩子们送去的各种饺子。忽然感慨地说起了党内存在的腐化现象 ，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无言以对。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党战争年代靠什么？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 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讯科、后勤科、如何操练、打靶、挖战 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 ，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化企业、开拓市场。我 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句话，竟是对中国历 史走向的深刻概括。 　　陆定一去世前一天，我来到他病房。据他儿子说，他刚刚 还在念叨着我的名字。陆定一追悼会上，他女儿说：“爸爸有过什 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我想，定一同志临终 前对我当年挨整可能还心怀歉疚。其实，我早已知道，我的“右倾 ”问题是康生定的案，我怎会责怪定一和其他同志呢？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