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朱鸿召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 文人。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 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 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 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 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 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 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 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 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 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 谣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 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遇到曹 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 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 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 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 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 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 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 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 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 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 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 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 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 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 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 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 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 （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 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 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 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 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 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 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 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1939年丁玲对斯诺 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 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 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 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 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 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 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 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 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 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 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 　　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 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 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 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 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 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 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 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夜》 （1941．）等小说。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像何华明那样工 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 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 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 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 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 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 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 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 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 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 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 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 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 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 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 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 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 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 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 视的严峻本质。她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 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种恶瘤。 　　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 之以韬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 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 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 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 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 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 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 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 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 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 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 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 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 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 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 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 作作风”庆祝。 　　1985年4月，年届80岁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 思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 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 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