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节选) 作者:黄仁宇 译者:张逸安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 作者简介 黄仁宇,于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 学肄业(1936-38),成都中央陆军官校毕业(1940), 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美国密西根大学历 史学博士(1964)。曾任陆军少尉排长(1941)、中尉 参谋(1942)、驻印新一军司令部上尉参谋(1943-45) 、少校参谋(1946)、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 (1949-50),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New Paltz)分校教 授(1968-80)。二零零零年一月八日去世。主要著作有 《缅北之战》(1946)、《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 (英文版1974, 联经中文版2001)、《万历十五年》 (英文版1981, 中文版1985)、《放宽历史的视界》 (1988)、《中国大历史》(英文版1988, 中文版1993)、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地北天南叙古今》 (1991)、《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1)、《从 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近代中国的 历程》(1994)、《关系千万重》(1998)、《黄河青 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 本书简介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作者不同于西方大部 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 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 将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 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他付出了很 高的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作者将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 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 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 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 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 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 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已久,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不要再 自认道德优越,应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体 系”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型态上的 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 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俐落只 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 作者必须想像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 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 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 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 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己是目的 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 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 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 普里茅斯殖民区及一八六二年的公地放领法案,甚至 在纽普兹的休京拉移民,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 了趣闻轶事。 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 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 问的是,作者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 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黄仁宇的文字浅 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就是因为 如此,约翰·厄卜代克(John Updike)才形容他的文 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视野特质。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在一九四五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 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 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 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 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 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 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 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 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 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 时,她回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 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 、“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 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 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 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 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 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 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 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 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 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 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 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 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 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 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 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 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 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一九三七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 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 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 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 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九月,教育部要 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 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 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 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 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 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 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 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 前方防线却已崩溃。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 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 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 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 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 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下了决定, 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 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 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 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 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 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 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 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 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 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 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 廖沫沙。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 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 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 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导 都刊在一张纸上。 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 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 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 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 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 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 刺毛派分子。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一九 六六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 作家就因此毁于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 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欧尼尔(Eugene 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 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 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 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 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扯不上任何 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 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 同意他们的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 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 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 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 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 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 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 时都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 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 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 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 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 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 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 门户主义”,全都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一 九三八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 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 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 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 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 采,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 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 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 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虽然他一年不 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长”, 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 “我们的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 御,但必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 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 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 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 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 来训练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 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 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 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姿势中。有 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 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 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蹦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 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 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好,头盖骨底部 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一 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 罚,因此不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 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 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 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近甘蓝菜田里的蜜 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 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 败仗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 这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 有多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 正常的行进中,我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 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 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 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 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 是“展览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 宾看,穿着制服和皮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 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组 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集合时, 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 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 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 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 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 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 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 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 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 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 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 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 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 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 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 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 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 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 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二十世纪再重复这个过 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 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 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 理连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 兵。我隶属于国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 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 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 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 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 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许多美 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 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 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 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 牧师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 理发店、酒吧中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 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 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 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 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 的省分,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辞汇, 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 架般的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 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 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 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问题不在如 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 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 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 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 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感染。我们 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 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 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 必须盯紧我的属下。 只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 里煮,整只吃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 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 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大喝,可能因此 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永远 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 必须由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 每枝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 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 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 枪。 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 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 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 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 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 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 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 下。 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 南南部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 包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 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限。一九四一年夏天,我 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落中,彼 此相隔二、三十哩。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 于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 火车站,我们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 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 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 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 把整连人带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 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 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多少改善了些。军 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买第二 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 附近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像力,让后勤 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 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 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其 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 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 服可替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 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 者。我们连中有一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 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 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面,因为他 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 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 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 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 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一天我决定停止他 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 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 求的神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 酸呢!” “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 不能走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 吼:“笨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 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 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 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浑名 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 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 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 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 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 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 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 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 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 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 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慧,神经比较粗。 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 “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 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 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 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 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 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 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 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 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 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 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 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 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 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 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 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 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 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 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 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 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 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一九四一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 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 蒙蒙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 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 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 冬季的棉袄绻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 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 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 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 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 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 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 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 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 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 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 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 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 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 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 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 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 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 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 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 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 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 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 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 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 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 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像他们从 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 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译),在 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 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 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 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 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 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 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 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 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 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 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总部从事文书工作。我 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 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 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 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 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 真是美事一椿。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 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 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 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 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 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一九四二年正值多事之秋。 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史达林格勒 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 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 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 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 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 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 (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 在一九四二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 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 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国军和英军发生争 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 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 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国军和英军只好忙 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 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 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 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 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 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 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 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 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 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 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 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 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 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 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 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 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 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 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 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 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 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 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 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 “出卖”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 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国军侧翼,日军快速冲 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 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 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 清两笔帐: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 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 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 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 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 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 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 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 后勤支援,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 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 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 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 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 军阶的授与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 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 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 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 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 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 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 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 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 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 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 生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 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 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 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 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 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 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 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 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 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 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 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 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 我解说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 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 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 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 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 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 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 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 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 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 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 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 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 (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 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 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 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 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 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带罪立功,继续他的 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曲而受到一丝一 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 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 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 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 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 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 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 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 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 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 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 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 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 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 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 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 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 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 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 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 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 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 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 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 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 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 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 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 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 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 “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 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 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 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 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 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 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 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 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彷如北大荒中的孤 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 队奋力守城。共军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 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 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 共军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封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一九四三年二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 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 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 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 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 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 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 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 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 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 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 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 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 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 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 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 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 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 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 马车夫的传说。 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 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 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 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 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 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 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 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 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 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 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 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 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 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 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 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 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 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而可以看见 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 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 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 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 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 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 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 上。衣着方面,我们发配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 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 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采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 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 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 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 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 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 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 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 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 支。 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 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 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 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 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 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 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 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 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 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 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 服贴贴。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 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 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 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 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 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 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 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 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 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 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 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 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 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 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 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 (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 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 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 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 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 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 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 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 默走进去。 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 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 准备。偶而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 “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吗?”(Hey, man,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 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 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 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略, 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 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 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 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 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 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 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 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 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 开车。 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 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 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 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 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哩长的场地中,一 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 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 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 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地妥妥 贴贴,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 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 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 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 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 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 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 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 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 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 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 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 争。 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 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 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 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 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 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 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 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 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 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 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 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 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 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 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 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 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 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 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 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 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 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 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 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 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苛。而 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 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 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 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 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 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 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 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 “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 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 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 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 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 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 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 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 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 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 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 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 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 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 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一八六三年加入中国军队,他 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 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时,戈登的部队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 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 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 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 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 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 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 过是枚硬币,一头印著“美国”,另一头印著“中华 民国”。 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 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 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 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 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 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 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 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 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 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 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 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 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 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 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 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 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 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嬉 嬉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 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 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 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 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 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哩路 回来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 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 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 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 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 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 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 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 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 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 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援单位 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 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 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 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 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 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 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 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 调而来的。 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 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 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 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知会他。 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 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 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 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 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 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 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 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 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 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 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 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 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 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 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 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 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 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 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 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 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 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 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 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 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 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 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 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 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 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 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 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 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 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 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 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 队。一九四四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 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 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 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 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 (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 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 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 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 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 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 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 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 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 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 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 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 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 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 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 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 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 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 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 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 (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 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 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 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行如 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 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 威。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