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 of Qian Ning's <<Studying in U.S.A.>>
     6/21: "The Weapon for Life's Struggle"

    出国留学之路，犹如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中间，有四渡
赤水，有雪山草地，也有围追堵截。途中，有人会倒下，有
人会脱队，有人会动摇，只有少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人
才能最终走到目的地。

    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则是学外语。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语录，人
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熟知，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
是在８０年代以后。

    中国的外语教学在“文革”中几乎完全停止。到了“文
革”后期，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渐地恢复起来。
我在小学先是为了“反帝”学英语；到了初中，又为了“反
修”而改学俄语；上了高中，又改回来重学英文。我至今还
记得在小学学的、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用的两个英文句子：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ｉｓ  ｏｕｒ  ｒｅ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Ｗｅ  ａｒｅ  ｈ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ｄ  ｇｕａｒｄｓ。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８０年代开放之初，中国青年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大学
时的一件轶事：一个女同学在食堂吃完饭，推门出去的时候，
碰撞到了一个正要从外面推门进来的男同学，于是万分抱歉
地说了声：“Thank You.”（谢谢！）让门外的小伙子捂着被撞
疼了的头回味了许久。在出国考试的考场上，也常常可以看
到这样的情景：临考只有几分钟了，还有人抱着《广播英
语》在临阵磨枪呢。在美国，一个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告
诉我，他当年参加出国研究生统考时，英语考了高分。不过，
那多半靠运气，因为英文试题是翻译恩格斯论《城市姑娘》的
一封信，他英文读起来虽有不少力不从心之处，但对马列原
著的中文译本却颇为熟悉，于是临场发挥得格外好。

    想出国留学，就先要学外语，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个翻
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于是，外语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国青年实实在在的
“人生斗争的武器”了。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年轻人学外语
的热情迅速高涨，而且变得无法遏制，我当年工作过的报社
里的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同事说，上班时，要少用点脑子，留
着脑子回家背外语单词。

    ……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出国前，我报名参加了一家名叫“光
华”的外语补习学校的“托福强化班”。学校设在西城区的一
所中学里，利用晚间空闲的校舍开课。

    我的课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学期两个半
月，学费１５０元。同时，学校还开有其它班，像什么“语法
精修班”、“高级会话班”、“商业英语班”。学校广告上吸引我
的是：“由留美硕士、美籍人士授课”。

    ……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学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搭话。
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
同的“革命目标”——出国留学而走到一起来的。

    ……

     上了两次课，笔记记了三页，学校负责教学的那位老职
工来到班上，宣布换教师。…

    新来的老师是一位叫贝尔的美国小伙子，黄头发，蓝眼
睛，看上去不到２０岁。他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像许多美国
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周游世界，一边漫游，一
边教英文。

    新老师的英文自然是完美无缺了，只是他那时大概还根
本没听说过“托福”什么的。
 
    第一天上课，他坐在讲台上，告诉大家他准备教大家一
些真正的英语。当然，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不过，贝尔的
课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语，而是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感受。他
说，他有时不理解中国人。一天早上，他骑车从东大桥上过，
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围在旁边看。使他奇怪的
是，所有的人只是围观，可没有人上去问一声：怎么回事？需
要不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理由
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应该上前去问一问；你要是不
想管，就赶紧走，别站那儿围观。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外语“强化”过程因“六·四”事
件而中断。

    令人惊奇的是，７月初，当北京的秩序稍一恢复，这所外
语补习学校就顽强地复了课。可惜，当时没有一个外国记者
注意到这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的最早迹象。

(6/2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