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读书》,何去何从 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08月23日出版 31/2004 总第193期   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帜的时候,现在,《读 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本刊记者/曹红蓓 □孙冉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读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肖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对外开 放,《读书》为国人接受一些国外的思潮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读书》所挖掘的素材就比较平淡 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浮光掠影,不深入也不太系统。这和读者的心理有关 系,人们渴望知道得更多。我问过身边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都很少看 《读书》了。他们觉得不解渴,内容太过普及。   其次,《读书》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关注得不够。比如说,城乡社会的二元 结构、弱势群体、民主化的思想进程、言论自由,这些真正的思想问题关注得不 够,力度冲击力都不行。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界应该有那么本杂志作为一面旗 帜的时候,《读书》似乎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   这个杂志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原来是比较认可的,发行量也可观。但是现 在好像比以前弱了。那些作者不是厚积薄发的,而是顺手拈来,比较轻率。可能 也是名气大了,和杂志编辑的关系较好吧。总之给人感觉沉淀得不够,内容过于 浮泛。   《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识人的不同的声音   新闻周刊:面对《读书》的变化,你有什么想法?   陈四益(原《了望》杂志编辑。1990年开始和丁聪先生合作,丁画漫画,他 用文言文写解释):实际上,现在的编辑想法我不太了解,只是原来的杂志我比 较喜欢看,现在有些看不懂了,看得太累了。老板是三联书店,老板想怎么办读 者是无法左右的。读者只能喜欢看就接着看,不喜欢看就不看。也有些老读者说 他们现在不再买了。回过头来,《读书》的编辑又告诉我说他们的发行量没有下 降还有上升。说明还有一些人喜欢现在的风格。   当初,沈昌文编时,这个刊物是作为思想评论来办的。   而现在的《读书》偏重一些学理的介绍,成了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发表的 文章在做学问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典范吧。现在的主编汪晖、黄平,是社科院出身 的,可能就喜欢这个思路。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我关注它1997年后的变化,也公开批评过这种变 化。知识人不缺少的是发表学术见解的地方,而如果少了《读书》老传统,就意 味着知识分子少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表达公共关怀的场所。   一种传统的价值,全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更易它要小心谨慎才是。学者 陆建德说过,“传统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标准。”而我理解“标准”的形成不但需 要时间,更需要继承者的耐心和无我的追随。《读书》发出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知 识人的不同的声音——他们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和议论,最重要的,不要是一家之 言。   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   新闻周刊:您觉得《读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贾宝兰(《读书》编辑):读书有变化,但我认为主要是风格的变化,总的方 向并没有改变。   现在与以前比,有两个变化:首先是当初创办《读书》的人都是知识界、出 版界的老人,影响很大。他们除了给《读书》以准确的定位以外,又吸引了许多 的作者。到了90年代,这些人逐渐的离去。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变化。80年代是读书最火的时候,但到80年代末那些作者 有的出国,有的下海,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人少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 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至少他们经过文革,经过上山下乡,对当时中 国的问题脉把得准,加上人文功底也比较好,行文练达。当时《读书》的影响离 不开他们。之后比较年轻的一批作者取而代之。   新闻周刊:您认为《读书》的变化反映了什么问题?   贾宝兰:时代的变化。人们都说,大动荡时代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旧 的价值体系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80年代的《读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 时期。但渐渐的一切走向多元。那一代人身上的以社会为己任的执著被年轻一代 的价值多元取代。   新闻周刊:您对《读书》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国华(笔名陈徒手,《读书》老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我希望《读 书》能变得更好读一些,现在论文的痕迹太重了,读起来很累。另外,相同类型 的刊物比较多,与《书城》、《万象》相比较起来,《读书》不好读就更明显了。   总之,我认为《读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应该立足制 高点的地位。许多读者想通过《读书》来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在干什 么。 读书人的《读书》情结   8月15日,记者约好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采访沈昌文先生,没想到巧遇丁 聪夫妇。   丁聪先生是在老伴的陪伴下到编辑部拿稿的。很难想象,一位年届九旬、重 病缠身的老画家,现在还在给一本杂志画版式。32开配一副图的封面,简洁的版 式,还有每期必有的一两副漫画,读书的标准像25年不变,就是因为有了这“从 一而终”的丁聪。   为读书作画是丁聪生活里一桩顶顶重要的事。他盯稿子盯得很紧,稿若没按 时来,就急得亲自到编辑部去取。这位抗战时就开始漫画创作、并曾在香港创办 《良友》杂志的老画家说,他真的“欢喜这份工作”。   不变的丁聪经历了《读书》的好几茬领导。“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沈昌文 曾在办公室里做红烧肉和宁波炝蟹食诱他,范用待这位性情酣醇的老友更如家人。   对《读书》割舍不下的情怀是几位老先生共有的。《读书》早期惟一的编辑 史枚先生现已去世多年。据说,他最后倒在书桌上的时候,手边就摊开着《读书》 的稿子。   在《读书》的第一批作者中,有吕叔湘、王祖良、张中行、金克木等国宝级 学者,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和知识的命运始终非常关切。其中, 张中行和金克木是只给《读书》供稿的。   沈昌文回忆说,每次到金克木家,老先生都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告辞的时候, 在楼梯口还要拉着他说上十分钟的话。金先生常笑说身体不行,这可能是最后一 次供稿了。但后面不断有稿过来,而且一寄就是三篇。吕叔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坚持每月到编辑部开会。还随身携带勘误表,指出文中的错字。不能亲自来时, 就写一封信给主编交流感受。   《读书》的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还记得,90年代中 后期,《读书》杂志的活动比较多。   那时经常过两三个月大家就聚会,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参加,像于 光远、丁聪。参加《读书》杂志的聚会是一种知识和趣味的旅行,能遇到一些只 闻其名未曾见面的朋友。每次去都很开心。   陆建德认为,《读书》在文化界的影响是和众编辑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接 触比较多的是赵丽雅,“她看上去像个工人,剪一头短发,说自己文化大革命时 是抄刀卖西瓜的,很不拘小节的样子,但其实是个很好的学者。”   赵丽雅现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诗经》研究,她中国古典文学工夫很深 厚,在中国散文方面也很有追求。很多年前,她给陆建德写信约稿,字很娟秀, 内容文绉绉的,陆建德看人家信写得这么认真,也就不好意思推辞了。而且赵丽 雅连他的生日也记得,这让他大为感动。   1993年深秋,《读书》的追随者刘苏里(现为万圣书园负责人)第一次造访 《读书》编辑部,震惊于房间的逼仄和其乐融融的气氛,最具代表性的物件就是 那间不足30平米的办公室里煮咖啡的“厨房”。   1996年,《读书》就要搬出阁楼了,刘苏里身不由己似地再次来到编辑部, 心里想着向那块写着“《读书》编辑部”斑驳字样的小牌子道别。编辑吴彬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开放了一间隐秘的“藏宝室”,里面堆放着好多书。关门时 她调侃说,“你算是幸运的。”很多年后犹记得,吴彬说话的那一刹间,脸上分 明飘过了一丝留恋、惋惜和无奈的神情。   也就在当年,沈昌文去任,汪晖继任主编。刘苏里隐约感到,编辑部搬迁到 大厦里告别的不只是“阁楼”,或许告别了一个时代。 (XYS2004090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