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创一流大学需借鉴什么——科大校长访谈录 《科技日报》 2001年3月02日 今年初,在英、法、意、德等欧洲大学的邀请下,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院士率团,用半个月的时间考察访问了欧洲四国的大学,在朱清时 院士归国后,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欧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汇聚了众多历史悠久的著名高 等学府。您在欧洲期间,访问了包括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能 否就这些大学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以及如何进 一步推动我国与欧洲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谈谈您此行的感受? 朱清时:这次我们代表团访问的大学中,有几所是我曾工作过的,如 牛津、剑桥、诺丁汉和巴黎南大学等。此次重访旧地,我明显感到我国在 欧洲的威望有了显著提高。诺丁汉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坎倍尔 爵士告诉我,诺丁汉大学新选了中国的杨福家院士作为他们的校监(Chan cellor)。我认为这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明显表明我国在英国的影响日 益增大。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大学的校监一般由政治 家、知名人士或贵族担任,例如剑桥的校监为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校 监是一所大学的象征,虽无实权但有很高的荣誉,学校的学位和毕业证书 均盖有校监的印章。坎倍尔校长及其他很多欧洲的教授都说,在欧洲的很 多大学里,最好的外国留学生是来自中国。他们认为在21世纪,中国的青 年有极大的潜力。因此欧洲大学要国际化,必须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吸引中国的青年人才。 记者:国内媒体在报道杨福家院士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时, 几乎无一例外地报道他是出任了“校长”,请问,“校监”和“校长”有 何本质的区别,聘请“校监”是否是英国或欧洲的一种制度或贯例?如果 这一点我国也要“和国际接轨”的话,中国科技大学是否也会在国内外聘 请优秀的人才当“校监”?比如,中国科学院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下 属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准备按国际惯例,实行理事会制度。 朱清时:“校监”是意译。“校监”与校长的关系就像英国女王与首 相的关系,前者是象征性荣誉性的,不能干预具体事务;后者则是掌实权 的。香港和英联邦的一些大学也有此制度,但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设 立“校监”,我国也不会这样设立。 记者: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在内的我国一些名牌大学,提出了要建设一 流大学的目标和具体构想,访问欧洲的多所名牌大学之后,您对此有何比 较? 朱清时:我在与牛津、剑桥等欧洲一流大学校长、副校长会谈中,明 显感到建设一流大学,声誉与品牌至关重要。一所大学良好的声誉与品牌 就可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习,而学校的声誉和优秀的学生又能吸引高 质量的教师来学校工作。优秀的学生与高质量的教师接着就会吸引更多的 经费支持。这样的良性循环是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共同的特色。比如英国 的剑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的 例子。他们在向我介绍办一流大学的经验时,都强调了大学要有良好的声 誉。 一所学校的名称不是件小事,它是多年奋斗、积累创出来的声誉和品 牌,要无比珍惜和爱护。欧洲的一流大学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与品牌。如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居里夫人的母校),迄 今未更名为“大学”,但是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际上很有知名 度,法国青年竞相报考。 在我国,有些学校不珍惜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校名改来改去,喜欢用 大而空的名字,弄得国内外都不知道这些学校是干什么的。介绍的时候只 能说“这是过去的×××学校”。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尽管所处的地理位置 不太好,但学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国内外已享有良好的声誉。我 们要珍惜和维护这个声誉,这也是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 素之一。 记者:英、法、德、意这欧洲四国大学之间的教育体制有何明显的差 异?比如德国为何没有设立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而只有硕士以上学位?它 的学位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 朱清时:通过这次考察,我明显感到欧洲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多种多 样,这里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 英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当然是牛津和剑桥,学生进入各个学院,学院与 系平行。学生在各个系里上课,吃住则在学院。每个系的学生分散在不同 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不同系的学生,相互学习,氛围很好,十分有利于 学生全面发展,但这种模式投资很大。 法国最好的学校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 培养精英型人才,招生数很少,师生的比例为1∶1。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每年报考人数约15000人,只录取200人。学生毕业后不授学位,只发学历 证明,但依靠该校良好的声誉,毕业生找工作很容易。 意大利的高等学校都是普及型的,特点是宽进严出。如罗马大学有17 万学生,只要是意大利公民,高中毕业且统考成绩合格,交学费(约合一 个工人的月工资),均可就读。如果学生学习不努力,就永远不能毕业, 估计入学的学生中只有40% 的学生能毕业。帕多瓦是个小城,但帕多瓦大 学也有5万多名学生。这种普及型大学也可能出高水平的人才,但最大的作 用是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质,中学生没有走高考独木桥的压力。 每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都很复杂,难以作一些简单的比较。德国没有大 学本科学士学位,但是大学毕业授毕业文凭,国际上已经把德国大学的毕 业文凭等价于本科学士学位,因此不存在“接轨”的问题。过去我国大学 也只给大学毕业生发毕业文凭,而没有授予本科学士学位,现在改为文凭、 学位两者都给似乎并无必要。 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国的人 口包袱沉重,应多种形式办大学,满足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受高等教育的要 求。要借鉴欧美办普及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经验,学生宽进严出,不住校 (因此只能就地招生),为他们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外,要努力创 建若干所一流大学,培养精英型学生。杨福家院士当选为英国诺丁汉大学 校监,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与骄傲。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诺丁汉大 学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去那里。欧洲其他大学争夺 中国人才也很激烈。我们如不建成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年 轻人才会被吸引到欧美国家去。 记者:您谈到多样化教学,培养精英型学生,使我联想起中国科技大 学在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大学少年班”,《科技日报》早些年对首 批毕业的那些“少年大学生”曾做过追踪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办“大学少 年班”迄今已有20多年历史,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去年媒体曾有过报道, 国内某著名大学在办“基础科研学生班”,有人戏称是“未来中国科学院 院士预备班”,您认为这样的班是否称得上是“培养精英型学生”的一种 尝试?中国科技大学有否办类似学生班的打算? 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尽管也出过各种问 题,但是总体上“大学少年班”是成功的。中国是个大国教育体系,办学 应该多样化,有包容力,无论“大学少年班”还是“基础科研学生班”, 都应该包容并允许其存在。中国科技大学目前只打算继续办好少年班。 记者:中国科技大学既是我国知名度甚高的一所大学,又是中国科学 院的一个研究机构,解决好大学与研究所结合难的矛盾,为国家科教体制 改革作出贡献, 欧洲有什么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朱清时:大学应与专业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我国科研教育经费和资源 有限,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科研资金与资源。专业科研机构有很好的设备, 科研水平很高,但缺乏年轻人才,而大学拥有大量学生,但设备相对较差, 二者紧密结合正好优势互补。本着这种认识,我就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后, 着力提倡我校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的合作,希望努力办好双方合作成立 的高等研究院,但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意。因此,在欧洲访问期间我带着这 一问题作了重点考察。 在欧洲这四个国家里,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合作得较好。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些国家的学位管理和学位授予权都归各个大学。研究所别无选择, 必须和大学合作。而我国的研究所有学位授予权,因此缺乏与大学合作的 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些国家,论文或成果署名单位有很好的传统惯例, 研究生的论文或成果署名权归研究项目的投资方,一般为研究所。而在我 国,统计论文或成果往往只统计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而论文数量这原本 并不重要的数据,恰恰又成为了评价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重要指标,结 果大家都要争,使得署名权争执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在欧洲的这些国家, 作者的单位都可以算,堪称“双赢”。例如,德国马普学会和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非常类似中国科学院,他们有很多研究所,资金也很雄厚,大学很 羡慕他们,都愿意致力于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这些研究所也非常乐意与大 学合作,很多研究所就设在大学内,其通讯地址就是相应的大学。 记者:杨福家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出任诺 丁汉大学校监,是否也能看出大学和研究所两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朱清时:是的,杨福家院士过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又兼中国科 学院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从他所作出的成就,我们也能看出大学和 研究所两者之间,教学和科研是有互补性的。 (本报记者 郑千里)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