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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学化”的危害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不久前
来到清华大学，与新闻本科班的同学座谈。下面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范敬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
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
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
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
“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
“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
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
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
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
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我说：
“不能吧。”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
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
龄头上了。”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
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
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
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
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
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
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
虎。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
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我当
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
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
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10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
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
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
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
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
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
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
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
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
看到的只是王府井。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
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
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
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
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
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
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
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摘自2002年6月16－18日《报刊文摘》，刘鉴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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