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本文在《社会科学报》发表时有所删节，以下为原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作者：陈宁(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虫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以 下简称为“工程” )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 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 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 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 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 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 “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 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 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 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2003年4月， “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 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 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 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 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 《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 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 三千年“有史可查”。 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 ，使人说起五千年 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 ；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 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 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 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 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 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 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 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 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 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 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 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 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 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 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 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 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 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 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 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 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 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 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 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 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 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 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 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 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 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 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 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 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 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 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 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 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 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 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 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 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 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 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 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 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 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 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 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 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 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 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 《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 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 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 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 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 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 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 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 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 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 “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 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 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 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 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 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 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 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 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 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 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 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 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 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 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 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 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 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 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 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 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 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 “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 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 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 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 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 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 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 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 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 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 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 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 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 “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 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 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 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 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 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 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 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 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 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 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 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 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 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 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 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 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 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 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 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 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 《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 （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 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 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 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 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 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 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 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 “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 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 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 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 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 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 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 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 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 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 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 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 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 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 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 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 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 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 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 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 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 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 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 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 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 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 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 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 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 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 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 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XYS2004021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