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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大眼睛挑译本

张锐强 

　 我在文学上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古典的，大学以前曾经长期以
背诵古典诗文为能事；二是西方的，大学以后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曾经系统
地阅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到现在为止我的藏书
如果以出版社为单位统计的话，数量最多的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是译林出版社，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今我之所以一方面迂腐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在某些
时候又超前得难以被社会兼容，大概就是这种不均衡的文化营养所造成的结果。 

　 译本看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感慨，比如眼前这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域外小
说新译丛书”中的前苏联小说《暴风雨》。既然是“新译”，而且从版权页上看
也的确是1997年8月的第一版，想来必然会有新的地方吧，一读果然如此，只是
那种新是“马脚”随处可见的新，令人难以卒读的新。刚开始就有个词“托木枪
兵”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国的游击队的确有这个光荣传统，好像小兵张嘎就是
拿着木头枪缴获了真家伙的，但在二战的西方战场上还从来没见过拿着木头枪冲
锋陷阵这样的报道。它在书中的出现频率相当高，想跳都跳不过去。读了不少外
国小说，也穿过几年军装，自认为在理解上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因此这个阅读
障碍很让我上火，套用一句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的话，就“像饭里的沙砾
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不期待的伤痛”。思来想去，读到三分之一的
时候我终于明白它是“冲锋枪手”的意思。冲锋枪以前有个称呼叫汤姆枪，原因
要么是一个叫汤姆的人发明的，要么由一个叫汤姆的公司最先生产。“冲锋枪手”
翻译成“托木枪兵”，你说它多么令人耳目一新。类似的新颖之处书中还有不少，
好在它们都还比较好懂，比如“专家”翻译成“专门家”，“通讯员”翻译成
“通信员”，不像“托木枪兵”这样费解。 

　 在封面、封底和版权页的署名上，都是“爱伦堡著、罗稷南译”。我越看越
不对劲，找到“托木枪兵”的答案后再仔细寻找，终于在版权页的页眉处找到了
蛛丝马迹，它的确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以前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注明，现在之所以
要藏着掖着，看来还是有些心虚，否则书中注释里的那么多“未详”也无法向读
者交代。 

　 翻译如同翻拍和复印，每经过一次都会损失若干信息，复印到最后只能是黑
糊糊的一团。有那么多的俄文翻译，小说本身又不是没有俄文版，为什么非得经
过英语转译呢？我不明白。而且即便是翻译英语，译者的水平也很有限，这是可
以确定的，我不理解的是这样的书最终如何通过初审与终审。 

　 以前看译本发现了许多值得信赖的品牌，比如傅雷的法译本，巴金、草婴、
力冈、丽尼的俄译本，张若谷、张友松的英译本，高慧勤的日译本等等，近来市
场上这样的品牌正在呈下降的趋势，出现了许多不熟悉的名字，质量总是让人不
敢放心。前些日子曾经看到过一本书《卑微的神灵》，是一个印度女作家用英语
写的，据说语言很好，得过布克奖的。本来想买一本，但是翻译将我吓坏了：两
个合作者中间一个是搞医的，发表过医学论文若干，另一个则是从文的。一看就
是前后配合、粗细搭配的结构：干医的那位粗通英语，他先翻译出来，然后由搞
文的那位加工润色。你说这样的译本如何阅读。 

　 上当的次数多了，我也悟出了一些笨办法，首先是对合作者一票否决。文学
不是打仗，讲究人多力量大，它是最个人化的活动，因此一般合作不出个好来，
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文中的粗细搭配结构。但仅有这个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像
《暴风雨》这样将拙劣隐藏得相当深的译本，因此还是选择专业出版社比如上海
译文和译林为佳。至于实际情形是否如此，那就要各位书友自己体会了。 

（2001年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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