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再审“山西疫苗案”与“海城豆奶案” 　　作者：方玄昌 　　在10月23日举行的“医学科研工作者与媒体角色互换”活动启动仪式上，朝 阳区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向在场记者透露了一个信息：在一年半以前那次所谓的 “山西疫苗案”被报道之后，他所在辖区内疫苗的接种率下降了近一半。 　　有关“山西疫苗案”的那组报道，也正是笔者受邀为这次活动所做的第二场 报告“新闻记者必备的科学素养”所举的案例之一。 　　实际上，2010年3月份这一“事件”刚被报道，笔者便曾以《山西疫苗案潜 藏危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将这些患儿的症状简单地与之前接种疫苗相关联， 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刊登那组报道的媒体也声明“本报的报道并未对近百名患 儿的死、伤必定系由疫苗导致作出判断”，但报道中将两者相关联的指向显而易 见）；随后卫生部发出调查结论，认为这些病例的出现属于偶合事件。 　　并不需要太专业的眼光，公众只要认真思考、比较就应该能判断出，针对这 些病例，卫生部的说法相对要可信得多——疫苗再怎么常温暴露，以及接受了其 它各种不当管理，也不太可能导致患儿出现那么多种复杂症状（具体分析见《山 西疫苗案潜藏危机》）。 　　但针对卫生部的声明，有媒体和网络评论提出质疑，比如南方网发出评论文 章《当公众质疑遭遇“偶合”》，对“偶合”解释表示强烈质疑。尽管这些质疑 并非基于专业分析，但其声势远远超过了对最初“山西疫苗案”报道的质疑声。 　　这些质疑，也代表了民众的想法，后续疫苗接种率的急剧下降即是见证。疫 苗接种率的下降，尤其是针对狂犬、破伤风等疾病的疫苗接种率的下降，对于民 众健康而言，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造成这一恶果，政府在危机处理方面的方式不当，需要担负一部分责任。最 初的报道出来之后，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组织业内专家给大众做解释，相反，众 多知名专家被有关部门“打了招呼”，被指令不要接受记者采访，这给媒体圈可 能为同行纠错的后续报道设置了重重障碍。卫生部最后发布声明，以“统一口径” 的方式来作答，但这种方式的传播效果并不好，反而导致媒体和公众的进一步怀 疑——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机构长久以来一贯使用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 让政府的解释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但本文要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作为始作俑者的媒体人，在此问题上应当 承担怎样的责任。由于报道涉及专业问题，而那组文章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严格意 义上的第三方专业人士的声音，导致文章对所调查患儿的病因判断产生严重偏差， 无意间异化甚至夸大了疫苗存在的问题；文章的刊出和传播则导致前文所述疫苗 接种率的下降。 　　笔者这样下结论，并非要全面否定那组文章（它指出山西当地疫苗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更没有否定文章作者的正义感。然而，尽管 作者报道的初衷是着眼于百姓的健康，但文章刊出后的客观结果却是给社会大众 带来了健康隐患；与此同时，这类报道将使作为“明眼人”的业内专家对记者的 专业能力失去信心，加深了中国原本已经存在的科学家与记者之间的鸿沟（本次 活动中有多位卫生领域的专家表示出这一点）。 　　不当报道导致社会付出原本不必要付出的代价，“山西疫苗案”并不唯一。 8年前（2003年3月19日），辽宁发生了“海城豆奶案”，数千学生在饮用同一公 司生产的豆奶后先后出现“中毒”症状；两年之后，这一事件被媒体重新高度关 注，原因是当时“中毒”的患儿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遗症”，甚至有患儿 由原先的三好学生变成了痴呆儿。 　　一包豆奶，用了怎样的生产过程、加了怎样的配料，才能具有如此神通，令 饮用者出现五花八门的症状及后遗症？稍具医学常识的人都应清楚，这样的豆奶 实际上不存在。况且卫生部专家调查组的检测结果显示，学生所饮用豆奶，30多 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但另一种因素却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群体性癔症，尤其是在某些条件刺 激下得到加强的群体性癔症。这种情况在几年后的“安徽疫苗事件”中出现过。 　　海城豆奶案，从数千学生在饮用豆奶后陆续发病的过程（持续了数日之久） 可以看出，发病学生的数量明显随着当地电视台及其他媒体的报道而发展；而除 海城之外，出自同一家生产商（鞍山宝润乳业有限公司）、加工自同一套机器 （全电力、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半封闭式机器，并非手工作坊）、同时发 送至其他城市众多学校的豆奶，饮用者均未出现问题。 　　即便豆奶真有“抗营养因子灭活不彻底”等问题，其引起的症状也不至于如 此严重、仅出现在一个城市、同时发病滞后如此之久。 　　而上述一切信息，均符合群体性癔症的特征。如果真是这样，海城数千学生 “中毒”，最初出现症状的学生病例可能与豆奶有些许关系，也可能只是一种 “偶合”现象；而后续病例，尤其是症状向不同方向发展而出现的“后遗症”， 更主要是媒体高强度报道这一事件、“催化”并强化了群体性癔症所导致（当然 不排除有患儿在发病后两年中遭遇其他伤害而导致“后遗症”的可能）。这次事 件，媒体的不恰当报道、过度报道较直接地造成了数千当事学生的健康受损。 　　这一推测还有待专业调查来确证，但显然比当时媒体及部分检测人员所给出 的解释“豆奶煮熟不够导致学生中毒”具有说服力。 　　令人略感意外，当时参与调查的众多专家，在既有检测结果与学生群体“中 毒”的实际情况出现如此明显的矛盾之时，却并未往群体性癔症这个方向考虑。 笔者曾经于2005年赴海城实地调查此事，但遗憾的是，在成稿之前，中宣部叫停 了这一事件的报道——即算是迟到的媒体圈自我纠错，也被这一“叫停”终止了， 这组报道迄今未能成稿、刊发。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负面新闻、以及负面新闻出现后对政府不利的解释， 总是更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共鸣；在接受这些信息时，公众往往不能冷静判断其准 确性与可靠性。正因如此，媒体人在处理此类报道时更应谨慎，应该有意识在报 道之前就替受众把关，重视专业判断、听取主流专家意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而不是单凭满腔正义感在支持新闻工作。 　　本文原发在《财经网》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1-10-28/111184034.html 　　因网络编辑改动，与博文略有出入 (XYS20111029)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