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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不快遭遇
　　——致商务印书馆领导和编辑们的公开信

　　日本北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 邓红

　　在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之际，借“我与商务印书馆”征文活动撰写文章，
本来应该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者是感激谢恩的好话。但俗话说，“忠言逆耳
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此时此刻写点逆耳苦口之言，对贵商务印书馆不啻
一副清醒剂，或可真正达到“征文活动”的原本目的。

　　我与商务印书馆只打过一次交道，那是2005年的事。是年有朋友(匿名)委托
我翻译贵商务印书馆组织的一部“日本学术文库”中的一本《日本的神道》(津
田左右吉著，邓红译)。我在半年之内翻译完此书，于2006年交稿，本来想最迟
也可能会在2007年出版吧。

　　2007年夏天，我出差到北京，临行前，朋友给我说，我们翻译的“日本学术
文库”在出版方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我去北京时访问一下贵商务印书馆，
找某某编辑(匿名，据说刚退休，有必要的话可以告知此人名字)谈一下。

　　到了北京以后，我电话贵馆某编辑，告诉他我来北京了，顺便问了一下我的
《日本的神道》的出版情况。谁知某编辑一听电话就说，那套“日本学术文库”
本来说好是和日本岩波书店合作出版的，但是由于我们(贵馆)和岩波书店在一些
书的版权方面有争执，岩波书店居然(他很气愤)将恰谈中的“日本学术文库”的
版权问题全部搁置下来，希望我们回日本和岩波书店说一下，云云。我听到这样
的话，完全目瞪口呆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和日本最有名的出版社之间的纠
纷，和我们这些一般译者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不出这本书呗。以后在也没有理
会这件事了。

　　直到2009年底，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才由贵馆出版，那已经是交稿后4
年以后的事了。版权问题也不知是怎么解决的。顺便说一句，“日本学术文库”
第一本《风土》的出版是在2006年9月，和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相差三、四
年之久，而且据说这样珊珊迟来的出版，在贵社是家常便饭。我们不禁要问一句，
现在还是如此吗?

　　时间问题是家常便饭，版权问题不明不白也就算了。更为严重地是，贵馆的
翻译著作经常性的严重违反学术规范。

　　以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为例。从下页第一章图片可以看到，封面上只有
作者津田左右吉的大名，没有译者邓红的名字。同样，书的背脊上也只有作者的
名字，没有译者的名字。(图片省略)

　　再来作一下对比。下页第二章图片是我200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封面上(日)岛田虔次 著，邓红 译的
字样。书的背脊上也有同样的字样。

　　如果说这是一个偶然(其实也不是偶然，“日本学术文库”全套丛书都是如
此!)的话，我们再来看贵馆出的几本译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没有打过译者的名字。(见图片)

　　2014年1月出版的《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也没
有译者的名字。

　　再来比较一下所谓地方出版社的译著吧!最后一章照片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封面(含背脊)上都有译者的字样。

　　在中国，现有法律对作品署名顺序和署名位置都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贵商务
印书馆一贯钻法律空子，不愿意在封面和背脊署上译者的名字，好像署上译者自
己就会吃亏似的。其实何苦呢?譬如你们的那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很多译者都是国内知名学者。然而，作为国际国内的学术规范，却都要求译者和
原作者一起署名，所以除贵商务印书馆以外的出版社的译著都是译者和原作者一
起署名的。

　　学术规范乃天下公器，犹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能
够特殊。本文早就想写，因各种原因未能动笔，也曾有“算了吧”之类的想法。
此次借“我与商务印书馆”征文之际，特撰此文应征，希望能对贵商务印书馆有
所裨益，改进自己的出版工作，也为众多的译者出头打个抱不平。

　　2015年6月7日于日本北九州大学

(XYS201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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