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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刘凌商榷“寻学界腐败根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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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学术本身与其“载体”的不同，的确刘凌的分析比亦明的文章上了个台
阶儿。“载体”里又分教师（研究人员）和学校（研究）机构。刘先生把教师这
块儿给“摘”出去，的确也达到了“保护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的效果。同样是
“正名”，显然比科协那些“专家”们的见解高明。值得商榷的是，“腐败”的
模型是否是象刘先生想象的那样，是个“树”状的、有根可寻？寻根到“权力的
腐败”这种“常识”性的结论本身，是否是太平庸了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
还不如亦明的“激扬文字”，更不如陶老先生的“引经据典”。

　　既然如今“腐败现象的特烈”是因为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间上的原因，那么
这个“法则”具不具有时空间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复
数）的相应时期，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类“特烈”？如果能找到，一来可以在“学
问”上有长进，二来也可为国人“找平”某些东西。

　　凡事儿的原因一旦推到“权力”上，这事儿就不好说了。这种思路本身，令
人怀疑作者有过分崇拜“权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本身，恰恰又是中国知识界
世代相传的一个“劣根”。毛泽东讲知识界是附在皮上面的毛儿。至少在对于中
国的知识界，这个论断真可谓是入木三分。而被当政人这样看待的中国知识界的
存在本身，也是命中注定要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同样是利用刘凌的文中举
例，完全可以得到一个更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的结论：在“商品化”的社会转型
期，往往把一些本不应该商品化的东西、领域也都给“捎带”上了。以商品的定
义－－不为自己使用、专门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东西－－来看，问题发生在不
应该把“学校的学位授予权”、“学术”等等变成了货币的交易物。那么解决这
类问题的方法就是要象保护珍贵动、植物一样，在人类活动中设法保证不应该被
商品化的东西不被商品化。镜子以为，这才叫个“理儿”。

　　面对着动物园里的“怪物”，是叫“四不象”，还是叫“麋鹿”，大可不必
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仔细观察此“怪物”，看它吃什么草，拉什么屎等等，
有的是需要了解的东西。

(XYS20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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