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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学术领域缺乏自纠功能

陶世龙

　　2003年12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蔡方华在《方舟子何时才能卸下“英雄”
的负担》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学术领域似乎缺乏一种自纠的功能，如果没有方舟子这样的“异类”出现，
造假吃假的现象似乎就能通行无阻。

　　虽然我是个“退役者”，而且还有人说：“一个远在加拿大的人，对中国国
情又了解多少呢？仅仅是文字功夫两个字：可笑”。还有“靠女儿养老的人，懂
个狗屁！”这样的评价 ，但我还是要发点议论。

　　至少我知道论文摘要不能等于学术论文。

　　当事人清华大学常智杰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把这些国际会议
摘要放在网上，“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这个人过去干了些什么事情，关注过哪些
问题。如果有同学想报考我的研究生，或者同行对我的实验室感兴趣，他们可能
会想了解这些信息。”

　　能这样做应该说很好，中国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其实都该这样做，他们的
学术成就也应该透明化，以便于学术交流和接受公众特别是同行的监督。遗憾的
是他们许多人不要说没有自己个人的网页，不少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也不公开或者
干脆就没有。五柳村曾收到一位青年来信抱怨“在祖国大陆，人家院士博导硕导
们们是不屑于在网上抛头露面的，莘莘学子挤破了头考研考博，有几个知道自己
报考的老师都有些什么成果和兴趣？不是不想知道，是查起来太困难。”

　　常副教授是因把个人资料放在网上而有了麻烦，那些善于“藏拙”者，焉知
就没有类似的问题？还有王铭铭教授也是如此，如果他不把那本原著译成中文，
而就把外国人的著作翻译或改写成中文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岂不是要安全得多。
他们的问题是浮出水面了。水面下呢？我怀疑更多。

　　就我几十年来的接触，感到这里面固然有个人修养和品质的因素，更起作用
的，还有学术环境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政治与权力的介入，中国的学术已失去“自我”，又从何谈起自我纠
错。

　　学术并不是由学术界按学术标准独立作出评价。在文革前，政治标准是明确
放在首位的，评学部委员，生物学家胡先骕落选即一例，人文学者顾颉刚等不被
接纳，政治上的考虑更为明显，这是在学术的最高层次；在基层，问题更多也更
严重，提职称，不仅是右派，右倾也无望。文革后，政治要求终于较前有所宽松,
但仍可以作为使你驯服于领导的手段，权力对学术的干预依旧。

　　再次是金钱的冲击。

　　文革后，国家对科学和技术重视，和市场的需要，金钱投入大量增加，加上
领导从外行换成内行，使以学术之权谋私成为可能。

　　过去外行的老干部当领导，不懂专业，他有革命的本钱，也无须乎和知识分
子在学术上争短长，现在是内行领导了，当了官还要当这一行的权威，本来如以
此激励个人加倍努力，无可厚非，但如利用近水楼台，以公器为私用，则对学术
的发展起着外行所没有的阻碍作用。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非罕见。

　　如果自己真能成为学术权威，犹有可说，而有些人权钱在手后，远离学术而
成为学术把头，侵夺他人劳动，亦如范进中举，自有人投靠，甘心效命，成为周
瑜打黄盖。盖有能力者出学术成果不难，但要发表著作，申请项目，则不容易。
如能投靠有权势者，虽被他人占去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能见天日，好歹还能分
一杯羹。由是，发展成为以学术为名目的利益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以
获得更多利益为能事，出了问题互相包庇，或舍卒保车，舍车保帅，都不奇怪了。
什么学术标准道德规范，还有什么用！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学人已失去了作为中国脊梁的那种骨气。

　　当然，在学术领域中搞腐败的仍是少数，但正直敢言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得封侯。”活生
生的样板就摆在那里。

　　一位在某名牌大学任教几十年的老友说，我们的面皮在过去那些年都已剥光
了，而人到此时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当然他是极而言之， 也不能都推给客观，
他本人就仍在坚守学术，甘于寒素。但当金、权之势如潮涌，好一点能独善其身
就不容易，随其流而扬其波者众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反腐败包括反学术领域中的腐败，是民心之所向。是谁也挡不住的。
最近新语丝继续揭露出一些案例，不仅是网络媒体的热点，纸质也有报道和评论，
就反映了这种趋向。

2003/12/22

(XYS200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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