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科学》杂志专题报道中国SARS研究——— 　　黄金机遇是如何失去的 南方周末　 　2003-07-24 　　7月1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在“新闻聚焦”栏目中推出了一组关于中 国SARS研究的专题报道。《科学》杂志编者在题头语中说：“富有积极进取精神 的公共卫生措施使SARS得到了控制，但是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 无二的机遇。现在，他们正在力争迎头赶上。”以下为该专题的主题报道。 　　3月中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开始失控。日内瓦的世界卫生 组织官员深为急迫的危险所震动，于3月12日发出“全球警报”。5天后，他们从 全世界招募了11个实验室，联手奋战，查找这个新疾病的原因。 　　机遇 　　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在北京城南一个装备很好的实验室里，一个由病毒学 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已经从最早一些患者身上获取的标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 他们把这种病毒接种到细胞培养基和乳鼠上，用他们的电子显微镜拍了照。他们 注意到，这种病毒有一个清晰的带钉刺的光环，属于一种人们还不知道会致人死 命的病毒：冠状病毒。到3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个研究小组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 证明这个新病毒可能确实和这次流行病有联系。 　　只有一个问题：他们没向世界公布。 　　当时，公开的口径是，被称为SARS的这场流行病是一种衣原体引起的，语气 柔和的微生物学家杨瑞馥说。他是发现了冠状病毒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小组的 成员之一。衣原体假说是资深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提出的。衣原体 假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杨说，要挑战这个假说“大为不敬”。 　　所以，这个研究小组既没有谋求媒体关注他们的发现，也没有通报世卫组织 网络中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否则，协调世卫组织这个网络的德国病毒学家克劳斯 ·斯托尔说，他们就有可能加快这个集体探索的进程，即使提前不了几个星期， 也会提前好几天。“这些科学家是第一个看到SARS病毒的，”最近访问了军事医 学科学院的斯托尔说，“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给斯托尔打一个电话，或者发 一封电子邮件，就可能确保杨和他的同事们在疾病史上有一个更突出的地位，甚 至可能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一两篇论文。“我们过于谨慎了，”杨现在不无惋 惜地说，“我们等的时间太长了。” 　　和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一样，这里的很多科学家都为失去了一次显示中国 正在增长的科研实力的机会感到难过。他们说，中国科学家本来是能够拿到锁定 病原，测序出其基因组并描述其如何致人以病的第一的。但是，正如一位科研人 员在一则广为人知的新闻报道中所说的，他们“败给了”外国竞争者。 　　但是，研究人员也决心迎头赶上。如今，很多研究所在忙于进行各种SARS研 究项目，中国政府把科学作为战胜这场疾病的关键武器，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 领导一个雄心勃勃的科研计划，这项计划涵盖了从流行病学到药物和疫苗研发的 各个方面。 　　世卫组织密切注视着这些努力———有时甚至予以某种程度的指导。虽然 SARS消失了，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和传播的紧迫问题仍没有答案———有些答案除 了在中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 　　误导 　　这个神秘疾病年初开始在华南的广东省爆发，对发病原因的推测也随即开始 了。当地一位专家认为是一种叫肺炎支原体的细菌作祟，其他人则瞄准禽流感；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香港男子和他9岁的儿子在去了一趟广东之后，死于一种叫 H5N1的禽流感。 　　就连中国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机构，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也难以找到答案。CDC主任李立明说，医生和医院不愿意提供样本。但是不管怎 样，他们还是搞到了几例，然后排除了一大堆病，如军团病和鼠疫等。接着，在 2月18日，CDC病毒研究所的资深微生物学家洪涛宣布发现了疑犯：他在两个死者 的肺组织中看到了衣原体样细菌。 　　衣原体臭名昭著，因为沙眼衣原体会引起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然而它的 两个亲族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肺炎衣原体是人际传播，而鹦鹉热衣原体则可以 通过动物传给人———也就是说，通常通过禽类传染给人。 　　即使如此，有些人当时就对衣原体的看法不以为然。广东省广州市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一直在一线抗击SARS，他知道抗生素对这种病不起作用，所以 显然不可能是细菌引起。CDC内部的一些病毒学家和广东省的一些同行也很怀疑。 　　证据也一直不很有力。在4月25日出版的一期《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洪涛报告说，在总共7个患者身上发现了“衣原体样颗粒”（他也在两 个患者身上看到了一种冠状病毒，当时已经证明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因）。但是 他不能进一步分离细菌或描述其性状，也没有在大多数SARS患者身上发现衣原体。 而且，对衣原体特异的抗生素对组织样本没有反应，这使洪涛认为，这是一种新 型的衣原体。但是其他人则认为，可能根本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不管怎样，衣原体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结果，没有几个科研人员加入这 一探索；想继续研究的人却很难获得样本。比如，因水稻测序而名声大振的北京 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的科研人员就非常想帮忙。在疫情爆发初期，BGI副主 任汪健数次飞往外地，却都空手而归。“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的同事于军 说。 　　不过，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还是设法很早就介入了。由祝庆余和秦鄂德领 导的军事医科院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展开了病原学研究；他们 热切地告诉《科学》，他们为锁定病原所采取的步骤和时间表。他们说，2月14 日，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从广东拿回几例在部队医院获取的令人垂涎的患者样 本。2月22日，他们已经设法将样本中的某种病毒接种到所谓vero细胞上。2月26 日，亦即世卫组织将疾病命名为SARS之前两周，他们在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上观 察到冠状病毒样颗粒。 　　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世卫组织的斯托尔说，类似的求索发现了各种病原 体，因为人身上都携带有若干微生物。但是，杨说，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比香 港大学科研人员早好几个星期，该研究小组就发现，SARS患者的血清可以抑制这 种病毒的生长———这是显示一种分离出来的物质和一种疾病的相关性的关键实 验。但是，由于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只有几个患者的血清，他们感到挑战名家 的底气不足。“我们想有十足的把握。”杨说。 　　3月17日，SARS已经爆发成全球性问题，斯托尔的网络当时还没有吸收一家 中国大陆的研究组。网络成员已经开始每天开电话会议，将自己的发现贴到一个 内部网站上，并且相互通过快递交换样本和试剂。他们的工作进展神速；到3月 24日，他们已经指向冠状病毒，3周以后，他们表明，这种冠状病毒能在猴子身 上引起类似SARS的症状，从而完成了确定一种新的传染病原体的最后一个标准。 但是斯托尔事后说，假如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发现，那个更 大的研究组织就有可能更早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中国国内，国际上对冠状病毒理论的一致意见没有受到热烈欢迎。3月间， 为他们所看到的世卫组织每天的报告和他们自己更新更多的扎实数据所鼓舞，军 事医科院的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发现上报给卫生部。 　　但是有关部门仍然坚持衣原体理论。这就造成了另一个机会的丧失。在BGI， 科学家们不能够对新病原体展示他们的测序能力，因而越来越失落。正式的原因 是，有关安全条例禁止病毒的传输。但是BGI的研究人员也怀疑其他实验室掌握 着病毒不放，好自己测序。“就好比你手里拿着割草机，”于军说，“而别人却 想用剪纸刀来做这个工作。” 　　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研究人员们说，气氛终于开始松动。BGI主任杨焕明说， 4月14日，安全条例解禁了。当天晚上，军事医科院的研究人员将病毒RNA样本送 到BGI，凌晨两点钟，测序机开始运转，吐出一个个基因字母。但此时，BGI的研 究人员已经知道，他们也已经输了这场比赛。一天以前，加拿大温哥华BCCA基因 组科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把全基因组序列放到了网上。BGI拼出了4个不同 的SARS毒株的基因组，于4月16日登录到基因数据库里。 　　新风 　　军事医科院和BGI的科研人员说，他们最终还是扬眉吐气了。4月20日，卫生 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对SARS疫情处置不当而下台，政府保证要全力以 赴抗击SARS。当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军事医科院，赞扬了他们那个实 验室的工作；下午，胡锦涛一行又前往BGI，了解测序项目和他们的SARS试剂盒。 　　由徐冠华任组长的全国抗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已经团结起不同政府部门和 科研机构的专家。他们一起决定展开95个科研项目，总投资超过1300万美元—— —在中国，资金到位的过程还很长。很多研究所也动用了自己的资源。“SARS可 能已经过去，但是对SARS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谦 说。 　　刘领导的医科院，包括在北京的4所医院，正在筛选药物，研发疫苗，并努 力开发新的动物模型。其他很多机构也在做这些工作。研究还包括对病毒的防护 ———如防护服和口罩等，以及疾病流行的数学模型。 　　一些成果正在出来。在北京清华大学，在英国牛津做了7年之后于1996年回 到中国的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让他的实验室暂时专攻SARS。为了让他的手下抓 紧工作，他把他们分成两个组，互相竞争。同时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的饶 子和说，现在他已经解决了SARS病毒主要蛋白酶的结构———这是能够有助于 SARS药物研发的一步。 　　这些研究有很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展。但是作为最早报告SARS和受 灾最重的国家，中国还有潜力回答关系到防止SARS复发的最重要的具体问题。在 过去3个星期里，世卫组织的斯托尔一直在中国访问，帮助确保找到答案。他最 关心的问题，包括寻找动物宿主（另有专题报道），目前在这方面得出的结果是 混乱的，部分原因是两个主要的科研队伍几乎很少对话。 　　流行病学方面也有一些关键问题还是谜。报告的“疑似”和“确诊”病例中 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SARS？中国的控制措施中———从口罩，到“发热门诊”， 到路障———究竟哪些如此有效地阻断了疾病的流行？为什么中国的SARS病死率 只有6.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斯托尔说，也许对疾病的报告数字比实际多， 但是中国也可能对患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果真如此，如果SARS复发，他们的经 验就可以救命。 　　徐冠华说，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必须加强合作。由钟 南山领导的一个新机构将保证让大家妥当地分享分散在各个医院里的宝贵的组织 样本。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似乎很喜欢这种新气氛，纽约市艾伦·戴蒙艾滋 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说，他正在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开展好几个SARS研究项目， 并且上周在北京联合主持了一个科研会议。如果这个态度能坚持下去，那就会大 有好转，他说。中科院副院长陈竺说，SARS危机也可能增加对一直受到忽视的生 命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他说，中国需要一个确立生命医学研究政策和资 金投放的中心机构，像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那样。 　　与此同时，洪涛说，他仍然在试图发现衣原体感染对部分SARS患者可能的作 用。但是在与《科学》的短暂对话中，洪承认，冠状病毒是SARS的真正凶手。 　　对出生在台湾而在美国成为科学明星的何大一来说，洪的理论的兴衰成了又 一个宝贵教训。“中国人太尊重老师或长者的意见了，”他说，“年轻科学家应 当学会在数据不符的时候给权威多一点挑战。”这个教训，中国科学家现在已经 有了痛切的感受。（《科学》杂志记者马丁·恩斯林克报道，中国特稿社记者丁 逸旻、熊蕾协助报道，原标题为《中国失去的机会》，有删改） 　　 (XYS2003072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