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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

张绪山
光明日报

　　“学术腐败”在目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花样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但正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根尾巴无法隐去一样，“学术腐败”也是
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特征就是“私”字当头，无视学术道德。形式之一，就是
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不择手段地将他人成果攘为己物。

　　人们谈及时下的“学术腐败”，每每摇头唏嘘，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
古”。其实，学术腐败行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至少也是“源远流长”。且
举半个世纪以前的几个小事例为证。

　　十数年前，我读到一位吴祥麟先生发表在《中央亚细亚》1943年第2期第1号
上的一篇论文，题作《古代希腊人关于中亚和中国的知识》，印象十分深刻，对
作者的西学修养和文章的逻辑力量由衷敬佩。据文章末尾的介绍，这位吴先生是
当时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欣喜和惊讶共生，遗憾和惆怅
并存。欣喜和惊讶的是，几十年前就有人做出那样出色的研究成果来，感到前辈
学者的学问真是了不起；遗憾和惆怅的是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无缘向这位先
生求教，这样好的文章大概自己一生都写不出来。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完
全击碎了我心中的这个印象。我在国外读书时读到英国学者赫德逊1931年出版的
《欧洲与中国》（G．f．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原文时，
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将带在身边的这位吴先生的文章复印件对照来读，
发现竟是赫德逊著作第一章的翻译！这位吴先生拿别人的著述翻译出来堂而皇之
地充作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典型的学术腐败行为。

　　无独有偶。《季羡林文集》所收季先生1946年写的文章里也为我们保存了类
似的例证。据季先生说，当时读到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学者“著”的一部几十册
厚的佛学字典，怀疑不是作者的个人著作，经过对照知道是翻译日本人织田得能
的佛教大词典。但这位丁先生并不承认是翻译他人的作品，因为他自己也加入了
一点内容。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让天下人有机会一睹其风采，这位丁先生还在
书中插入许多个人不同时期的玉照，可谓为出名挖空心思矣。一位在剑桥大学任
教的德国汉学家发现这位丁先生“制造”大作的奥妙后，将结果告诉在德国留学
的季先生，使季先生也为这位同胞的行为蒙羞。季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学
者。此人翻译了日本人写的有关鲜卑和匈奴的几篇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
后来被人查出来写信去问，他不得已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其实，
翻译别人的作品而忘记写上别人的名字，这其中是怎样一回事，是再明显不过了，
这很类似一个人从商场里“拿”东西被人抓获后声称自己忘记付钱一样滑稽可笑。

　　我所读到的吴先生“大作”和季先生文章所谈到事情都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
代，想必不是个别现象。季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说，“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
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可见当时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不过，
上个世纪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读书人的日子
不好过，读书做学问的条件也不好，所以攘袭他人作品除了读书人本身的名利心
作祟外，也不能完全排除“为稻粱谋”这个现实因素。

　　然而，近些年那些虽不是“大富”但已是“小康”有余的读书人，乃至文化
圈内的所谓“名人”，有此类行为者也着实不少。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
涉嫌抄袭他人著作而大出风头，北京一所更著名大学的一位少壮派教授抄袭他人
作品，也暴得大名。他们何以置明显的廉耻标准于不顾而甘为鸡鸣狗盗之事呢？
以前想来想去，总是不得其解。现下我忽然间似乎有所醒悟：抄袭他人作品不被
人捉住，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名，被人捉住打一打笔墨官司更可以出名，而且是一
夜之间暴得大名，多么好的出名捷径啊！要知道，在一个道德多元化的时期，出
名——不管是好名还是坏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而这出名也就是变成了
目的，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的学术体制对学术腐败是如此的宽容，不
仅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作弊者本身的道德趋向多元化，而且也证明，在当前传统道
德制裁体系崩坏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制裁体系。既然作
弊不受惩罚，如丢饭碗之类的危险，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XYS200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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