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衷心建议何大明要闭嘴就彻底闭嘴 文／桓二心 　　我常常去一个环保组织网站“绿网”(http://www.green-web.org/)，这倒不是为 了和“环保人士”交流，而是因为这家网站的“环保”新闻比较全，在这里常常可以看 到种种奇文，里面活生生地刻划了“环保人士”的各种丑态。新近看到的一篇《新民周 刊》的人物报道《何大明：怒江水电工程之争改变了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奇文。 　　其实如果不是在时隔九个多月后《新民周刊》又炮制出这么一篇为云南大学教授何 大明狡辩的人物专访，我还真想不起来在“怒江事件”中还有这么一个角色。不过他搞 的什么“纵向岭谷研究”却因方舟子先生2005年4月8日在云南大学的演讲《直击伪环保 人士》的揭露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正是杨曾宪先生在《“高兴学”兴衰记 略》这篇学术讽刺小说中讽刺的那类泡沫学术。看来方舟子先生的确是刺痛了何大明 了，这篇人物专访竟然把方舟子对何大明的揭露当成导语，并以此为线索组织起整篇报 道。 　　于是我就在新语丝检索了所有和何大明有关的报道，才发现原来此人搞的泡沫学术 不光是什么“纵向岭谷研究”，所谓“怒江原生态”的始作俑者也是他；2003年9月伪 环保人士掀起的反坝运动，他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水博、赵南元等人都批驳过他的种 种谬论。如此的“光辉业绩”被公之于众，何大明当然不忿，而要借这篇报道一一为之 辩驳了，可是那些理由却更加可笑，更加荒唐。 　　比如这篇报道称，怒江水坝被温家宝批示缓建后，有人曾表示，何大明并不了解怒 江，谈怒江未免越界。何大明大怒：“我调查独龙江时大病一场。谁有资格说我不了解 怒江？”用生了病来说明自己了解怒江，真是强盗逻辑；照此推论，如果何大明在调查 独龙江时不幸逝世，他是不是就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了解怒江的人呢？事实 上，如果没有科学的眼光，单论考察多少次、多长时间毫无意义。汪永晨号称是去了四 次怒江，接触了无数当地居民，拍了无数赖以煽情的照片，结果方舟子的“怒江地区 70%的人民支持建坝”的数据一出，她竟然毫无反驳之力。让何大明、汪永晨这样逻辑 能力欠缺的人去考察怒江，还要为此生病，真难为他们了。 　　比如这篇报道称，何大明“反复提到‘全家几乎都吃不饱饭’的经历”，并且说： “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反对怒江的老百姓脱贫？我凭什么要反对怒江的老百姓脱贫？” 我们姑且相信，何大明不是像田松、汪永晨那样的认为怒江人已经很幸福了、不需要脱 贫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但是，衡量一个人的言行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看实际的社会后 果，而不能仅仅看这个人的冠冕堂皇的表白。不管何大明如何急迫地想为自己开脱，事 实是怒江大坝因为他们而缓建，不但怒江人民因此不能趁早脱贫，按水博的说法，由此 还造成了一批火电站的上马，在加剧了环境污染的同时，还间接地增加了矿难的次数， 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这就好比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姑且承 认他的确是为了全国人民好，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难道我们因为毛本人的“良好用 心”就该为尊者讳，而不去指出他的错误吗？ 　　而整篇报道中最可笑之处是何大明为自己拒绝与何祚庥、方舟子等人座谈的辩解： “随后，电话那边又向他报出了其他人的名字。何大明拒绝了见面的提议。‘我说这是 温州炒房团来了。我告诉领导，我要出差，马上就走，不见。’……他承认自己在‘躲 避退让’。但他认为，‘这不是怕，也不是承认什么。关于怒江，我该讲的都讲了，不 再想讲了。’他想要小心翼翼地避开风波的中心。”何大明的这些做法，在某些人眼 中，可能是受他们激赏的所谓“性情中人”的行为；但实际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 识分子，只要引发了社会风波，不管有意无意，都有责任“善始善终”，妥善地把事情 处理好。虽然，像何大明这样“躲避退让”，于他自己的心态调整有好处，却是对社会 的不负责任。而且事实上何大明也没有真正做到“超脱”，他因方舟子的批判再次成为 争议人物，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我也只能说，让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只会制造 学术泡沫的教授成为公众人物，真是难为他了。 　　特别是这篇报道说：“‘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上台掀桌子。’何大明恼怒地说。 他认为，当利益引诱和施压都不行的时候，有人用‘伪科学’的说法，想把他从专业上 搞臭，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这种流氓话语，和“圆明园事件”中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副教授李迪华说的“我要非常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否定民间环保力量工作的人 是在胡说八道，有的背后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己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禁想问这 位颇受委屈的何大明先生：你一面说方舟子等人有凭有据的质疑是“文革”作风，“先 戴帽子再打人”，一面又没有凭据诬蔑别人是“有计划”地想把你从专业上搞臭，究竟 谁是“文革”作风？究竟谁是“先戴帽子再打人”？ 　　最后，整篇报道用“爱国”来为何大明的行为辩护，这也是某些被揭短的人惯用的 一招了。但有一段文字倒是很重要的：“河流保护的成本大都要由上游承担，但主要的 收益在下游。在另一次会议上，何大明大声疾呼，云南的贫困地区这么多，但仍然保护 了那么多地方，保证了湄公河下游第一大米出口区域的地位。他反问说，‘根据联合国 讲的区域公平原则，我们这样的上游能否得到下游的补偿呢？’”而水博也讲过，在上 游建水坝只能造福下游，而不是影响下游，所以下游理应对上游建坝给予补偿。而像汪 永晨之类伪环保人士，一直在宣传什么“东南亚国家抗议中国建坝影响生态”，如此造 谣惑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这篇报道有一个地方非常隐讳地继续对何祚庥院士进行妖魔 化。原文是：“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方舟子等人在演讲前与何大明可以有一次座谈。 但是何大明拒绝了这次会面。‘当时学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院士考察团来怒江考 察，希望在去怒江之前能沟通一次。我就问，有哪些人来。我一听第一个名字，不由哈 哈大笑。’”这里虽然没有点名，但知情者都知道，“第一个名字”只能是何祚庥。报 道后面更是添油加醋地写道：“提起此事，何大明忍不住再次恶作剧般地大笑起来。这 是气氛压抑的谈话中不多的轻松时刻。他甚至不避粗俗地表达当时心中的快意。”如果 何大明真的想“超脱”，避开社会的关注，他就应该仔细检查这篇人物专访，把这种欲 挂免战牌实挂应战牌的文字都删掉，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何大明是在欲擒故纵， 为了给自己“正名”，大吐酸水苦水，就不惜妖魔化别人，这种行为，令人遗憾。 　　总之，通过这篇报道，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庸、虚伪、没有自知之明的三流教授的形 象。一边说什么“不想跟他们玩”，一边又允许这样的专访发表，也许这种假惺惺的姿 态确实能蒙住一些人，但结果只能是遭到更多理性人士的唾弃。为其名誉计，我衷心建 议何大明先生要闭嘴就彻底闭嘴，不要隔三差五放一篇挑衅文字出来，哪怕是在怒江水 电开发“尘埃落定”之后。为了表明我不是出于“文革”遗风而批判何大明，我不得不 强调，这仅仅是“建议”，何大明先生听不听，是他自己的选择。 2006.01.18 [附]何大明：怒江水电工程之争改变了我的生活 http://www.green-web.org/infocenter/show.php?id=17996 作者:汪伟 来源:新民周刊 类别:绿色英雄 日期:2006.01.16 今日/总浏览: 5/21 　　何大明：我只想善始善终 　　“爱国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要做的是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从长期的角 度出发，对事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提供做决策之用。” 　　撰稿／汪 伟（记者） 　　作为科学家，十多年来何大明研究国际河流问题，名声一直限于业内。２０ ０３年９月，他在环保总局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６点意见，认为怒江大坝应该 暂缓建设，以进行更充分的论证。当年年底，经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工程缓建。 直到日前，修改后的规划才重新启动。 　　因为介入怒江水电工程，何大明的生活轨迹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他从一 个专家变成了公众人物。时至今日，怒江工程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在他生活和 工作的云南，关于他的争论仍不能平息。 　　２００５年４月，这种争论因为方舟子在云南大学的一次演讲而达到顶峰。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陆佑楣 与方舟子、司马南等人考察怒江，并在云南大学演讲。方舟子在演讲中质疑何大 明的观点，并且对其负责的国家“９７３项目”的科学性质疑。 　　而何大明对方舟子的质疑，几乎没有正面回应。 　　“我本来想给总理写信”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研究中心主任何大明的办公室里挂了三幅字。座位背后是 刘禹锡的《陋室铭》，右侧是岳飞的《满江红》，对面则是一个草书条幅： 　　大智大仁大勇大有可为，明真明善明美明白人生。 　　“朋友送的，里面嵌着我的名字。但我知道，这样的境界圣人才有”，何大 明说，“我把这幅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作是对自己的期望。” 　　《陋室铭》的名士意境与《满江红》的斗士气息，未免冲突——然而，何大 明说，自己追求的是“善始善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当被问到怎样才能 善始善终时，他拍案而笑： 　　“学会保护自己就能善始善终。” 　　这个４６岁、身材矮壮的四川人乡音未改，很容易激动。激动的时候，还会 冒出一两句骂人的四川话。“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何大明说，“如果没有小 偷，就敢开门睡觉了。” 　　表白道德时何大明异常大胆，现实中这个在云南生活了２０多年的四川人却 异常谨慎。两年多前，他提出的６点意见被媒体广泛报道，也被环保组织引用为 反对建坝的技术理由。然而，时至今日，何大明坚持认为，向公众表态并非他的 本意。 　　２００３年６月的一天上午，何大明到办公室上班，工作前照常浏览了当天 出版的《云南日报》。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让他的头“嗡——”的一声，如受 重击。 　　消息说，中国华电、云南省开投、云南电力、云南怒江电力在昆明签订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当年９月将正式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力争２０年内完成怒江 中下游全部１１个梯级电站建设。 　　何大明蓦然想起，此前不久一个搞规划的朋友曾告诉他，怒江水电工程还在 规划中。根据他在水电规划部门工作多年的经验，怒江这样大型水电工程，从规 划到动工，一般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国规划论证的大型工程项目有很多，规划过程进行１０年还没动工的项 目也不少见。为什么怒江这么快就要上马？”何大明觉得怒江工程快得不符合常 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何大明对水电工程和怒江都并不陌生。１９８２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水利工 程专业。这个专业的目标是培养为大型工程提供水文信息的人才。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水利电力部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参加 过天生桥、鲁布革、漫湾、柴石滩几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调查和设计。１９ ９０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到云南省地理研究所工作，曾经三赴怒江州独 龙江区域调查。 　　怒江水坝被温家宝批示缓建后，有人曾表示，何大明并不了解怒江，谈怒江 未免越界。何大明大怒。“我调查独龙江时大病一场。谁有资格说我不了解怒 江？” 　　他的第一反应是，要让这个工程停下来。 　　接踵而来的第二个反应是，他要向总理温家宝写信。 　　“我当时想，只有总理出面，才能让工程停下来。”整个上午，他在办公室 里坐立不安，完全不能投入工作。 　　思索再三，何大明推翻了向总理上书的想法。 　　他说：“有太多利害关系的考虑。有些话我不能说。说出来很多问题就扯不 清了。” 　　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何大明当年的同学，大多在规划部门工作。而怒江工 程的规划设计单位之一，水电部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将各方都照顾周全的平衡点：既能够表明自己的观 点，尽到学者的责任，又希望最好不要得罪人。他小心翼翼，希图不使自己陷入 某种难以名状的敏感处境。 　　２００３年９月，这个“两全”的平衡点似乎出现了。他受邀前往北京参加 环保总局的座谈。 　　“我之所以愿意发表意见，是因为考虑到这次报告是政府出面组织的。我当 时以为，这是个环保部门内部的报告。”他甚至有些懊恼地说，“如果知道当时 有媒体在场，我就不会那么说了。” 　　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主要观点在他脑子里形成后，他曾经在昆明组织了两次 研讨会，讨论这个话题。他的确急迫地想要这些观点被政府所了解。“我不希望 把不敏感的事情变得太敏感。我希望先去和政府沟通，解决问题。政府里想做事 情的人总还是多数。” 　　环保总局的座谈会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但是他的稳健没有保证原来的平 静生活。媒体的大量报道还是让他处在了那个他一心要避免的、非常尴尬的位置： 他似乎站到了省内同行和地方政府的对立面上去了。“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应该 知道，但是公布消息的代价不能由学者一力承担”，他说。他认为，自己如履薄 冰、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 　　怒江大坝的争论在媒体上公开后，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因反对三门峡工程著名 的黄万里。但何大明明确否认了这种类比。怒江大坝能够缓建，说明时代变化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认为自己和黄万里更大的不同在于，他出生在一个毫无 背景的贫困的农民家庭。 　　“作为一个科学家，黄万里能够善始善终，和他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他是 黄炎培的儿子。而我没有任何背景。现在我是我父母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我母亲， 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我出什么事，我母亲立刻就会死掉。” 　　他苦笑了一声：“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从环保总局回到云南后，他几乎回绝所有的媒体采访要求。直到有一天，中 央电视台的记者把他堵在办公室里。他觉得，如果再回避，未免“太窝囊了一 点”，“人家堵在门里还不敢说话”。 　　节目播放的时候，画面在他和其他云南的学者、官员之间反复切换，观点冲 突十分尖锐。这让何大明十分尴尬。他觉得，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中并没有那么针 锋相对。而在现实，他还要与那些观点相左的人共处和共事。 　　如果不是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参加了环保总局的座谈，他会小心而克制地使观 点限制在学术和向政府建言的范畴之内。虽然有时候他又会觉得，这种观点和他 生活的环境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躲避不开的争议 　　“到我这个年龄，现在要在专业上花那么多功夫，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责任 感，一个是兴趣。”但他似乎苦恼于无法协调这责任感和兴趣带来的不同后果， “如果我只研究一朵花，这种研究是纯粹学术性的，但是如果我说，这朵花应该 圈起来，保护起来，就会涉及到很多利益。” 　　“２０００年后，我承担了国家攻关项目，对整个西南国际河流水资源进行 综合研究，研究结果要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此时，我的视角就不在地方，而在 全国。当这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难免得罪一些利益团体和部门利益。”何 大明说。 　　这个忽而拍案疾呼，忽而欲言又止，忽而捧腹大笑，忽而郁郁不欢的中年人 显然矛盾重重。 　　有些人说他反对水电开发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很吃惊。“时至今日”，他 问道，“怎么还会有这种论调？” 　　还有人质疑他，反对怒江工程，就是反对怒江流域的百姓脱贫。在所有反对 他的声浪中，这种声音最让他愤怒，又让他感到苦涩。这个中年人反复提到自己 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来向人剖清自己。 　　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每年过年都要请他吃饭。每次吃饭归来，何大 明都要拉肚子：因为平常吃得太差，肠胃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美食。“那时候我的 生活是靠每个月１６块钱的助学金维持。这１６块钱除掉４块要零用，真正用在 吃上的，只有１２元。每周如果能吃到一次肉，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每天上午 的最后一节课效果都很差，因为太饿了。”就是这样，每次朋友叫去吃饭，他仍 然大快朵颐。他实在无法抗拒肉食的诱惑。 　　这种困窘的生活持续多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昆明设计院工作。有一年春 节回家，他特意上街买了一双既便宜又比较好看的皮鞋。结果没过几天，鞋底就 断了。一看，里面竟然是竹片做的。１９８５年，他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每个 月有６３块钱的工资，然而仍然没有摆脱饥饿给他带来的屈辱感。他坐长途车去 南京上学，中途停车吃饭，别人都炒一个菜，他只叫了一碗面条。直到车子快要 开的时候，面条才端上来。他觉得这是因为他的饭菜便宜而遭受的歧视。 　　他反复提到“全家几乎都吃不饱饭”的经历，“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反对怒 江的老百姓脱贫？我凭什么要反对怒江的老百姓脱贫？”何大明直盯着别人的眼 睛，停顿良久。 　　何大明觉得２００３年是他“最霉运的一年”。处在争论和质疑的最核心， 他没有感受到受人瞩目的荣耀，反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９月以后，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拒绝回答这些“压力”的所指， “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他又及时伸手，打断了他一位朋友的插话。“不要 点名。点名就讲不清楚了。” 　　正好在这一年，他的女儿动了一次手术。“这些年我的床头都放着老子的道 德经，压力太大的时候，就要翻翻才能睡得着。”为了排遣压力，他喜欢读佛学 方面的书，收藏有几乎南怀瑾全部的作品。他向别人开玩笑说，很想出家算了， 但是转念一想，这时候四大皆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些压力过去之后，心情会越来越超脱。”何大明说，“等到一定的时候， 我想自己要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写出来。说不定是一部畅销书。” 　　然而，何大明并没有超脱太长的时间。２００５年４月，方舟子在云南大学 的演讲，将他再次卷入似乎已经平息的争议之中。这一次，他视作“责任与兴趣” 的专业，也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方舟子等人在演讲前与何大明可以有一次座谈。但是 何大明拒绝了这次会面。“当时学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院士考察团来怒江考 察，希望在去怒江之前能沟通一次。我就问，有哪些人来。我一听第一个名字， 不由哈哈大笑。” 　　提起此事，何大明忍不住再次恶作剧般地大笑起来。这是气氛压抑的谈话中 不多的轻松时刻。他甚至不避粗俗地表达当时心中的快意。 　　随后，电话那边又向他报出了其他人的名字。何大明拒绝了见面的提议。 “我说这是温州炒房团来了。我告诉领导，我要出差，马上就走，不见。” 　　何大明“出差”的时候，动员他参加座谈的电话仍在找他。某一次他接到一 个电话，一看电话号码，是他的校友。他跟对方说，自己在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域，几天内出不去。挂了电话，他索性把手机卡拔掉了。 　　他承认自己在“躲避退让”。但他认为，“这不是怕，也不是承认什么。关 于怒江，我该讲的都讲了，不再想讲了。”他想要小心翼翼地避开风波的中心。 　　４月８日，方舟子发表了后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题为“直击伪环保反坝人 士”的演讲。其中提到何大明负责的“９７３项目”： 　　他们现在在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何大明教授的领导下，在搞一项“纵向林 谷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我从来没有听过“纵向林谷地区”这个术语，我当 时以为自己是孤陋寡闻，所以不敢提问。（笑声）下来以后问了这里环境科学院 的专家，他说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跟“原生态”一样，弄出一个新名词， 申请一笔经费，最后是不是要弄出一门“林谷学”，自己做为“林谷学”的开创 人呢？ 　　第二天晚上，何大明在新浪网上看到了根据录像整理出来的方舟子演讲全文， 不禁怒火中烧。时隔多日，他仍怒不可遏。“我躲避退让，他们还穷追不放，痛 打‘落水狗’……” 　　他立即点开评论页面，发了一篇跟帖，反驳方舟子的质疑。 　　“我说我是何大明，就是他们重点打假的对象”，他承认自己的冲动，“我 不能这么窝囊，稀里糊涂被骂了。网民也可能被蒙蔽了。” 　　表明自己的身份后，何大明提出：先戴帽子后打人。是文革作风。……方舟 子质疑９７３项目。我要问，９７３项目有那么容易骗到手吗？一般的９７３项 目都是优势科学家联合申请，每年２００多个项目中只有２５个项目有机会，这 种淘汰的比率在国际上都是有竞争力的。如果说我的９７３项目是骗来的，又置 中国科技界于何地？如果真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些言论完全可以和他们在法庭上 见。你拿１亿元做后盾，你去申请一个９７３项目看看。 　　然而，这篇帖子没有起到何大明想象中的交锋作用。他发现，帖子贴上去后， 很快就被删除。此后屡贴屡删。 　　“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上台掀桌子。”何大明恼怒地说。他认为，当利益 引诱和施压都不行的时候，有人用“伪科学”的说法，想把他从专业上搞臭，这 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真正尴尬的是，这时候有人开始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座谈，为什么不回应方 舟子的质疑？ 　　“我不会在座谈会上和他们辩论。”他思索一番后断然说，“要辩论，除非 是央视现场直播，或者上法庭辩论。央视直播的话，大家说什么都看得见；在法 庭上，说什么话都要负法律责任。否则我不辩论。因为话语权不在我这里。”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说法不久后在方舟子和著名学者于建嵘的争论中，从于 建嵘口中说了出来。何大明和于建嵘对辩论的形式持相同看法：除了电视直播或 法庭这两种形式，他的发言可能会被人利用。 　　他举例说，在某次论证会上，他持反对意见，但最后的同意的名单中却出现 了他的签名——而那个签名是他会议报到时签的。 　　此后，云南省里有的工程论证不再请何到场。有时候则是他自己躲开不去。 　　“在专业问题上，我很认真。除非你不让我来。你让我说，我不会改变观点 去唱赞歌。当然，我可以不吭气。这是一种策略，是一种生存哲学。但这并不意 味着默认。”他仍然在关注那些工程的论证结果。某些论证出现省内外专家的意 见截然相反时，他觉得不正常。 　　在他看来，有些人的观点“有点像算命先生说‘父在母先亡’。科学家可以 不讲话，但是不能用算命语言，巧言令色。” 　　获疑与自疑 　　怒江之争不是何大明的研究第一次遭人质疑。 　　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他开始涉足国际河流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河流与 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系统变化及跨境生态安全、流域区可持续发展 及其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等。这个在国内研究尚不充分的领域，因为话 题“敏感”，常常使他面临种种不理解甚至质疑的声音。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跨国区域经济的视角，国际河流的问题不在研究视野之 内”，但何大明认为，中国是亚洲大陆主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拥有大小国际河 流／湖泊１１０多条／个，涉及１／３的国土、和１７个境外国家。随着中国的 崛起，国际河流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已经使国际河流的研究迫在眉睫。 　　但当何大明谈到国际河流开发和跨境生态安全问题时，曾有人质疑他，为什 么拿着我们的钱去帮别人说话？ 　　“我只谈学术观点，只谈在科学上能够预见的事情，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得到 重视。”何大明只能解释，“有人觉得这些涉及外交，涉及国际‘合作’与‘承 担义务’，太‘敏感’。因为以前是在国界内愿怎么干就怎么干。但评估上游对 下游的影响，实际上是避免未来的损失和漏洞。如果脑子里有‘跨境’这条弦， 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能回避的。” 　　从事这项研究后，在国际会议上用他并不十分流利的英语大声疾呼，为中国 争取国际河流研究的话语权，成了何大明的重要工作。 　　２００４年在东南亚某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河流会议上，有人散发国际河流问 题上反对中国的印刷材料。何大明十分愤慨，为此改变了原定的发言计划，重新 拟写发言提纲，在第二天的发言中，逐条反驳那份材料上的观点。 　　河流保护的成本大都要由上游承担，但主要的收益在下游。在另一次会议上， 何大明大声疾呼，云南的贫困地区这么多，但仍然保护了那么多地方，保证了湄 公河下游第一大米出口区域的地位。他反问说，“根据联合国讲的区域公平原则， 我们这样的上游能否得到下游的补偿呢？” 　　美国孟斐斯大学前地理系主任孔祥德教授感慨地说，他和何大明相交１０多 年，深觉何大明“首先是个爱国者”。 　　“爱国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要做的是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从一个ｌｏ ｎｇｔｅｒｍ（长期）的角度出发，对事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提供做决策 之用。”孔祥德说，“官员是有任期的，但科学家应该考虑更长时间的问题。” 　　正是在多次这样解释和在国际会议的疾呼中，何大明感到一种焦虑。在中国 这个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里，很多人和很多地方政府的治水理念中， 并没有“跨境”的意识。 　　他有时候为自己的语言障碍而焦虑。“我生在一个奇怪的年代，开始工作的 时候，说英文要挨骂。那时有一句很难听的话是，有屁从下面放，不要从上面放。 说英语就是放屁。”从一个相对封闭时代走出来的个人经验，越发使何大明为某 些现实感到焦虑。 　　他开始反思过去的学术生涯。成为国际河流研究专家之前，他和怒江之争中 和他观点相对的很多人一样，做的是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 　　“对一个工程师来说，他考虑的只是一个工程会不会垮，它的地质结构怎样， 大坝要建多高效益才会好。但对一条河流的开发，还要考虑上下游的环境变化问 题。建国后我们的高校学习苏联模式，很多专业的工程院校是由一个单学科、一 个系扩充而成，里面的专业划分越分越细，每个人的知识宽度只有一个点，深度 只有一条线。在工程决策的时候，就像坐在一列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只从一个窗 口往外看。” 　　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甚至会影响他们的性格。“我自己学技术的时候，人 很枯燥。我和我妻子两地分居，见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没有。当时兴趣视野 就是那么狭窄，一天到晚只知道拿尺子画图。脾气还很大，自以为真理在握，听 不得不同意见。” 　　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他担心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工程师思维”主导决策，会产生一种偏颇：只要技术 可行就上马。 　　“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有三个目标，经济目标强调水资源的利用；社会目标强 调扶贫；环境目标要注意生态的保持。这三个目标是否能够真正全面考虑到，看 你是否更倾向于哪一个目标。”而在国际河流的水资源管理中，还要加上一个地 缘政治的维度。 　　“国际间的信息流通的程度如此之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不为国际社会 所知，国家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国际河流的角度看，管理体 制、危机处置机制和应对经验都十分重要。”何大明说，许多依托国际河流展开 的区域合作与区域发展，有时候多年推动之功，会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而抵消。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中，他深觉中国应该密切观察并积极参与到国 际河流管理的游戏规则制定中去。 　　“我心里有分寸。我决不会损伤国家的利益。”他主持的亚洲国际河流中心 有三道铁门，资料管理十分严格。“我们用来保管资料的计算机是不联网的”， 何大明说。 　　不管怎样，对他的质疑总无法完全消除。而他也不能总要别人“现场直播” 或者“法庭上见”。多数时候只能装作没有听见。或者，按何大明自己的说法， “不想跟他们玩”了。 　　“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低”，这种时刻他不禁气短，“我对学生说，要求 别人的良知和正直很难，能够保证自己不是坏人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这不是何大明第一次提到“不想跟他们玩”。他曾因为一次不愉快的评优写 过三页纸的申诉。申诉写就，他又废然掷笔。“就是这种游戏规则，申诉也没有 用。算了，我不跟你玩了。” 　　２００３年以后，有人劝何大明不如到北京去发展。然而何大明突然激昂起 来。“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要跳楼，但实际上压力最终都变成了我的动力。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想我走，我偏偏不走。还要把事做得更好，更大。” 　　这个聪明的四川人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牛脾气。他难以忍受居于游戏规则的 边缘。 　　只有他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地看着他高谈阔论。 　　“我很担心”，虽然不愿意参与谈话，她还是略带不满地说，“很多事情他 没有跟我说。他不愿意告诉我。”■ (XYS2006011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