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从圆明园事件透视伪环保和庸俗人文主义 　　仓鼠 　　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一度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意见分歧。现在 争论声虽已渐渐平息，但是其中一股涌动的思潮，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公 共政策中的科学（它的角色和作用），成为了大肆针砭的对象，而且俨然近乎一 种时尚。 　　比如，很多报章陆续刊载文章，就着此事大声呼吁价值理性和人文判断的回 归。言下之意自然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科学有余，人文不足”。这是 我们在近年来日渐熟悉的一个话题，然而在现阶段，“人文主义者”的表现却是 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特别需要反对虚浮的人文主义。换言之，人文主义和价值 理性不能脱离科学精神，不能忽视阶段性和本土化，必须全面地、现实地和实践 地理解这两个观念，必须提倡科学的人文主义。 　　一 “拿来”也要讲科学 　　平心而论，这种科学批判的风气，并非空穴来风。近数十年来，西方学术界 对人类科技事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出了丰硕的智力成果。特别是随时代的发 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科技交织在一起的公共决策。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含有大 量的科技内容，同时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因此具有广泛的公众影响，其决策必然 受到批判性的瞩目。通常，同反思科学有着密切联系的，便是人文主义和价值理 性的观念。 　　当今，很多学者和公众都试图“拿来”和运用上述批判的传统和精神，反思 身边具体的事情，至为可嘉。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科学在现实中仍然是我们 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讲，科学是超国界、 跨文化和较少历史特征的，但人文科学不然，因此人文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更重要。 因此，反思不应当成为一种虚妄和自大，也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甚至试图转化 为另一种话语霸权，来反对科学的话语霸权。下文将揭示这种微妙的实践，并通 过类比于知识论中的反身性原则，来表明这种权谋的困境！现在，让我们回过头 来看看“人文主义者”们的表现吧。 　　二 科学亦或民主？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圆明园事件”的焦点是铺设防渗土 工布是否会损害环境。继4月14日听证会后，11位有关专家于4月20日又举办了一 个论坛，几乎是针对反对者的异议，逐条论证了防渗工程并不会破坏环境。作为 外行，笔者不想也无力去评论双方观点的正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讨论 至少在基础上包含着一个科学争论的问题，并且已经在向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但 是一些“人文主义者”却急欲表白，不幸将讨论引向了空泛的理论争论，并且在 言辞上表现的恨不能将科学连根拔起而后快，失却了人文主义关怀本应有的宽容 态度和广阔视野。且看《新京报》6月21日的社论，在方寸之间，从高等教育体 制、教育理念，到文化分裂，再到对专家决策体制的批评，侃侃而谈，纵横捭阖， 却总让人觉得如隔靴搔痒，不解燃眉之急！ 　　不如就着“人文主义者”的话语将他们一军。既然在当代公共决策中，科学 的角色和地位有种种可疑，那不妨就让人文学者来“主政”。恰好《新京报》6 月20日社论，援引北大孔俞坚教授的话说：“……即使环境评价报告100%支持防 渗工程，也不能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圆明园改造工程的依据和借口”。这里就让 人费解了，如果科学的环境评价真的如此不堪，那“人文主义者”100%的怀疑， 又何堪成为停止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根据呢？从人文判断和价值理性的话语出发， 又当如何决断呢？最终要谁来做出决策呢？大约不会仅仅是社会学家、美学家、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景观和城市规划学者、建筑学家、哲学家，或者激进环保 主义者！ 　　显然，仅仅依靠人文思想上的争论，而没有科学的帮助，更无法形成共识， 因为前者尚严重缺乏可操作性，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可供争鸣的出发点。而科学至 少可以提供一套已经被历史证明相当有效的方法，和一个或几个可供争鸣的结论； 并且在现实中，科学技术与决策体制和权力部门结合得很好，这既是它引起最多 质疑的地方，但也需要承认，这亦是它无可替代的作用的重要来源。 　　因此，处理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正确态度，是相互的合作，以及善用现有公共 决策体制，而不应试图让人文主义凌驾在科学之上或者取消科学。就比如高考， 众所周知它远非最理想的人才选拔机制，但是在当前具体条件下，在没有可以替 代的方案形成以前，高考依旧是最好的选择。同样，如果没有更成熟的公共决策 体制可以代替，当下的科技与决策的关系模式依旧是现实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 味着，体制化了的科学技术应该对有益的反思和争论关闭大门。不能因噎废食， 或者不能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三 人文主义立场的窘迫和摇摆 　　其实，“合作”也在被迫的状态下发生着。据报载，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 “自然之友”等环境团体屡次召集专家磋商。这反映了在此事件中，环保人士面 临的一种困境，即不得不借助专家来反对专家，以提供比“人文主义”、“价值 理性”的旗帜更有力的话语。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止于中国，世界范围内的和 平主义者、环保团体（包括绿色和平组织）、民权积极分子等类人士，概莫能外； 也无论是在反对在海底沉放废弃钻井平台、反对建设核电设施，还是反对筑坝、 反对转基因作物等等斗争中。 　　这种现象恰当地反映了当下某些“人文主义者”的尴尬境地。他们极力解构 现行的专家决策体制，呼吁以价值理性与人文判断来抗衡科技的霸权，但是当面 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而 让价值理性与人文判断暂时“下岗”。实则最终还要依靠科技专家，何其窘迫， 亦或无奈？其实这也正反映了科学的地位，使它不能不令对手尊重，甚至扮演成 很科学的样子，以博取话语权。因此说，科学技术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有其 必然性和合理性。 　　“人文主义者”在科学面前是彷徨的，这造成了他们一贯摇摆的表现：正也 拿科学说事，反也拿科学说事，当科学得出了他们期望的结论时，科学是人文的 盟友，当科学令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扮演反派，科学成了人文的敌人。在 这件事情上，我们依旧能看到这种反讽的局面。他们先是强烈要求做环评，随着 总体支持防渗工程的环评结论的浮现，又改口指责环评过于理性，鼓吹应该更多 适用人文标准。这个问题部分来自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粗俗二分，造成的思维 误区。事实上，我认为，科学本来就是当代人文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斯诺（Snow, C.P.）提出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当有正确的解 读。认为它们互相外在，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自然给这种摇摆提供了空间。 　　四 不成熟的人文主义者 　　在这场争论中，无论在理解和运用科学方面（科学素质），还是尊重民主社 会的政治组织程序上（民主素质），甚或在基本的道德层面上（道德素质），环 保人士和人文主义者们，都表现出了严重的不成熟和不负责任。 　　科学方面无须赘言。在圆明园问题上，有人不惜展示虚假的照片，和利用假 教授头衔，以利用公众高度关切的问题，挟持社会舆论；在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 中，他们“制造”了怒江是所谓的原生态河流的虚假信息；在有关讨论中，他们 往往或拒绝参加，或拒绝兼听，或拂袖而去；他们常常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 故意忽略其他方面，严重偏离了判断的客观和公正性。如此种种，真令人担忧他 们能否担当得起促进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人文价值和民主程序诚可贵，但是需要老练的公众和公民组织，才可能健康 发展。虽然公众的参与能力本身会随着参与实践而发展，但是苦练内功依旧应该 是人文主义者们当下首先要补的功课！ 　　五 人文主义话语的合法性问题 　　在知识论中，自反性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它要求任何认识或理论，必须能 及于自身，对自身的内容和状态做出自恰的说明，则这种认识或理论在逻辑上就 是不彻底的，无法自我辩护。人文反思也是一样的，在解构科学技术的同时，它 必须能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并且，这种合法性不应依靠排挤另外一种话语，或者 “重复一万遍”而得到。但是，“人文主义者”恰恰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比如， 他们在批判科学堕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深具政治哲学意蕴，具有修 辞学功能的同时，“人文主义者”们是不是也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实践这种修辞手 法呢？其实，“庸俗人文主义”的旗帜更具有修辞的意味，也更容易被用于社会 修辞的目的，这个是很明白的。它们的策略和功能，有时和标语、口号相去并不 远。顺便提一下，公众应当客观地看待环保组织和NGO等公民组织，不能因为话 语的贴近就丧失了批判的力量。 　　六 也说利益动机 　　因为往往不懂科学，人文主义者对科学决策的发难，总不外乎揣测其利益动 机等几个招式。那他们自身是否也应该接受利益动机的审查呢？ 　　中国环保组织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特点，即在国内的影响和建树都尚 有限，但受到外国环保组织、NGO、政府，以至某些联合国机构的欢迎，并得到 资金支持，这对于他们的存在和活动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获得支持的前提，是 其自身地位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话语权的争夺至关重要。 　　这并非是猜疑。从事态的发展情况来看，此次“圆明园事件”，并非仅仅是 为了保护环境，甚至可以说主要目的不是，事情已经从事实之争，演变成了地位 之争、话语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以至面子之争。 　　七 广泛参与不等于优质、高效的公共政策 　　《新京报》6月21日社论说：“……圆明园工程的环境评价报告提供了一个 技术性的诊断，真正的决策和会诊，则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高层面、更大 范围的论证，组成包括国家环保局、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专 家学者、NGO组织、公众代表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陪审团’，对该工程的价值 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最终决定其命运”。 　　这样一种诉求，在理念上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公共决策应当朝向的正确方向。 但是在现阶段，这种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总体而言，公开的和民主化的组织形 式和程序，是达成共识或者说产出优质公共政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都不必然表明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连国家环保总局已经公开承认圆明园听证 会理性不足，以及社会上引为笑谈的“逢听必涨”，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在涉及科技问题的公共决策中，让更多的主体和视角参与技术评估或政策的 制订，以求获得更“强健的”知识和决策，是方兴未艾的学术研究课题，并且发 展出了很多形式各异的组织形式，比如听证会、“焦点小组”、“公民共识会 议”、“场景工作坊”、“科学商店”、“参与式前瞻计划”等。但它们的可操 作性都还非常薄弱，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多难题，仍处于学理研究和小规模社 会实验阶段，还有很多实际困难。 　　比如，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意见的形成，是关 切的公众能对政府活动实施民主监督和控制的前提。但这种公共领域的出现，与 历史、文化、政治、国情等诸多因素相关。因此，解决国人“公共意识”的匮乏， 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又如，在公众争论中，矛盾可以发生在不同人群和社会 体制的各个交界面上，比如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公众内部、公众与科学家之间、 科学界和政治机构之间，其内部结构和动力机制相当复杂。这非常容易造成议而 不决的困境。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一是再回到专家和科学，一个是求助行政力量。 哪一个相对更优？作为一种现实和权宜的考虑，答案不言自明。再如，上面列举 的各种参与式决策机制，都存在与政策和权力部门衔接的困难，就是说是游离在 现有传统决策体制之外的。因此，这些机制的效率和效力目前大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广泛参与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概念，应当得到提倡和深入研究。但 是，参与不等于优良的公共政策。相反，一些“民主决策”恰恰做出了不民主、 不科学决策的例子，亦非罕见，这时民主、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等，统统蜕化成 了不民主、不科学的牺牲品或者外衣。这是“人文主义者”更应该警惕的地方。 换言之，在一个民主社会同时又是发展中的大国里，程序公正必须同社会成本以 及坚持科学等因素结合起来，才是一种现实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八 五点建议 　　当下有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争论非常热闹，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 人文主义的声音日渐强劲。但是正如上文已经表明的那样，人文主义的反思往往 流于泛泛，却又尘嚣甚上，让人觉得非当头棒喝不能唤醒。 　　如果前面的文字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绝不反对民 主，亦不是信奉科学万能和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者，也坚信人文主义需要发扬 光大，避免自然界的隐退和异化，一扫工业化社会种种病态。 　　但是综观这场争论中“人文主义者”的表现，我觉得应该给人文主义的论辩 提出几个建议。首先，科学的立场不能偏废，科学始终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中坚 力量，中国的国情也还没有科学到能消费得起过分的民主大餐或人文理念。其次， 文化浪漫主义、社会理想主义必须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不考虑现实和民生的人文 主义，或者人云亦云，一味反对科学技术手段的人文主义，都是很坏的“人文主 义”，或者是学究式的口舌之辩。第三，价值理性和人文判断不能当作挡箭牌或 万金油。公共生活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 的现实紧迫性，多做研究，多做社会实验，要好过在空泛的语言游戏中制造虚假 繁荣。第四，有破更需有立，才能让人文主义的精神真正焕发光彩，否则难逃空 泛之嫌疑。第五，更需要警惕人文主义的呼声自觉不自觉地退化成政治理性和修 辞手段，并阻挠高效率的公共政策的形成。最后的结果岂不恰恰违背了以人为本 的人文关怀？ (XYS2006021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