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 王扬宗 《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6期（2005年12月）：5-22页 摘要：阐述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建立的过程。学部委员不同于院士制；以 学部委员为基础建立院士制度，使中国院士的资格相对较低，名额也较多；近年 来对院士的追捧则使院士制发生了变异，弊端丛生。改革院士制度可以从控制院 士规模，吸纳当今世界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入手，也有赖于相关体制的变革。 关键词：学部委员 院士 院士制度 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等领域的最高 学术荣誉称号。院士代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和 关注。但近些年来，在院士频频成为新闻人物或舆论的焦点的同时，院士制度也 遭到了非议。有人甚至认为院士制度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障碍，非取消不可。 　　今年又逢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中国的院士制度再次聚焦在全国科技工作者 和广大公众眼前。目前，随着100多位新增院士名单尘埃落定，围绕着某些院士 候选人和现行院士制度的种种议论也将暂告一段落。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11月 1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上，曾经长期担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 度。尽管该报次日又否认周先生有此建议，但他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评，仍然引 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项国际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我国院士制度的症 结何在？应当如何寻求解决之道？这是我们讨论院士制度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 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追踪中国院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入手，分析其 得失与利弊，希望对回答上述问题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 有的产物。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 余年。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 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自己的 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 发展也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 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郝刘祥、王 扬宗，2004]。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 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 学院。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 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1]，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 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聘任评议员的 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 的顶级学者。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 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 重要作用[陈时伟，2003，页191]。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 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 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推究其原因，或许 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 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 举程序[2]，充分体现民主和公开公正，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 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 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 的体制趋于完善。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 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新成立的中国科 学院实行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 　　二、学部和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从一开始，人民政权就远比旧政权重视 科学技术。在巩固政权之后，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科学中心。 中科院与中研院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苏联科学 院的一些做法。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 和学部委员制。这是为“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优秀科学家参加中 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能根据国家需要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3]。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 之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 委员的推选工作。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 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 名推荐，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 区别是很大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 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 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 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 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 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 也被聘为学部委员。学部委员的资格，在学术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条政治标准。 学部委员的聘任，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凡此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 术界的统一领导。 　　学部委员的这种职责，也就决定了其数额将大大多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 额。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学组的28人，科技专家只有53人。 1955年，学部成立时，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 人，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委员为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首批学 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 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 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 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形势。这一批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4]，学部是分工 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分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 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5]。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 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 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 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 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2-5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各学部 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学部设立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参与主持了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奖金的评选，特别是在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 限的。正如樊洪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学部虽然名义上说是对院属各研究所 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 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樊洪业，2005] 因此，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主要是荣誉性的。由1957 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就是以学术成就为资格标准一事也可概见。 　　学部委员转变为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 然而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 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威，在许多 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 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 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归根结蒂，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 后者不很信任。因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 到了限制。尤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 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 学部委员的称号[6]，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在这种形势 下，学部委员的荣誉性都丧失了，更不用说起到什么学术领导作用了。“文化大 革命”开始不久，学部“被作为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产物，专家路线的产 物，被彻底砸烂了，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7]，不少人 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也是名存实亡了。 　　三、学部的恢复和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文革”结束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被提到了“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位 置。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 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8]。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 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 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 学部委员的报告，增选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科学院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 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9]。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 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 [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增补办法》[11]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 者可以当选，但实际上最后是以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结果新增283名，学部委 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学部制度不同于院士制度。学部委员主要承担中国科学院不同层 次的学术领导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一般不必担任学术领导工作。 两者的学术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规定：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凡研究员、教授、国际工程技术人 员、（或有相当水平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 就与贡献者，可选为学部委员。[12]”注意这里对学部委员的要求是“优秀”而 不是“卓越”或“优异”。 　　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1980年7月， 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 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条例》规定，院 士是给予我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 《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 士），也就是说还不到计划增选后的学部委员总人数的一半[13]。由此可见，拟 议中的院士学术标准要比学部委员高出不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 划被暂时搁置了。 　　1979-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广大知识 分子积极性的形势下进行的。学部委员增选名额的扩大和学部职能的恢复和扩充 既是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科学院落实和探索学术领导的新机 制，使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领导和决策的一种尝试。 　　这是一次学部委员自主的、民主的选举。1981年1月，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讨 论中科院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时认为，要 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学部委员之列，学部委员的名额也 可以多一些。但当时科学院领导认为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 部委员，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再增补只能留待以 后解决。结果中央书记处最后尊重这一选举结果，没有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增补名 单进行调整[薛攀皋，1999]。1981年3月，283人的增选名单被国务院批准。经过 此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为降为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到总数的14%， 50岁以下学部委员有18人，最小的41岁。女学部委员从过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学部委员分属25个部门，代表的专业更加广泛[樊洪业，1999，页263]。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学部委员大会是 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在 其成员中推选院长和副院长。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大调整，是体现 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的一种新体制。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 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根据这一章程，学部的职责主要包括： 　　１．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 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 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 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 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２．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３．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 意见或建议。 　　４．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14] 　　《章程》还规定：“各学部由本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学部常务委员十三至 十七人，负责本学部的经常工作。学部常委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学 部常务委员会推选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由学部主任提名，经中国 科学院院长任命，学部可设不是学部委员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协助学部主任进行 业务、行政管理工作。学部设学术秘书若干人，设置精干的办事机构。” 　　按照这一章程，科学院对院部机关进行调整，各学部成为院内重要的学术领 导机构，拥有很重要的职权，因此也要担负相当繁重的工作任务。以数学物理学 部为例，该部所属研究机构有29个，各类人员12951人，其中科研人员3700人， 工程技术人员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进行的科研课题有1289项[15]。1981 年5月至1983年，数理学部评议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个科研机构，组 织实施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确定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 政策，审定了院内有关重点课题，还组织了部分科研攻关项目，审定了一批科学 基金，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了博士培养单位和有关导师的资格，开始编 制1986-200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50余次学术会议，此外还受国 家科委委托复审了全国自然科学奖的有关项目[16]。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学部特 别是学部常委不堪重负，不少人几乎成了专职的管理干部。因此这一制度实施不 久，问题就十分突出，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卢嘉锡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 指出：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 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 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 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 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 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 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 确有困难。[17]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 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 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 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 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 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 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 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18]。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从此，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 学部委员大会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国家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虽然这一转变主要是从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着 眼的[19]，但从后来看，这也是由学部委员过渡到院士制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 要等到1993年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但从此，学部委员与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质 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 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 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20]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 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 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由于通货膨胀， 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 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调查，30年工龄以上 的老知识分子，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李强，1996]。社会上普遍流传： “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 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 大贬值了。以上种种，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葛 能全，2002，页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 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 钱三强先生于1990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葛能全，2003， 515-516页]。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 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 “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 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国 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 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21]。 　　关于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增选办法”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 优秀科学家组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 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 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2]”办法还确定， 增选工作分为推荐、初选、评审和选举共四个步骤进行，并制定了有关程序和规 则，选举结果报国务院批准生效。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经过300余位学部委 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 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 新学部委员[樊洪业，1999，页339]，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 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 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 后，学部委员的增选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1992年， 学部大会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 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 作了规定。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 额不超过六十名。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至此，由学部委员转 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称的变更而已。 　　关于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即已提出了明确 的设想。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 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樊洪业，1999， 页360]。前已述及，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学部委员的学术资格要求要低于拟 议中的院士资格，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不及学部 委员人数的一半。因此，在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制度时，是否将现有学部委员一律 转为院士，存在较大争议，也设想了一些办法。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度的转变才告完成。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许多矛盾，也减少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但 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也就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 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 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 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五、院士规模的扩张与院士制的变异 　　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528人。此后，中国科 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每次增选人数都接近60人之谱，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 院院士人数达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七次院士大会的同时，中国工程院宣告成 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在工程技术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1994年，中 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单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即所谓 “双院士”)，余为新选院士。次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院士，院士人数猛增 至309人。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选113人；2001 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选58名。至此，工程院院士达到了663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相当的 规模。 　　从1991年到2003年的十余年间，我国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300余人，是1980年 增选后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从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长规模。与此同时，随着全 社会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视，院士的身价不断上涨，院士成为各界追捧的明星。 与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现象。校长、院长和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关的领导 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成了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频频当选。院士学术资格 贬值，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日渐显 露。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而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这种现象， 或许可称之为“院士制的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如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本是体现党 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不足为奇的。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不但医 疗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副省级待遇。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 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 的特殊权利，几乎已形成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其次是对院士的追捧。院士成了高于一般学术称号的一种最高职称。不少院 校把院士人数当作一种重要的指标，想方设法引进院士。有的学校实施“院士工 程”，如武汉理工大学制定的有关办法规定，引进院士每年只要在校工作两个月， 将提供科研配套经费500万元人民币，安家费50万元（一次性投入）或180平方米 以上的住房，以及每年18.8万元的院士津贴（见武汉理工大学高层次拔尖人才引 进实施办法，2005）。有的省市制定了引进院士的三年或五年计划，如东北某省 计划在五年内引进100多位院士。更有甚者，有的单位或地区制订了增选院士的 指标。尽管中国的院士数量不少，但面对这样的追捧也是远远供不应求，因此出 现了“共享院士”、“双聘院士”和“兼职院士”等新名目。至于聘请院士担任 兼职领导职务、兼职博导、名誉职务、顾问，聘请院士合作进行科研项目等等， 则不胜枚举。不少院士，其各种实职和兼职甚至远远多于上一世纪80年代初的学 部常委，严重影响了他们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大量发 表学术论文。 　　第三是与院士有关的学术丑闻时有所现。近年来国内学术失范问题严重，尽 管绝大多数院士在学风上都是严谨的，不愧为表率，然而也有极少数院士，忙于 应酬各种事务，同时挂名课题和指导的学生则很多，挂名的论文也不少。一旦有 学生或合作者弄虚作假或抄袭剽窃，相关院士往往首当其冲。尽管这一类学术丑 闻都是不了了之，但对院士的荣誉也是很有杀伤力的。 　　第四是院士增选争议不断，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主要表现为院士增选的官 本位，如前年工程院增选院士时，50余位高官、总经理成为候选人，舆论为之哗 然；申报材料的水份甚至弄虚作假也时有所闻。至于拉关系，送礼请吃，也不断 翻新，早已不是新闻。在争取院士称号的过程中，学术标准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而一旦获得院士称号之后， 荣誉、权力、经费、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等等，似乎唾手可得。这使一些个人和 单位想尽办法争取当选。 　　以上不过是院士制变异的一些突出表现。其结果使院士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 荣誉，更是一种特殊的、官僚化的学术职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提两点。 首先，我国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极为缺乏（详下），故而在全社会重视科技的今天， 高级人才的“马太效应”也日趋严重。在确立科教兴国的国策之后，全社会对科 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向院士阶层高度集中，使他们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担负的任务和 荣誉。其次，官本位体制仍没有出现根本的转变，如果不给予院士一些特殊的权 利和待遇，他们的学术领导作用也将难以发挥，甚至其“荣誉”也会贬值。如上 所述，中国现行院士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科技界自主完成的，党和政府起到了重要 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院士制度建立之后，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仍然渗透到从选举到职权和待遇的各个环节。院士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一种权 力的符号，与其他职务和头衔交相为用，纠缠不清。值是之故，与国际上通行的 院士制度相比，我们的院士制就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性的 称号。院士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特殊阶层。 　　六、院士和科技实力的国际比较 　　关于院士的标准和条件，《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要求：“在科学技术领域 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 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澳 门地区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章程》对院士的资格要求也是“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 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尽管不同的人对“系统性”、“重大”和“创造性”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 标准很高，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日本学士院要求会员是“在科学与 学术上功绩突出者”；美国科学院的会员资格是在“科学和工程中做出过突出而 持续性的原创研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在科学、工程和医学等领域中最出色 的英国科学家。 　　为了保证院士资格的高水准，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如不断改进院士评 选办法，尽可能减少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限制院士的 规模。有的国家，严格规定了院士的数量，出现空缺才可以增补，如日本学士院 会员名额为150人，去年仅增选4人，现仍有14个空额。更多的国家科学院，根据 该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规定了增选院士的频度和名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经常说一国的院士代表着该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最高 水平，但在院士的资格标准上，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是以国内水平来衡量 的。只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章程所要求的资格标准就一再被解释为国内领先，而 不是以国际标准加以度量。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现有的院士 名额过多，与我国的科技水平不符。 　　如果放眼国际科技界，就不难发现，中国的院士实在是太多了，与我国科技 发展水平很不相称。 　　美国是当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科学院现有（截至2005年1月25日） 院士2004人（包括85位退休院士，不计外籍院士foreign associate，下同）， 美国工程院现有院士2123人（其中245人为退休院士）。美国科学院每年新增院 士不得超过72人，美国工程院每年新增院士数量与此相近。 　　英国曾经诞生过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人，现在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科 学强国。英国皇家学会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每年新增会员的 名额为44人。现有1267本国籍会员。 　　日本是移植近代科学技术最为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学士院成立于1879年， 会员（不称院士）名额最早为40人，后扩为60人（1906年）、100人（1925年）， 1949年增至150人至今。现有136人会员，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界会员64人，科技 界会员为72人。2004年12月，日本学士院最新选举出4位新会员，其中两位是科 技专家。 　　也就是说，中国院士数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 倍。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有4000多名院士，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出 了1300多名院士不足为奇。然而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科学与技术，纵论中国院士的 多寡应以中国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参照。中国与上述诸国在科学技术方面 的地位相比如何，可从一年前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组数据得知 [King,2004]。据美国Thomson ISI（即前ISI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在发表科 技论文较多的31个国家中，美国是发表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也是发表高水平论 文最多的国家，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1993—1997年，美国共发表论文1248773 篇，占全世界论文总数的37.46%，1997—2001年共发表论文1265808篇，占同期 全球论文总数的34.86%，美国论文的引用率也最高，高引用率论文（Top 1% highly cited publications）1993—1997年为22710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总 数的65.6%，1997—2001年为23723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总数的62.76%。英国 发表的论文总数和高引用率论文数都居世界第二。日本发表的论文总数居于世界 第三，而高引用率论文居第四（见表1）。 　　再看我国的研究论文数字。1993—1997年共发表68661篇，占全世界论文总 数的2.06%，居第12位，高引用率论文153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总数的0.44%。 1997—2001年发表论文115339篇，有较大幅增长，居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 375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排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 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荷兰、澳大利亚、瑞典、西班牙、比利时、丹麦、 以色列、俄国、芬兰和奥地利之后。以上数字包含了香港地区的论文数据，由于 香港地区的高引用率论文作者远多于内地，如果仅以内地论文计算，我们的名次 还要靠后。 表1 1993—2001年美、英、日、中四国发表研究论文的比较 国别 1993—1997论文数 1997—2001论文数 1993—1997高引用率论文 1997—2001高引用率论文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美国 1,248,733 37.46 1,265,808 34.86 22,710 65.6 23,723 62.76 英国 309,683 9.29 342,535 9.43 3,853 11.13 4,831 12.78 日本 289,751 8.69 336,858 9.28 2,086 6.03 2,609 6.9 中国 68,661 2.06 115,339 3.18 153 0.44 375 0.99 （数据来源：Nature, vol. 430, 312, 15 July, 2004） 　　从上可见：1993—2001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是美国的7.32%，英国的 28.21%，日本的29.36%；高引用率论文的差距更大，只有美国的1.14%，英国的 6.08%，日本的11.24%。2003年，我国论文的数量排名位仍居世界第9，但论文被 引用次数仅排在第18位，每篇论文平均被引证次数低得难以想象，排在世界第 124位[23]。另据Thomson ISI的高引用率论文网站（isihighlycited.com）公布 的数据[24]，美国有3325位论文高引用率科学家，英国374人居第二，德国206人 数第三，日本第四有193人，中国内地只有2人，香港为11人。我国内地具有国际 影响的科学家实在屈指可数。 　　尽管Thomson ISI的数据不能作为评价每个具体的科学家的标准（特别是考 虑到不同学科的特殊性），却是评价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最权威资料。我国 高水平研究论文的数量与美国有百倍以上的差距，与英国和日本也有数十倍的差 距。这组数据显示的情况与近10余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也是一致的。众所周知， 几乎同一时期，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1995年空缺，1997年起连续 四届空缺；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自1997年起至今连续六届空缺。最近有专家在 分析了SCI从1991-2002年间收录中国研究论文的数据后指出：“中国大陆基础研 究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处在跟踪的状态，原创性的工作或称‘自生性’的研究工 作少，或未形成主流。”[张利华，2004] 　　我国院士数量的急剧增长，大大超过了同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增长。这就 必然导致我国院士的平均资格要求大大低于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水平，他们在 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常常不在同一层次。有的院士说我国院士的水平多数不过美国 二流大学的副教授水平，此话虽然尖刻不中听，却也不全是激愤偏颇之语。正是 因为院士名额过多，一些学术水平并不特别优秀者还是当选了。邹承鲁院士就说 过：“比如说选院士，我认为他不够格，我就在会上直说不够。当然，很多人最 后还是选上了。”[25] 　　七 改革院士制度刻不容缓 　　综上可知，学部委员与院士制有很大的差异。从中研院院士到学部委员，学 术资格要求降低不少，而1980、1991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学术资格仍然不升反降。 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使我国院士的学术资格相对较低，名额也过多。这是 我国院士制的“先天”缺陷”。以此为基础，过快地扩张院士名额，又使这一问 题更形突出。因此，改革我国的院士制度，可以从这一问题入手，从严控制院士 规模，否则后患无穷。 　　降低院士标准的恶果之一，是毒化学术气氛，滋长学术腐败。由于院士资格 降低，滥发头衔，名实不符，真伪难辨，院士就成为可以用学术之外的手段谋取 的称号；而隐身在中国院士头衔背后的过多附加值，以及部门、学科、行业、地 区、单位的种种利益，使得院士增选中丑闻不断。院士弄虚作假，违反学术规则 和学术道德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科技界和社会上造成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 因此，控制以至缩小院士规模，是改革现行院士制度的必要前提。要像国家自然 科学一等奖和技术发明奖的评选一样，宁缺勿滥。当今之世，“缺”犹不难弥补， “滥”则后患无穷。惟有坚持院士的高标准，才能维护院士称号这一最高荣誉的 尊严，杜绝院士增选中的种种丑闻，使中国院士的称号名副其实。否则，无论如 何改进选举办法，也不过是舍本逐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降低院士标准的更严重后果，是使我国科技界长期游离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 的主流之外。我们不否认两院院士是我国科技界的精英，但放在国际科技先进水 平上度量，有些院士就相形见绌了。科学技术是最国际化的事业，当今世界科学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超越地域和国界，要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就必须 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院士阶层作为科技界的顶层代表，多数居于科技 界的重要学术和行政岗位，应尽量向国际标准看齐。如果连院士的水平尚不能与 国际水平看齐，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必然是低水平重复而停滞不前，创新、赶超 和跨越都只能是空谈。长此下去，“科教兴国”国策必然化为泡影。 　　改革院士制度，还必须给院士称号降温，使之回归“最高学术荣誉”的本义。 院士称号是功成名就的象征。获选院士之时，多数人都已过科学创造的最佳时期， 已不可能承担过多的任务和职责。年富力强的院士，与科技界的其他中坚一样， 应通过正常的渠道，平等地获取资源和担负职责。种种名目的“院士工程”应当 取消，花样繁多的院士兼职应当减少。院士应当成为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的 模范，院士的学术腐败应当得到查处。当然，所有这一切，还有赖于相关制度的 改革。如果仅从院士制度着眼，恐怕是难以奏效的。 　　科学技术是我国现代化事业中的重中之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党 和政府改革科研体制，加大科研投入，我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取得了较大的 进步。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科技先进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距。如此水平的科技实力，显然难以承担科教兴国的重任。因此，必须想尽一切 办法，提升我国科技的整体水平，实现我国科技的跨越发展。 　　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院士必须起到表率作用。坚持国际通行的资格标 准，提升我国院士的资格要求，是改革现行院士制度的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必须指出，这绝非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空想。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向科 技发达国家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量的留学生，加上为数不少的台湾和香港出生的 留学生，目前，已经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科技人才成长起来，成为美、日、西欧等 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和工程中坚，其中，已有一批人成为国际一流乃至顶 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把他们延揽进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行列，既是 提升我国院士整体水平的捷径，也是为他们创造条件为祖国科技事业服务的一条 重要渠道。 　　5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想方设法吸引了一大批留学生回国为新中 国建设服务。他们迅速成为新中国科技界的栋梁，“两弹一星”元勋，多出其中， 目前两院的资深院士，不乏其人。很难想象，没有他们，我国的科技事业能够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跨越发展。在这些科技界的元老退出一线之后，由于闭 关锁国和文革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只有大量地吸收留学海外的人才方能弥补。 应该说，这些年，党和政府与科技界对此是相当重视的，也延揽了一些人才。但 我们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引进的高级人才还太少，观念和政策上的种种不必要 的壁垒还有待拆除，科技体制上还存在重重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方面必须有开放的心态，非凡的胆识，包容一切的气度， 以及一种时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必须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想方设法，留住人 才；大胆任用人才，为他们创造施展其才华的广阔舞台。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赖 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废除不合理的人才使用制度，改革 不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使那些具有国际科技界一流水平的华人科技人才成为两 院院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成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惟有如 此，才能实现我国科技事业的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 代的机遇。及时地把握这个机遇，是这个时代肩负的历史责任。 志谢：感谢刘钝先生和张藜女士提供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Cao Cong 2004.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樊洪业 1999. 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樊洪业 2005. 院士制度七辨.《科学时报》2005年6月6日. 葛能全 2002. 钱三强年谱.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葛能全 2003 .钱三强传.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郝刘祥、王扬宗 2004. 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事业的现代化. 《科学文化评论》 第1期. 郭金海 即出.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 David A. King 2004.The scientific impact of nations, Nature, vol.430, 311-316, 15 July, 2004. 李强 1996. “脑体倒挂”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 究》.1996(6):7-9 薛攀皋 1999.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炎黄春秋》1999年第 11期. 张利华 2004 .藉由SCI的中国学术研究能量之国际比较.《科学学研究》.2004年 增刊. 注释 [1] 第一届聘任评议员有30人，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所属各所所长共11人为当然评 议员。 [2] 据郭金海[即出]研究，这次院士选举的程序可大体归纳为：规定候选人资格， 分配数理、生物及人文三组名额→成立筹备会→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及研 究机构提名与送达筹备会→筹备会初审提名→评议会议决初审结果→公告候选人 名单→接受批评及建议→筹备会将重要批评及建议提交评议会→分组审查和投票 →最终选举投票→当选院士名单公告→选举出现问题时修正《选举规程》的办法。 [3] 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55年6月1日），《中 国科学院年报，1955》，1页，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印，1956年。 [4] 《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182-183页。 [5] 1957年，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改称“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分为 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划归中宣部领导。 [6]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8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7] 秦力生.“关于加强学部工作及院部机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中国科学院年 报，1980》，31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82年。科学院京区有170余位著 名科学家，其中130余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横遭种种迫/ 害，参见张黎群等主编，唐非著《胡耀邦》第一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8] 同上，31-32页。 [9] 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当前几项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 210-212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82年。 [10]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0》，31页；前引薛攀皋文。 [11] 《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212-213页。 [12] 《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212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82年。 [13]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0》，72-73页。 [14]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247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82年。 [15] 华罗庚，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 84-93页。 [16]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46-55页，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85年。 [17] 卢嘉锡，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84年1月5 日），《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年》，28-29页。 [18]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29页。 [19] 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机构管理体制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 题，本文在此不赘。 [20] 《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24页。 [21] 《中国科学院年报，1990》281-284页，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1991年。 [22] 《中国科学院年报，1990》285页。 [23] 郭红，“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情况分析”，《中国科技 成果》2005年第20期。 [24] 这里引用的是2005年初的数据。 [25] 赵凌，“邹承鲁：科技界真理斗士”，《南方周末》2004年11月25日。 (XYS2006020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