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四方“合谋”与于丹“造假” 　　——论《于丹<论语>心得》的生产机制 　　刘凌 　　《于丹<论语>心得》一出，争议蓬起。已有许多人指出了它的多处硬伤，证 据确凿，自难抵赖。但于著决不仅是个知识硬伤问题，而是个违背学术规范的整 体“造假”问题。所谓“造假”，是指不尊重历史，不尊重文本，妄逞己意，胡 乱发挥，主观随意地“虚拟”了另一本《论语》，另一个孔子。而它的产生与走 红，又关乎一种知识生产机制。我们只有了解这一机制，才能准确把握该书实质， 并作出适当应对。我们要想批判它，也必须进而批判它所由以产生的知识生产机 制。 　　一、是“真实”还是“造假” 　　于丹真是个“好聪明的小妮子”（易中天语），她经常以其特有的“谦抑” 为自己辩护。如称：“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万万 不敢”；她只不过是“用‘心得这个角度’”走近《论语》，“千颗心有千种所 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真可谓一箭双雕： 既将“讲解”与“心得”断然分开；又以“一心之得”的“独创”姿态对抗其它 “所得”。这完全是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她确实也堵了：“媒介指责我把《论 语》弄成这样了，这抬举我了。观众说，谢谢您把《论语》给大家找回来了，这 也是抬举我了。孔子和《论语》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人人心中有。我只是本着我 的心提供一个起点，《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 但她从来也没说清 楚“心得”与“讲解”的区别，也不可能说清楚，这本来就是个障眼法；虽然文 本解读有极大自由度，但文本毕竟又有自身规定性，即使“有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毕竟也还是哈姆雷特。更何况，《论语》乃理论著作，不是 文艺作品，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定性呢。读《论语》，尽管千万颗心有千万种“所 得”，但总应是读出一个孔子，而不能读出个“顺应现实秩序”的“快乐”王子， 读成“精神胜利”的阿Q，而于丹却恰是如此。真乃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实事求是地讲，《论语》中确有关于“快乐”的议论，完全可以专门就此谈 “一心之得”。问题在于，《论语》的“真谛”和主旨，真的如于丹所说，是 “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教给我们如 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吗？这真是 “《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吗？你虽有权“攻其一点”， 却无权“不及其余”，不应脱离主旨谈“一点”，更不应拿“一点”冒充主旨。 而于丹恰是这样做了。 　　是的，即使生活很艰难的人，也可能有“快乐”相伴，就象杨白劳也会给喜 儿扎上红头绳一样。但如果说，《白毛女》的“真谛”就是教人过“快乐生活”， 岂非扯淡？《论语》中确有关于“快乐”的论述，但这种论述决非《论语》的 “真谛”，孔子也决非“快乐”王子。这有大量《论语》文字为证，有以《史记 ·孔子世家》为核心的史料为证，也有既往阐释史和学界共识为证。于丹有权利 谈“一心之得”，甚至也有权利颠覆整个阐释史，但她必须给出论证，说明学界 共识为什么是错的，她为什么是对的。但这些都没有。这就只能是一种轻率和武 断。如果允许这样谈“《论语》心得”，也许可以因“子见南子”，说孔子是个 “色鬼”；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判孔子为“馋猫”。这种既不尊重先贤， 也不尊重经典，既违学术规范，又失文人之德的作为，能算是“研究和传播传统 文化”吗？ 　　《论语》中有大量资料证明，孔子所着力强调的，《论语》的“真谛”，决 不是什么“心灵快乐”，而是“守死善道”的道义担当。当然，对“道”的主要 内容，可能有不同理解，有人说是“礼”，有人说是“仁”，有人讲是“恕”， 有人称是“孝弟”，也许这些并不完全矛盾。对这“道”的评价，也有种种分歧。 但论“道”乃其主旨，毕竟为学界共识。而今半道里杀出个“快乐”来，又不加 论证，是何道理？ 　　即使是于丹，也难掩《论语》道义光辉，不得不引用论“道”的某些条目， 但她却每加歪曲。她口口声声讲 “不可断章取义”，却经常断章取义。在《天 地之道》标题下讲颜回“箪食瓢饮”，本来就不伦不类，更糟糕的是，她还将颜 回的表现解读为能“忍”，能以苦为“乐”，并将之归结为一种“贪而乐”的人 生态度。却无视孔子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即“志道”。孔子指出：“贪与贱” 本身，也是“人之所恶”（而非所“乐”），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里仁》）。即是说，为了坚守“道”，才不惜安于贫贱，而决非单纯地以苦 为乐。类似言论还所在多有。诸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邦有道，贪且 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泰伯》）；“君子忧道不忧贫”（《卫 灵公》），等等。对“贫而无怨难”（《宪问》），也当如此理解。但于丹却将 孔子 “乐贫”观解读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有贫富无关，同内心相 连”。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知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听了能否“快乐”起来。 马克思讲过：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关键在于：必须是有价值的生存， 而不是占有很多价值（弗洛姆）。 　　《论语》和《孔子世家》表明，孔子也决不是一味“顺应日常秩序”，寻求 “心灵快乐”的人。他曾表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泰伯》），对现实秩序是有选择有批判的，因而又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 （《卫灵公》）。“道义”，也决非如于丹所说，只是“一种内心的制约”，而 是一种社会理想，即使“修己”也是为了“安百姓”（《宪问》）。因而，许多 便是对“为政”者的严格要求。诸如“为政以德”（《为政》）；“节用爱人”、 “使民以时”（《学而》）；“周急不继富”（《雍也》）；“政者，正也” （《颜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天下有 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并以“民”是否“称之”（《季氏》），作为 对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他从未教普通百姓“贫而乐”，而只是要求士人在担当道 义时不惜“贫而乐”。他甚至还要求“君子”儒 “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 仁”（《卫灵公》），“造次必如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才是 《论语》的精华和“真谛”，于丹却视而不见。 　　于丹有时也讲“内心修养”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却又把这种服务 表述为 “不辱君命”。但如“社会”和“君命”出了毛病，是否还要“顺应”？ 她有意回避了。孔子及其门徒决不如此。在孔门儒看来，当时已是“道之不行” （《微子》）的时代；孔子也讥刺当时的“从政者”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所以，从总体上看，孔子对当时的“日常秩序”并不“适应”， 他也并不“快乐”，而是饱含忧患，“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孔子 世家》描述他“斥乎齐”、“困于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 意”，他也自认“似丧家之狗”。如若“顺应”，何以至此？但即使如此，他还 是厌弃无原则“顺应”，斥责子贡“不修尔道而求为容”。颜回则认为，“夫道 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 则见，无道则隐”（《泰伯》），而不是如于丹所称道的“大隐隐于市”。对无 “道”之君也决不买账，而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子路》）。到荀子，进而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荀子·子道》）的道义原则。这哪里是“不辱君命”？所以，孔儒人格，决 非象于丹所说，仅是“从容不迫”和“谦抑”，而更是是非分明，勇于承担。 　　二、是“误读”还是“合谋”？ 　　如上所述，“志道”精神，才是《论语》的”真谛”，“快乐”论述只是次 要内容。但《于丹<论语>心得》却远离这一真实，主次混淆，本末颠倒。何以会 如此呢？有人归之于于丹幼稚的童年阅读和无意中的“误读”，恐怕是过于善良、 天真的揣测。笔者虽不愿作诛心之论，但作为古代文学硕士生出身，又是学先秦 两汉文学的于丹，不可能不知道一个真实的孔子。是否假装不知道，那只能由她 来据实回答了。据她讲，她在大学里讲《论语》，绝不是这种讲法，因为那是一 种学理性的解读。只不知道她是如何解读的，也不知这两种讲法的关系如何，是 接着讲呢还是对着干。如是前者，那就都错了；如是后者，就是反学术。她为什 么偏要“这种讲法”呢？这就要探讨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了 　　该书源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演。这一节目的要求只有两个：一为 政治正确，二是极高收视率，因为这都关乎切身利益。其志既不在“学术”，也 不在“文化”。制片人万卫就曾明示：就是要在“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让 《于丹〈论语〉心得》充当一个 “心灵按摩器”，让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 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说白了，就是给那些难 以“顺应日常秩序”、心怀“不满”和“不平”的人群，服用一副安慰剂。这种 “和谐”功能，显然会为各级大老所喜爱。万卫又表示：于丹一直在央视做策划 顾问，有很多电视人朋友，她的口才很好，又有古典文学专业背景，觉得她有这 个潜能，结果一试就一锤定音；对于火爆的签售场面，万卫在感到惊喜的同时， 又自觉是在情理之中。可见他对于丹节目的收视率早有良好预期。没有“百家讲 坛”，就没有于丹走红。因此，她一再表示：“还是要感谢这个平台。” 　　据说，于丹是万里秘书于谦的女儿。记者所夸大的“于丹的童年并不快乐”， 不过是学国学的父亲“强迫”她看《论语》罢了。 而据她讲：她上大学的时候， 是北师大“玩委会主任’”，大家都知道她“能玩”。可见她从小就很“快乐”， 并没有许多文化人那种“苦难童年”经历。后来又取得大学硕士、博士学历；现 职为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有多部书出版，获多种 奖项。还是北京许多传媒、央视50个栏目的策划人和撰稿人，有的还是“首席”。 可见她很“顺应”现实秩序，也一定很“快乐”，这有其封里倩照为证。但熟悉 影视特征的于丹很清楚，即使做一百个策划、撰稿和顾问，也不如做一次表演秀 影响大。她也不会不知道，一旦影视放光，后续图书也一定走红。名利双收，何 乐而不为？所以，一经邀请，便慨然应允，走马上任。她不仅对“快乐”有种天 然亲近，对官方传播要求和受众心理，对政治正确和高收视率，也颇心领神会。 她在答记者问时就讲：《论语》“这部曾经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儒 家经典，仍然能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提供温馨的劝导”； “我了解受众定位，因此我能够跳出学理解读，来这样做”，“面向大众传媒的 解读，必须解读心灵，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在这方面，她不愧为“顺应”的 行家，所以终获“成功”。 　　我们不妨听听她是如何作“温馨的劝导”：“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 权的认可，则来自信仰”（P10）；“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许多人却 越来越不满了”，“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扣（P12）；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 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P20）；“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 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P25）；“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 看到的就是什么”（P29）；“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 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P49）；“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 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P55）；“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 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P64）；“真正的大隐是不离红尘的，他 可能就生活在闹市之中”（P75）；“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P96）； “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P99）……哈哈，不 要“不满”，不要“抱怨”，不要“苛责外在世界，只应“做安静的学生”， “反躬自省”、“‘ 苛责’内心”；不看效果，只讲“动机”；只讲责任，不 讲权利；只要社会责任，不要公平正义。似乎只要是内心“淡定”了，就没有了 “不公”和“不平”。这就是于丹“顺应日常秩序”的基本法则。这使我们想起 了陆、王“心学”的“心即是理”、“心外无物”，但它又决无它们的哲思与理 趣，只有“按摩心灵”的热情。她究竟代表谁讲活，对什么人讲话，她想说什么 活，难道还不清楚吗？你讲就讲吧，可凭什么拉来孔子来垫背？ 　　如果没有受众的呼应和配合，电视台和于丹即有天大本领，也掀不起巨浪， 就象没有愚昧、盲目的群众就没有个人崇拜狂热一样。当今社会，是个功利主义 和消费主义社会。追求金钱和享乐，“过把瘾就死”，几乎成为“主旋律”。舒 适和快乐就是“幸福”，已成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如果说价值约束的传统，还使 人们不好意思公然标榜它，那么，于丹提供的“道义”支撑，则使他们欣喜若狂。 连孔 “圣人”都以“快乐”为“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强 势集团而言，自能增加其若干“合法性”，减轻道义和舆论压力。对部分弱势人 群而言，则可自宽自慰，两眼一闭，一切不公和苦难均不存在；既然幸福只是一 种“心态”，稍一调整，也便“幸福”起来，那些“烦恼”真不值得。吾邦本就 有轻视理论的传统，当今时代更是“跟着感觉走”。 喜爱视觉快餐的大多数民 众，都不曾也不愿啃《论语》，于丹略加翻炒，即将它色香味俱全地地端上文化 餐桌，能在轻松快乐中“把握”神圣经典，怎能不囫囵下嚥呢？既然心有灵犀， 也必相见恨晚，该书焉能不“红”？ 　　《于丹〈论语〉心得》，就是对“百家讲坛”和“快乐”受众的双重“顺 应”。但《论语》却并非追求“快乐”之作。于是，于丹就不得不曲解《论语》， 不得不虚拟孔子，妄称“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 活中的快乐”。孔子不但能教他的学生，还竟能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 中寻求“快乐”。中间没有过度，不经改造，顺手拈来，立竿见影。这是真实的 《论语》、孔子，还是一种“戏说”？ 　　出版社改制以后，均面临极大的生存和利润压力。虽然也讲“社会效益”， 也主要是保证政治正确，避免“触雷”而已。更关心的，恐怕还是经济效益。对 他们来说，订数和销量就是生命。为此，他们大多热中于出版大众喜欢的时尚书， 争抢电视热播的文字稿。最多，也只是“以时尚养学术”罢了。即使以出版古典 和当代学术书出名的中华书局，也未能免俗。以其实力而论，他们还不至有生存 危机。但利益最大化，毕竟是“经济人”本性。他们自然会预见到于丹讲《论语》 的热销。书局的声望，对“百家讲坛”和于丹也具吸引力。在争取书稿的竞争中， 书局占有优势。 　　《于丹<论语>心得》,就是以上四方“合谋”、呼应的产物,是各自需求和利 益结盟的结果。而并非如某些传媒所炒作的，仅是于丹的“才华”和“四岁读 《论语》”一类经历的结晶。当然，这四方的地位并不平等。由官方性质和垄断 性所决定，“百家讲坛”独占优势，受众则是最为被动、软弱的群体。 　　三、是“共赢”还是“俱损”？ 　　综上所述，《于丹<论语>心得》是一种典型的时尚文化。时尚是有重要影响 力的特定群体价值观和趣味的动态展示。现代时尚文化，则是握有政治、经济权 力和话语权的上流阶层，引领大众消费的产物。因其实质内容，时尚文化有精华、 糟粕和混杂之分，不可一概而论。时尚的外观，虽表现为某种自发的标准化大众 行为，但实际上却是精英阶层自觉策划的结果。于著即是如此。“百家讲坛”节 目组，乃是其“总设计师”。于丹、中华书局，不过是雇员和执行者罢了。电视 台虽然每以“大众需求”作为辩护理由，却隐瞒了“生产也能制造消费”的事实。 大众实具弱势性和被动性，其文化趣味只能被强势群体诸如电视台、作家和出版 社等所引领和操纵。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和金钱打造了《于丹<论语>心得》。盲 昧的消费者买单，成就了于丹的一夜“走红”。而收视律、销量、金钱等数量指 标，以及追星族热捧和传媒“走红”，则成为“成功”的主要标志。 　　时尚文化有个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既立异，又效仿。其实，二者各有 不同对象范围。对时尚外文化是标新立异，对时尚文化本身则是认同和模仿。 《于丹<论语>心得》以虚拟的“快乐”孔子标新立异，以与阐释传统相区分，有 人称之为“颠覆”。但于丹的粉丝们，却以认同、接近于丹为荣，认定《于丹 <论语>心得》为最佳阐释。许多粉丝与时尚制造者并不属于同一阶层。但这种认 同和效仿，以及签名、合影、通讯等接触，却使他们有一种虚幻的上层提升感和 融入感，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一旦有人戳破这个梦幻，他们必然十分恼怒。 看似是捍卫明星，实乃保卫自己。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支配大众的是榜样， 而不是论证。”他们喜爱于丹非“论证”的“榜样”式《论语》解读，并以于丹 为“榜样”，也就十分自然。即使反击批评者，他们也不会“论证”，而只是诬 人清白——“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谁红就踩谁”，或反问“有本事你也 写呀？”。 　　表面看来，这种四方“合谋”，似乎满足了各方需求，是一种共赢。但由于 时尚文化内容的虚假性，实乃隐含着互伤俱损。“百家讲坛”、出版社和作者， 丧失了无价的信誉；广大受众则遭受了知识的扭曲和价值观的误导。所有这些， 均后患无穷。因此，引领时尚的各路精英，如果真有社会责任感，其策划、制作 即应慎之又慎。解读《论语》这样的经典，制作三方本应请相关专家审核论证， 是否如此，我很怀疑。如果是，那就是专家失责。不信，请公示审核意见，让学 界公议。于著确也讲了些有益的人生道理，表述也平易畅达，不乏文采。但相比 对经典的根本扭曲，这些已变得微不足道。而面对有理有据的批评，于丹和节目 组却从未作出认真、诚实的应对和检讨，其傲慢与固执大有违于她所倡扬的“谦 抑”品德。她借“百家讲坛”撑腰和读者热捧，拿“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多 个学者都有责任”和“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翻阅中国古书，效果就达到了”相搪塞， 实为极不负责任的言论。“研究和传播”的，不应是严重歪曲的内容。也并非读 过该书的人都会去读《论语》，读的人也不见得都有辩识力。你将一个虚拟、歪 曲了的《论语》和孔子硬塞给信任你的读者，其流毒决非短期所能消除。因此， 四方‘合谋’，看似互利双蠃，实乃四败俱伤,受害最大者当然还是受众。 　　另外，作者走红后，看似风光无比，实际也已成为权力和市场操纵的商品， 被名利鞭子驱赶着，不断自我推销，追逐利润最大化。你看，她既是教师，又当 领导；身兼媒体五六十个栏目的策划；刚写出本《<论语>心得》，不出几个月， 《<庄>心得》又出来了，也许下本《心得》已酝酿中；还要马不停蹄地签名售书， 动辄万本；还要接受记者采访，与名人座谈。你说累不累？烦不烦？于丹教诲我 们：“学着舍弃一些，这样也就远离了烦恼。”可她一样也不不舍弃！是没有 “烦恼”，还是欲罢不能？ 　　将经典“通俗化”，是四方共同的辩护词。托尔斯泰说过：“伟大的艺术品 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们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鲁迅也反对“作品愈高，知音 愈少”的逻辑。甚至连艰深的《资本论》，都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是， “通俗化”决非作品尤其是理论著作的基本要求。马克思认为：“使一门科学革 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人们必须尊重社会生活和理论 著作固有的复杂性，否则将导至诸多弊端。布尔迪尔就曾指出：通俗化的“简单 话语”，“很可能是那些冒最大的、被误解的风险的话语”；“虚假的清晰度经 常是统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被各种“主义”的通俗宣传所验证，又再 一次被于丹的书和于丹热所验证。布尔迪厄讲得透彻，“清楚地叙述的最佳方法 其实就存在于以复杂的方式所作的叙述之中”。即使是恰当的通俗化，也必须以 对生活和经典的准确把握和透彻理解为前提，而不是相反。马克思也说过：“只 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科学基础和真理性问题，是通俗化 的必备条件。失去这一条件，就只能是“庸俗化”。而于丹公然主张：“《论语》 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庸俗化不仅导至平庸和鄙俗，也必然导向随意解读、 扭曲经典。于丹不就是如此吗？ 　　四、余论 　　时尚文化是商业社会和销费时代的必然趋势，不能拒之门外，只应因势利导， 使其健康发展，以造福社会。只要上述时尚文化生产机制不加改变，类似于丹讲 《论语》节目和《于丹<论语>心得》那样的书，就会继续产出。我们所能做的， 也许只是要求它们生产“通俗化”而非“庸俗化”产品，守住道德和学术底线。 主宰舆论导向的中央人民电视台，负有更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于丹所说不 无道理：应让更多的人“上课”，而不是让谁“下课”。呼吁有深入浅出能力的 专家学者，走上“百家讲坛”，不要再让那些浅薄无聊的万金油、脱口秀们“一 家”独占、“一花”独放。请问“百家讲坛”：有无雅量和勇气，让有条件的志 愿者，登上讲坛，用七天时间批评于丹？不管怎样，熟悉经典的人士，对那种严 重扭曲真理和经典的玩艺，必须大声喊出我们的“我抗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严肃学者的学术启蒙，追星族当会不断有所进步。对他们那些极端情绪化 的言论，我们应予同情之理解，大可不必斤斤计较，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一种 存在方式。 (XYS200703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