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中国学者为何“不学而术”?   ——兼谈“于丹现象”   肖鹰   在“求真悦学”的王国维为文化精神殉节之后80周年,我们不得不面对以 “不学而术”而走红的于丹。80年的的岁月沉浮,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有如此变换?   余英时认为,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标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 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换,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 的过程。余英时还认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文化自身在20世纪中国社 会中的边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80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 分子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审视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现象, 可见8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及其品格的质变。   一、 王国维:“求真悦学”,“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 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今年是王国维自杀80周年。1927年6月2日,他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50 岁。   王国维是开创20世纪中国新学的大师巨子,陈寅恪说:“先生之学博矣,精 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王静安先生遗书》)陈寅恪此说, 代表了包括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在内的现代学术大师对王国维的定评。他为什 么会在盛年之际突然自杀?在遗书中,王国维只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 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告白自己绝命的原由,这等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 谜。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为殉文化精神而死,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 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之仁圣所同 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 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纪念碑文》)   我赞成陈寅恪此说。但要指出的是,王国维所要申张的“自由意志”,是 “求真悦学”的意志。他认为,学术的本义是“求真”,而“求真”,不是为功 利名义,而是“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追求“纯粹的知识”;要求真,必须 “悦学”,而真“悦学”必须以“坚忍之意志,永久之注意”投身于学问。 (《教育小言十则》)对于王国维,“求真悦学”既是人的本质所在,又是人生 的至高快乐。他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 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 他又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 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 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 之王之所能易者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好学”在中国文化中是由孔子开启的一个文化传统。孔子以“君子”为理 想的人,而“君子”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好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学而》)孔子自已是实践 “好学”精神的典范。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述而》)对于孔子,“学”就是追求以“仁”为核心的人生真谛,提高自己 的心灵境界,使自己的人生具有高度的社会价值。他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 乐,就在于终生学习和实践“仁”的真义,他自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忱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予我如浮云。”(《述而》)   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是对孔子开启的“好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与 孔子强调“学”以“仁”为核心的人生内含不同,王国维主张追求“纯粹的知 识”,而且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他说:“夫天下之 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而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 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 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 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 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能竟之;今不获其 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 者,实由于此。”(《〈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对学术的自由独立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的真 义,因此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然而,他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 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他说:“夫然,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 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矣?故其学苟可以 得利禄、苟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 兴味,则其中道而至,固不足怪也。”(《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认为,“学” 的真义就是独立自由的追求真理,而“艺”(术)是对真理的转化运用。“治学” 是“求真”,而“治艺”是“求利”。所谓“视学为艺”,就是不以“求真”为 学术的根本目的,而以学术为功利致用之术。对学术的取舍以功利为标准,其于 学术所得必然是半途而废、似是而非的口耳之学。王国维悲叹:“学术之绝久 矣。” 所谓“学术之绝”,是指以“求真悦学”为精神核心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对王国维之死,应当联系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学”的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 的命运来考察。王国维身历了余英时指出的文化边缘化的两个早期阶段(国学派 的自我边缘化和“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但实际上以他天才巨子的敏 感和预见,他已经预感了文化彻底边缘化的境遇。文化边缘化的实质,就是文化 丧失了自身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被转化为获利致用的工具,因此,社会由 鼓励“求真悦学”的精神相反,昌导并盛行“视学为术”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 环境中,学者自身也沦为党派政权斗争的工具,丧失了独立性和学术自由。王国 维晚年,其身就被夹在逊清小朝庭和国民政府的争斗中困苦挣扎。他既不能改变 现实、看不到希望,又坚守他所推崇的屈原的“廉贞”的情操,“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因此他唯有“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二、于丹:“不学而术”讲《论语》,“《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 读”。   在王国维死去80年以来,经历着现代化变革的中国社会不断改造和消除着传 统的以人文理想为内含的“求真悦学”的学术精神,“视学为术”因此成为中国 社会的主导学术观念。“视学为术”的学者,是没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意志的,相 反自觉地将学术作为无独立价值的工具,用之为一己之利益服务。这就是余英时 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彻底边缘化的状态,“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 “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求真悦学”精神的缺失和“视学为术”观念的盛 行,形成了中国学术“学寡术繁”的畸形繁荣。就“术”而言,当代学者的“业 绩”在王国维之上者数以万计;就“学”而言,当代学者的“建树”能望其项背 者比晨星更寥落。“视学为术”的文化环境不仅使学者们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 而且滋生了许多“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 “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 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 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 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 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 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 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 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 “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 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 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 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 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 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 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 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 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 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 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 “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 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 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 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 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 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 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 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 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 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 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 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 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 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 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 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 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 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 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 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 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 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 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 “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 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 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 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 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 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 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 “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 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 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 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 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 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 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 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 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 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 (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 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 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 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 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 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 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 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 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 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 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 “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 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 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   三、冯友兰:诠释经典必须有“学识才”三长,普及经典,“意在通俗,不 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我们生活的当下时代,是物质欲望嚣张而精神人格被贬损的时代,也是传媒 教导大众“愚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快速地接受了现代 化的技术启蒙之后,因为精神的匮乏和心灵的迷茫,亟需一场传统文化的精神再 启蒙。“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这是孔子的自况,也是他为中华 文化谛创的生命精神的最高体现。今天,中国文化需要再次注入这崇高的生命精 神,使之成为我们拯救和再生文化精神的源泉,成为我们自我人格健全和维护的 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的精义储存在千百年来被历史选择、锤炼的文化经典中。向民众普 及经典,是人文学者应尽的职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经典的意义,是精 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用金圣叹的话说,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 无限眼界,无限文心”。因此,普及经典,首先要通晓经典、尊重经典,使自己 的心灵与经典的精神相通。限于民众的接受能力和兴趣,普及经典需要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和生动感人,但同时不能肢解其思想、损伤其精义。所以,普及经典殊 非等闲易事。   冯友兰在1947年写了一部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通俗入门教材《中 国哲学简史》,此书简明精妙之至是此类读物难得的经典之作。冯先生在该书 “自序”中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 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 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冯先生此说,不仅指出了做经典普及之不 易,也申明了做经典普及应尽之职责。这是告诫我们,非有“才学识”三长不能 胜任此事业。   今天,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一批“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正在致 力于将中华文化推向全面低俗化发展。面对这样的趋势,要为中华文化保持精神 的品质和尊严,一方面非有一批信守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的人文学者做艰 辛耕耘不可;另一方面也必须有一批遵从冯友兰的“学识才三长”之告诫的人文 学者参与经典普及的事业。这实为中国文化振兴的希望之所在,是有良知的人文 学者应尽之责!   (本文原载4月11日《中华读书报》第17版《文化双周》头版,发表时有删 节) (XYS2007041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