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 “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 《财经》记者 王以超 李虎军《财经》网络版 　[2008-01-18] 与道德的荣辱相比，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谢华安之“病” 　　所谓荣辱转瞬，对于有着“杂交水稻之母”声誉、现年66岁的谢华安而言， 或许此刻最有体会。 　　2007年12月27日，就在其正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天，他所在的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的两名退休人员，致函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矛头直指这位 新晋院士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 　　此后，这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披露，并经网络广泛传播之后，几乎成为近 期最具争议性事件之一。举报者称谢华安在撰写相关论文和书籍等学术行为中， 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端行为。 　　举报者称，在2005年年初出版的《汕优63选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本来洋 洋洒洒78万字的著作，是由该所20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执笔撰写，但最终的编著 者一栏中，却仅有谢华安一人的名字。 　　1997年，谢发表的《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Ⅲ·光合特性 与光能利用率》一文中，也在正文中未加注明的情况下，使用了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研究人员1989年发表在《江苏农业科学》上的多处关键数据。尽管谢在文末的 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江苏农科院研究人员的论文，但仍未说明究竟“参考”了哪些 部分。 　　无论按照欧美国家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者是国内相关条文，姑且不论举报者 动机如何，谢的行为，都的确有学术造假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质疑其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的公正性，也是应有之义。 　　毕竟，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至高终身荣誉之一，院士的头衔并不是中国科学院 可以私相授予的。 　　鉴于早在2007年10月份，中国科学院就曾经针对这些举报，委派包括华中农 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启发教授在内的三位院士 赴闽调查。那么，现在，中国科学院就有义务公布之前的调查结果，并对院士遴 选流程的种种疑问做出解释。 　　但遗憾的是，中国科学院却至今没有公布调查详情；而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 讨论，也多徘徊在失衡的边缘。 　　无论谢华安在书本或者论文中给出的答案如何，学术品德如何，他在稻田中 给出的答案都是真实的： 　　虽然对于公众而言，其名气远逊色于另外一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但这个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却一手催生出了 “汕优63”这个造福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水稻品种。 　　作为20世纪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汕优63”连续16年保持了产量 第一。对于崇尚“以粮为纲”的中国而言，这一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有人甚至以为，在1994年，当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提 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拷问时，正是这样一 批田野中的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 异化的荣誉 　　当然，批判一个人学术道德败坏、学风恶劣，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或许我 们不要忘记，个人的堕落总是有极限的，但集体或者是制度却可能没有。 　　1994年，当中国科学院将学术终身荣誉，从原来的学部委员正式转变为科学 院院士的时候，也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称号会承载这么 多、这么丰富的内涵。 　　1995年，随着中国工程院的正式脱胎，“两院院士”的称号开始变得一纸风 行。在2007年年底完成两年一届的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 目前都已经突破了七百大关，可谓盛况空前。 　　但和繁荣一并伴生的，则是异化。 　　虽然院士制度本身源于欧美教育和学术理念，但在中国，却是在整个学术体 系最初“苏联化”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因此，土壤和果实的习性之间， 一开始就注定存在天生的罅隙。关键或许在于：谁影响谁，谁改变谁。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结局也许是注定的，那就是“虚无”的学术荣誉，终究 难抵真金白银的“体制性遗产”的诱惑。 　　和欧美专业性学术体制不同，在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界，骨子里还是行政化的 学术体制。任何学术行政手段，由于其大多不是在专业内部通过同行评议达成共 识，往往更需要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支点”。 　　这个“支点”，首先条件就是必须对这个体制内的操作者，具有足够的保护 性。也就是说，这个“支点”，最起码在公开的语境中，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 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恶意”的，就像自然环境中的“拟色”一样。 　　在“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院士制度诞生之前，也有很多颇有些灰色意味 的“支点”，比如出身名校、师从大家或者海归背景等，在决定各种奖项、职位 以及课题时都举足轻重。但这些话语，毕竟用起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不大 上得了台面。 　　现在好了，有了院士这个集“众家之长”并具备法理正统性的“金牌支点”， 江湖可以鼎定了：一个世界是有院士背景或者血统的，另外一个则是没有的。 　　把一个项目下放给院士或者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化风险的释放： 因为一旦成功，是领导和组织有力；一旦失败，则是国情使然，难免的学费。潜 台词是：“连院士都不行，况竖子乎”，自然非行政之过也。 　　正是因为这个“支点”有此奇效，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工程院院 士也随即跟上；到了2006年中，就连一向被认为“文无第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也启动了类似院士制度雏形的学部委员制度。 神坛还是祭坛？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曾经对《财经》记者戏称，在行政 和院士的双重“割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已经少有“自由民”的生存空间。 　　话虽有俚语之嫌，但其中的深意，对于决策者而言，却不可不查。 　　正是因为一旦有了院士身份，就有“吸星大法”一样的效用。因此，在中国 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院士评选早已经从个人性质的、非盈利性质的自愿性行 为，演变为规模宏大的有组织的、功利性的自觉行动。 　　各个大学，无不以拥有的院士数量多寡来论短长，如同以拥有的博士点、重 点学科或者实验室来论衡一样。 　　当然，美国的大学也有类似的竞技行为，可目的相对单纯，只为招徕全球优 秀才俊；而且，往往比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数学上等量的菲尔茨奖。许多人都 知道哈佛曾经出过43个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目前也拥有7位诺贝尔奖 得主，但知道它们分别有多少院士似乎不多。 　　更何况，即使对于美国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其所拥有的物质上的 “优先权”，与中国院士相比，往往也是少得可怜的，更不会形成在学术界的某 个领域事实“割据”的局面。 　　没有人知道，像谢华安这样屡次申请，并转战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之 间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坚持这种选择的到底是胸有凌云志，或者是 心有不甘？或者就象很多战争一样，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发动它，却根本无法阻 止它按照惯性继续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谢华安有理由觉得委屈。在院士这一群体中，固然学术 成就和品格令人尊敬的学者众多，但因出身名门得之者有之，先入仕后居高临下 得之者亦有之；更可能有在实践上既无做出巨大贡献，在理论上也无重大突破， 最后也稀里糊涂得之者。 　　无论如何，在院士制度这面多棱镜面前，这种起于田亩之间的老人，都有着 其悲情的一面；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网络上不乏为之鸣冤者。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院士制度已经饱受批评，谢华安学术造假风波，仅仅是 一个最新的注脚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它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成为举足轻重的 “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现在的公众批判，往往仍然过于关注从神坛走向祭坛的个人；与道德的 荣辱相比，或许，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哪怕仅仅是个开始，也总比把万千标枪投向一个被异化的对象，更加值得欣 慰一些。 (XYS200801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