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晚清西医在中国 南方周末   2004-03-18   □何小莲(上海)   晚清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林则徐就曾请西医治疗过 疝气。清人笔记记载,林则徐临终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证,“星斗 南”正是闽语“新豆栏”,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西医的震撼力,由此可 见一斑。   一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 《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 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 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 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出现的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 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 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 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 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这是在伯驾看来最为重要的 条款。   潘仕成为什么要提议加进这一条款呢?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人,因其 “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调至衙署专理 夷务。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对伯驾有感激之情。潘仕成对西方人的风俗 人情有较多的了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 他因此提议加进这一内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随员,他的提议固然有影响,但关键性人物是两广总督耆英, 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款呢?原来,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载,耆英因患皮 肤病,曾通过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 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 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   看来,有关内容的加入,与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对西医的情感有关。   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 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 秘密。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 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 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 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 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林则徐的病历是这样写的: “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 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破裂的原因。”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 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 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 朱维铮先生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 在地。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的思想深处。(朱维铮主编: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所特别的学校   天津医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 膺有直接关系。还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生病,请中医久 治无效,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c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疗,很快痊愈。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 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叫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后, 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 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 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 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所学校,就是天 津医学堂的前身。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我们现在缺少 资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差会与 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 教士的医疗诊所,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 特别的名称,表示出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行事谨慎的李鸿章,如果对西医 没有特别的认可,是不会有此特别之举的。   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 津医学堂时说: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 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 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七十八,第31-32页)   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崇高,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 特的石碑,上面写着:   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马先生为我治 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四位侧室中最年 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 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年轻侧室为 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 除手术,向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戒除鸦片的方子。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 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家“家庭医生”。   这位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以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曾经为张之洞的洋 务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 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 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1894年1月,张之洞赏给马尚德七百元钱作为 酬劳。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 病逝,年仅31岁。(邝兆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载 《历史研究》,1992.2)   晚清来华传教医生中,马尚德是个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但他的手术刀,切除 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划开了男女之别的帷幕,震撼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 姓的心灵。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 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 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 无奈,他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 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 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史蒂文森医生 (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太治好了 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盛京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官 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显赫人物左宝贵将军、总督赵尔巽、徐 世昌、唐绍仪及后来的军阀张作霖的交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 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 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   至于平民百姓,对西医和传教医师热烈欢迎和诚挚感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 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焉。儒农官员,各品人等, 病来痊去矣。(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405页, 上)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 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 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 盛一日也。(《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载《申报》1877年12月 22 日)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 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 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乔那森·斯潘 塞:《改变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0)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 诊治病人,已多至10万人次。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诊病 人达74万人次,为近5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后,新一轮西学东渐拉开帷幕,数、理、化、天、地、 生,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林林总总,源源而来。但是,没有 哪一门学科像西医那样,所向披靡,深入人心,从名儒显宦,富商巨贾,到贩夫 走卒,始而狐疑者或有,终而严拒者鲜见。   那么,西医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异质文化相接,其表层文化如生产工具、物化技术穿透力较强, 易于传播、渗透,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穿透力较弱,难于 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 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像在自己 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汤因比:《历 史研究》,节录本,上卷,第50页)医学则是这么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有工具 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特点。诚如熊月之先 生所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 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 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西医(尤其是外科手术)通过工具性特点,收手到病除之疗效,再通过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处,由治病而攻心。任 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只要他思之再思之,就会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背后,看 到奇妙无比的科学体系。   上引李鸿章的话,已可说明这一问题。康有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视为一个 例证。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较少为人 们道及,即其治病经验。1885年春,康氏患病,头部暴痛如裂,自云“群医束手 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外,数月不出”。他只好“检视书籍,从容待死”。一个 偶然的机会,“得西医书读之”,买了西药,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楼宇烈 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康氏由试用西药而病痛痊愈,促 使他较早地体会到科学方法与西方近代思想间的深层联系,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的 以 “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这种“智”的思维方式,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鲁迅也说过,他通过翻译的历史 书,知道 “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西医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合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 够看到超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 的慈悲心怀。虽然,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 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就是合治病与攻心为一体的结果,也是西医的威 力和魅力所在。 (XYS2004032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