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科学在中国的悲哀 陶世龙 五柳村网站 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 新近在网上看到一篇读《李约瑟文献50年》记,提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 使人们发现“被爱因斯坦判为不具备科学两大关键要素的中国,连冯友兰都论证为科学不毛之地的中国,却原来 在近代以前是个富甲天下、璀璨耀目的科学大国。” 这种看法在我国早就存在,听起来很舒服,流传也就很广。但在古代中国,其实无科学可言,科学尚不存 在,何来科学大国? 我说这话,实在煞风景,一讲出来就会有人反对,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难道不伟大!还可以举出张衡的地动 仪,自流井的盐井。以及孔明灯是航天的嚆矢,爆竹二提脚是火箭的滥觞等等。这些事物,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 是无与伦比,所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里真的陈列着孔明灯。但遗憾得很,都只能称之为技术,而 不能算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相关,但并不能等同,严格说来中国古代那些技术,并非以科学为基础,与现代意义 的技术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人把那个时代建立的文明称之为工匠文明,以示区别。 下面几个例子,我觉得足以说明。 冶金史专家朱寿康先生领导的一个小组,曾专门用现代的测试手段去研究中国的古剑。他告诉我,1974年 从葬秦始皇的陶俑坑中出土的三把宝剑,是直接埋在地下约五、六米深的土中,地上面的水能够渗入和它们接 触,可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是光亮如新,非常锋利,妇女的辫梢,竟可一挥而断!后来在一次会上,方 毅同志也谈道这秦始皇时代的宝剑,他去参观时曾要出试过,真的有这样锋利。而这些秦剑是用铜和锡,还有少 量的铅造成,并不是钢剑。 朱寿康他们用测试仪器反复检验,还做了一些模拟试验,最后查知,宝剑不锈的秘密是表面有一层厚度仅十 微米的铬;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剑中,剑身中锡的含量量高于剑刃,所以刃口锋利,而整体坚韧。这样的剑是怎 样造出来的呢?研究的结果是,先浇铸出中间的芯条,再浇铸两边的刃而作成的“复合剑”。 宝剑的物质组成清楚了,制作方法也知其大概,何不造它几把?有人试过,但都不成功。因为古代这些奇妙 的宝剑,是摸着石头过河,凭个人积累的经验来制造。并不知道炼制宝剑过程中有什么物理化学作用,也没有可 以作为规范的工艺流程,造出这一把,下一把就不一定能依样画葫芦地复制,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说,铸剑名家干 将和他的妻子莫邪练剑三年不成,最后把头发指甲剪了投进冶炼炉,直至莫邪自己跳进炉中才炼成。而这剑也有 了灵气,成为威慑邪恶的神物,留下的记载不少,由此可以看出,技术高则高矣,但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超自 然的神秘倒是不少。由于没有上升到科学,只能靠在实践中学,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知到了那一 代,这经验随着师傅进了棺材,就完了。 再如张衡的地动仪,的确值得我们骄傲,西方也无疑问地表示了对张衡的尊崇,但里面有多少科学呢?史书 的有关记载只有几行字,有的专家想复制一台,研究多年,造了出来,发生地震时却报不出来,就算是留的资料 详备,能够复制出来并真管用,但这也仅是提供了认识地震的一种工具。张衡以后更无人接班,在中国社会中对 地震的认识仍是天人感应那一套,在我们四川,便有一个故事,清朝同治年间,在保宁府大堂,一天突然陷落一大块, 从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鸣地震"四字,据说是诸葛亮留下的预言,大家理解为牛叫起来地就要震,于是禁牛入 城,并规定养牛的人,必须给所有的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横木,让它叫不起来.谁知后来来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县姓鸣, 两人还恰好同时到任,就在这一天地震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牛鸣"在此.如此荒诞不经,却是被一本正经地记在书 中;许多人是相信这类说法的,所以洪秀全还以地震的发生作为建立“新天朝”的征兆,而1976年唐山地震后, 当时的宣传工具还在引用。 还有这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用来做正经事,恐怕没有看风水用的多。到头来航海或做地形地质测量 用的罗盘,在早还得买西方制造的。中国传统的罗盘是圆形,磁针周围加上了些天干地支这类似乎是神秘的东 西,对做地质工作无用,但现在听说比地质罗盘值钱了,因为信风水的人还是很多,包括有些单位的领导也信, 盖房子请风水先生去看风水,收入比干地质强。赛先生潦倒如此,能不悲哀! 一个时期出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宣传,实际上是不懂得科学的价值,停留在工匠文明的自我 陶醉。在那时的许多影视和文艺作品中,科学家是最蠢的,不仅无用,还在那里碍事。 技术的高超不等于科学的存在,但有人会说,像朱熹对化石的认识,沈括对河北平原是河流带去的泥沙淤积 而成,徐霞客对喀斯特地貌的观察,难道不是科学吗?十多年前,就遇到过这样的质问。 这些古人的认识都是很卓越的,但几句话就等于建立了这门科学吗?显然不是。就是李时珍大部头的《本草 纲目》,里面有许多可用的材料,但也不能忽略其中还有生吃狐之五脏及肠肚,可治狐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 大人见鬼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张衡、朱熹、沈括、徐霞客这些古圣先贤思想中闪耀出来的科学的火花值得我们自 豪,而这些火花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燃烧起来,自然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也不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倒是更值得我 们深思。 我们四川有个著名的经学家廖季平(1853—1932),在他的《地学问答》(1915年,请注意这不是科学意义的地理 学,而是讲堪舆即风水的中国传统“地学”,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引进作为自然科学的地学把它取 代,可是现在有些人还真想去认祖归宗呢)中就发表过这样的高论:“泰山从海底过脉,当从闰美洲而来,美在 昆仑之西,应属少昊,从西潜行到东,中土江河夹其左右,东西合并,乃笃生至圣。”用以说明出生在“少昊之 墟”即曲阜的孔子,成为圣人是得天地之灵秀:中国的风水术竟和现代的地质学也结合起来了。 稍微有点地质知识,就知道这是在信口开河,但这位老先生是正儿八经的,他是按风水术中的龙脉去认识。 而现在竟有置人类共有的先进文化不顾。而以产生的地域为区分,强调未来为西方文化落后了,东方文化将 取而代之,于是不知是些什么货色的金人玉符,秘笈宝典,纷纷从箱底翻了出来,打着宏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同 时不忘穿上科学的袍服,你方唱罢我登场;孔夫子也不屑一顾的怪力乱神,竟成了超科学或另类科学,并得到为 数可观的精神俘虏;其心不可测,还不如廖老先生有几分书呆子的真诚,另一方面,渲染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 反对科学主义的声音也在吠声吠影,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奇观。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确 是看看他的现在,就可以了解他的过去。 我以为,还是爱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策(J.E.Switzer)的信中说的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 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 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 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商务印书馆,页574。)(商务中译本末句翻译 有误,此处引用时已根据李醒民老师的译文改正。——刘华杰注)。 徐霞客的不幸 还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引出的问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后来却落后了?,被 称为“李约瑟难题”;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不存在,因为本来在科学上就没有领先过。或者说研究这个问题会 徒劳无功。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无论原先是不是领先,现在落后的是事实,认识造成落后的原因,很重要,因 为如果认识不清,就不能去消除那些障碍科学发展的因素,甚至还可能把它们当宝贝。 事实上这个问题已讨论很久很多了,开了不少会,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文章,印出的书一大摞,我在这里是班 门弄斧,讲不出什么理论,仅仅是就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谈谈我的认识。 时间是1987年,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活动正在热闹地进行。一天,在侯仁之先生家中闲谈。侯先生突 然感叹地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徐霞客 早于德国的洪堡(1769-1859)那么多年,但自然地理学并不是中国首 先建立?是呀!怎么过去就没注意。我说:侯先生你来一篇。他说,你要有兴趣,你写吧。回去就查书,把洪堡 的经历和徐霞客对照。 我发现,就个人的聪明才智、精神毅力而言。中国人决不比西方人差,徐霞客就是代表;今天在此所见,美 国一年一度在高中生寻求科学人才的竞赛结果,前十名一般总有三、四人是华裔;加拿大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比赛的代表中也少不了有几位华裔青少年,都大大超过华人在这些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也是证明。所 以,我认为科学未能在中国生长起来,不是个人的基因有问题,而是他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没有 适于科学种子生长的条件。将徐霞客的遭遇与洪堡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两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探索大自然的高度兴趣和献身精神,有高于一般人的观察记录能力;多次去野 外考察,均有一次长达四五年的旅行。 再就是都继承有丰厚的遗产,不仅不用操心油盐柴米酱醋茶这些事,还有钱去做花销很大的自费旅行。 别的方面一比,徐霞客就差远了。 洪堡出去考察前,在弗莱贝格矿业学校上过学,学了地质学;地质学成为一门课程,就是洪堡六岁那一年在 这个学校开设起来的。开这门课的魏纳被公认为地质学的奠基人,尽管他提出的水成论有许多谬误。这个学校现 在还在德国,老地方,仍使用原来的名字,没有“升格”成大学或与别的大学合并。 徐霞客青少年时学的是四书五经,那时程朱理学的道统已经成为主流,八股文统治文坛并成为进入政坛必不 可少的敲门砖,徐霞客算是看的透,不愿去做“举业”即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山野,考察自然,但在知识上做 的准备,最多是看点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而且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落进了唐太宗设下的这个圈 套,钻在故纸堆中苦读,希望能像范进中举那样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谁会和他一起去干这种蠢事。因此徐霞客 出游,常只有和尚与他作伴。而洪堡那次长途旅行则有法国一位植物学家和他同行。 洪堡从美洲考察回来,住在当时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资自费 出版了《1799-1804年在新大陆热带地区的旅行》,计三十卷。 徐霞客则在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结束后,不到一年就病死在家乡,江阴马镇南炀岐,遗稿未及整理,复经兵 祸残缺,等到他的子孙整理刊印出来,已换了朝代,是一百三十五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二年的事了。 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后,于1827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学生,他建立了自然地理学, 有人承传,得以发展。 徐霞客无此幸运,即使他不早逝,游记或许能早点印出,但又有谁会去从他学习,也就是到他为止。 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欧洲受到高度重视,俄国沙皇也慕名邀请他去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在他逝世后,普 鲁士摄政王下令为他举行国葬,全柏林居民为之服丧。 徐霞客的游记刊行后,也曾引起不少文人墨客的惊叹,但最多不过是作为奇书以供卧游而已;他死后二百七 十三年,才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发现这本游记的科学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霞客条件不好,那是他比洪堡早生了近两百年年。但是晚生一点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时是清 朝乾隆三十四年,正是八股文盛行加上文字狱兴起的时期,手头缺少历史资料,有本剪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 表》,翻开一找,在洪堡出生后就找到两条,乾隆四十三年,洪堡九岁那一年“九月,徐述夔诗狱起。十一月案 结,本身戮尸,子孙斩监候”。三年后,又有“尹嘉铨文字狱起,旋被处绞”。年表能记下的事件是很有限的, 按故宫保存的清文字狱档案,乾隆年间,有三四十起,对思想的控制比徐霞客时代严酷,再没有第二个徐霞客出 现。 文字狱是大棒,也有胡萝卜。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何处?在当官,这叫做学而优则仕。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靠读书作官来实现的。 事情就如蔡元培指出的,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 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 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明、清用八股文开科取士,把这个制度 控制思想,扼杀创造精神的作用,发挥到极度。科举制度使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有出头的希望,诱导知识分子去 白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直至到读书死。 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后世仅能拾其唾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清,更无足取,都说 明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科举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对控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科学是人创造出来的,学而优者都当官去了。没有人去研究创造,何来科学?特别是中国的治学传统,讲究 坐而论道,内省以求诸己。宋代的程颢和朱熹,将《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解释为就“物”的本身去了解 “物”,有点到自然世界中去认识自然的意思。但他们说的这个“物”,是把人的主观意识也包括在内的,着重 研究的还是人的精神世界,对自然界并不重视,而且也没有“格”的方法。一个引用很广的故事是明代著名学者 王阳明“格”竹子,他在竹子旁边坐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得到,就放弃了。而这个“物”到后来也仅剩下所谓 “心”,即人的主观世界,更与科学不沾边了。 先秦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在人文学术方面,还有人去做些社 会调查研究,为数也不多。更难得有人肯象徐霞客这样到山野中去考察自然。难怪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要 说,中国学者做别的学问还行,做地质学不行,但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中国人其实是能做的,问题出在这个社会推 行的制度和因而形成的学风。一旦把这些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桎梏消除,中国学者在探索自然,发展科学上的潜力 一定是很巨大的。徐霞客的不幸,非仅他个人的不幸,也放映了科学不能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悲哀。 中国本信巫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 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六 朝之鬼神志怪书”) 我感到,鲁迅先生对中国的这一特色抓的真准。巫风在中国,六朝以后也未曾稍减,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 象,遍及社会底各阶层,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已成为风俗,被他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科学在中国最大 的对手不是别的而是巫术,或者说巫教、巫文化。 巫的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说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现了。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将巫字的演变归纳 如右下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两个工字的交叉,大概 是行法术时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后加上两个人在跳舞,是巫用形体动作请神灵降临。 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 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据说他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方式见 到鬼神,总之是具有与鬼神沟通的功能而不同于常人。传说有个巫咸,能知人生死祸 福;黄帝作战前,要找他用蓍草来占卜;还有记载说,他的儿子巫贤当了辅佐殷王祖乙 的大臣。论起来,祖乙与黄帝年代相去很远,他们父子的寿命真够长了。但既是传说就 不必那么较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那时最有 文化的人,又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但担的责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将巫脱去衣服 放在太阳下曝晒,甚至架起火来烧,以为这就可以惊动鬼神,下雨来救他,结果烧死了不少;战国时西门豹治 邺,将用河神的名义诈骗钱财危害人民的巫,统统扔到河里去,说是请他们去通报河神,就是这古法的应用。 治病也是巫的专业,那时得病以为是中了什么邪。就找巫来驱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词及其他奇怪 的形体动怍来行使法术;有时也给病人吃点药物。巫在表现鬼神附体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药以求得兴 奋,因为他得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癫狂状态,这些药是他们一代一代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只有他们才有和敢用; 还有象占卜的时候需要将龟甲或兽骨烧出裂纹,一般人不会烧,而巫则能很快就完成,他们确一些有别人没有的 本事,于是成了“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的专业户,巫是他们的姓氏。 殷人特别崇奉鬼神,杀了许多牲口还有俘虏和奴隶去祭祀,但最后被周人灭了。比起来周人不那么信鬼神, 治病也开始有专门的医生,巫不那么重要了。医是从巫分化出来的,传说巫彭的是医的开山祖。 儒家的兴起并成为正统后,子不语怪力乱神,巫的社会地位变得低下,加上有些巫(这时一般是女性了)出 入宫廷,交通权贵,介入宫廷权力争斗,在政变失败后受到严厉镇压;而野心家用巫术来蛊惑人心,制造社会动 乱,历代都有,皇帝对这种人也很警惕,从社会的表面看,以巫为职业的人不多了,但要从人的思想与行为来 看,巫风实仍未减,不过不叫做巫而用其他名义出现,以及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像黄历中关于什么时候出 门、嫁取、动土才吉利,扶乩请神看相算命等等,也都是巫的职能。所以我用了巫文化这个词。以巫为职业的巫 婆神汉也仍然有,可能因与巫蛊之类害人之事,名声不好,但人们实际上还是信的;换个装束,以什么高人、大 师之类的面貌出现,更可以风行社会,甚至成为国师了。宣称自己能与无形的神仙鬼怪沟通,能预知未来,致人 祸福,总之是通灵不凡之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把握住这特征,要有科学的武装,识别他们其实也是不难的。 可惜在中国信巫而不信科学,因无科学而更信巫,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要突破实在是太难了。而且巫风 所及并非尽限于市井,往往高层还更热中。 在历史上,随手拾来就有: 南北朝时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信奉据说是死后成为钟山之神的蒋子文,还有个宋徽宗,相信妖人林灵 素,都是昏庸的亡国之君。 汉文帝是个比较好也有文化的皇帝,他在听取青年思想家贾谊的意见时听到半夜,但对鬼神之事比对贾谊的 治国之策更感兴趣,致使后人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叹。 令曹操叹羡“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到了晚年相信一个名叫王表的神,这位神,“不见其形”而是由一 位婢女沟通,孙权把这位无形的神封为辅国将军罗阳王,在都城修建馆舍迎去请教。国将兴,听于民。国将 亡,听于神。这句名言就是后人孙盛对此事有感而发的。 近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荒唐的事。那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主张抵抗英军而 皇帝想和而早已被撤换,这时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打内战 很内行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这位果勇侯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 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广东军务记,收在 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Ⅲ,神州国光社,1954)须知这不是在武侠小说或仅供消遣的影视中,而是面对 英军入侵的备战行动! 类似的巫术与科学创制出来的产品的较量,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一次,大家都会想得到。那就是义和团的行 为。 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巫术较量的结果,中国方面一败涂地,于是也想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了,但是当时的当权 者以为洋人比我们强的,无非是船坚炮利,想要的仅是西方的技术,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 还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也就是后来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最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 这样认为: “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 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 亦可支持焉。(《物质救国论》,1905) 此时中国人没有科学这个概念,连“科学”这个词也没有。科学一词是日本人翻译时用的。1902年,桐城派 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 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 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 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 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用什 么名字。 对待“西学”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日本人是把科学真当一回事来学, 而且是作为“普通学”,全民来学。中国则不然,就要技术,如翁文灏后来所感叹:“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 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 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 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科 学,第10卷第1期,P1-2 ,1925)”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遑论一般民众。 这就是尽管中国巫术在物质世界中的较量失败了,在精神的领域中仍能对科学占优势的原因。所以在鸦片战 争结束后半个世纪,鲁迅的保姆长妈妈还在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如果妇女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 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在长妈妈的面前,科学没有立足之地了。无奈在中国至今恐怕还是不知科学为何物,不信科学信鬼神的人 多。当然不会重复长妈妈讲述的故事,但什么意念可以动物,发功可以灭掉千里之外的森林大火,如此等等仍广 有信众。科学远不是中国巫术的对手。 其实巫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现象。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威力心存恐惧,对人生感到命运莫 测,巫术由此而生,只是在西方巫的这两部分职能分别为科学与宗教取代,基督教的一主一上帝的教义,是不容 许白日见鬼,狐狸成精和由什么大师来扭转乾坤的。而在中国,既无科学,又无强有力的宗教,这就使巫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本无科学,进入也不是明媒正娶,是搭着技术的车混进来的,清朝统治者不懂得现代的技术是以科学为 基础,就要这技术,于是科学也随着进来了,象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地质学的奠基之作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的 选编本《地质学基础》,便是作为矿学一类翻译过来的。也幸亏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科学,而科学是冲破欧洲中世 纪的黑暗专制,摆脱神灵的桎梏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客观存在真理,不因任何权力的干预而改变;是人作为有 了独立人格的人,在精神上独立的标志。否则早就把他扼杀在襁褓之中了。 总之,科学在中国可谓先天不足,但也一百多年了,仍处于困难的境地,常听到呼吁,需要启蒙。我以为如 对这巫文化仍无认识,甚至把巫术当国粹,当宝贝到处推销。科学在中国的前途,仍然不妙,尽管崇尚科学已喊 得震天价响。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