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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断交

　　潘震泽

　　近日由于江才健所撰《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天下文化，2002）一
书的出版，以及杨振宁回台庆祝八十大寿，坊间媒体又大肆炒作杨与李政道这两
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陈年往事；不过，焦点大都指向他俩由亲如手足变成形同陌路
的经过。虽说好谈名人八卦，是人的天性，但多数评论是以“损失”或“可惜”
来形容他俩的决裂，那可是对学术界同行“既合作、又竞争”的本质，欠缺一些
了解，对于学术中人在意“功劳谁属”的认定，也少了一层认识。

　　学术中人因合作而有重大发现的，在所多有；以笔者较熟悉的诺贝尔生理或
医学奖为例，就有克里克与华生（Crick/Watson, 1962年）、霍奇金与赫胥黎
（Hodgkin/Huxley, 1963年）、夏可布与莫诺（Jacob/Monod, 1965年）、修贝
尔与维瑟尔（Hubel/Wiesel, 1981年）、布朗与哥德斯坦（Brown/Goldstein, 
1985年），及奈尔与沙克曼（Nehr/Sakman, 1991年）等人。这些人都属于同辈，
在得奖前曾一起发表过许多文章。像霍奇金╱赫胥黎及修贝尔╱维瑟尔这两对生
理学家发表在《生理学杂志》上的文章，都是以姓氏字母为作者的排序；而诺贝
尔奖委员会所公布的名单，也是以字母排序为准。不过杨与李得奖那年，似乎是
少数的例外（杨排名在前）。

　　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起同辈间出现的争执，来得少一些（不是没有），
其原因也不难想象。一般而言，师徒合作的互利大于竞争，同辈则反之。上述诺
贝尔奖的共同得主，在得奖后还继续合作的，绝无仅有，有许多甚至在得奖前就
已经停止合作。至于李杨二人在得奖后还合作了五年，已经是颇为难得的了。

　　“自三代以下，无有不好名者。”学术中人虽自诩清高，但碰上研究成果功
劳谁属的问题，绝对是当仁不让，非要争个清楚。理由无他，科学家的声名及出
路，靠的都是发表在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看你有多聪明、多会讲话，或
是写了多少“报屁股”文章。因此，研究伙伴在发表论文上互争排名的情事，经
常可闻。如系师生关系，那发表时学生挂头名，老师殿后，已是不成文规矩；如
果同是刚起步的研究者，就难免会因谁挂头名而伤和气。

　　有人说过：“科学家的自我就是那么回事。”一方面，没有人会看轻自己的
贡献，总觉得自己做得更多；而研究完成后，也少有人会记得最早是谁想到的点
子。就算是两位好友合作无间，彼此轮流挂头名，但还是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
之徒前来挑拨；只要其中一位忍不住说出：“百分之九十是我起的头，我做的主
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这样的话来，要继续合作，只怕也难。就算那是实情，
谁又会愿意承认自己只是跑龙套的配角？况且，自我强烈的科学家常只想到自己
的脑子在动，又岂知别人也可能在想同样的事？

　　科学研究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探讨的问题可大可小，方法也有难有易；许多
人到后来会强调“科学品味”一词，乃是在强调彼此的差异有高下之分。被人说
成品味不高的，心理当然舒服不到哪里里去，就算是事实，也绝不愿承认，只会
说彼此兴趣不合罢了。英国心理学家韩福瑞（Nicholas Humphrey）指出，人类
的智力发展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企图胜过同侪。李杨二人决裂以后，仍然关
心对方的论文发表及近况，就是这种互别苗头的心理展现。

　　其实，一般人都有交朋友的自由，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属人性之常，在高度
竞争、自我强烈的行业尤其如此。因此，一般人会对成名科学家的不能合作，或
是交恶，感到讶异及不解，是颇堪玩味的现象。或许大众对于“清高”的学人还
有一分憧憬，希望能为众人表率；但他们有所不知，真正学术中人更是强调独立
自我与率性而为，不像一些政界或产业界人士，还会因利害关系而牺牲个人好恶。
这回杨振宁访台，有记者追问：“是否愿意与李重修旧好？”而杨干脆地回说：
“我想不见得！”四十年前的痛苦决裂，又岂是单方面的一句话可以弥补？笔者
不免为年轻记者不懂人情事故而失笑。

　　笔者藏有一套二十五本的《生活科学丛书》（Life Science Library），其
中一册以《科学家》（The Scientist, 1971）为名，书中的第一张插图，就是
李杨当年推翻“宇称守恒定律”的一页笔记手稿；上头有粗细两只笔写下的字迹，
大概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哪里一部分是谁写的。而该书的最后一张插图，则是杨
振宁与夫人于1957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舞会中翩翩起舞的留影。看着这两页四十
五年前的历史影像，不免让人低回不已。

(XYS200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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