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于光远: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院网站 嘉宾:于光远 嘉宾简介:1915 年7月生。上海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清 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推选为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前,正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这一年,退居二线。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 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 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 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发表的学术著作与政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 《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 杂记》《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评所谓人体特 异功能》《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我的教育思想》等文集或专著。1993 年起,开始出版随笔散文,有《古稀手记》《碎思录》《文革中的我》《朋友和 朋友们的书》《窗外的石榴花》等。 兴趣非常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虽现 年事虽高,但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又要求自己要现代化,尝试与因特网打 打交道。 策 划: 李存富 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 主持人: 张琨 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 王卉 科学时报记者 主持人:1956 年8月10日至25日,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 开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典范,是我 国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五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新回 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以后的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百家争鸣方针在发 展科学、繁荣学术上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更加认识到贯彻这一方针的必要性。8 月20日,科学在线栏目组就此在于光远先生家中进行了访谈。我们首先请于老简 要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以及李森科事件。 嘉宾:青岛遗传学会议是我在中宣部科学处时做的一件工作,是我们的部长 陆定一指派我去做的。在这之前,陆定一认为需要纠正党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 究》中的错误:开展对俞平伯的批判,是过火了。他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做了一次 演讲,演讲的内容写成报告,呈送中央,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于是想开一个会议 落实这个政策。陆定一提出这个任务,在党内就派我去工作。 陆定一提出“百家争鸣”是一个一般性问题,而且讲的是《红楼梦》的事情, 怎么样变成遗传学问题呢?这就需要说清楚遗传学问题的来龙去脉。 事情起源于苏联,特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本来遗传学方面有争论,分 两派,一派是“孟德尔派”,一派是“摩尔根派”,后来又出了一个李森科。李 森科不是遗传学家,他是搞农业科学的。他冒充生物学家,1948年做了一个论生 物科学的报告,得到了斯大林的大力支持,采取一系列在苏联消灭遗传学的措施。 李森科被吹捧为苏联生物学界首席代表人物。 在这里说的是苏联的事情,在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解放以后提出向苏 联老大哥学习,一边倒地学苏联。这时候在北京农业大学发生乐天宇事件。 你进一步问中宣部科学处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说来话长,以 后还会讲到。请你提第二个问题吧。 主持人:在遗传学界推行米丘林学说,可以说是全盘“苏化”的表现,带有 浓厚的政治色彩,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 偶然,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当时其他学科领域也 有体现吗? 嘉宾:不错,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要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不能分开。《红楼梦》问题就是一个 例子。你说的对,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学术问题 政治化的倾向,当时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有表现。 主持人:当时关于遗传学的争论都造成了哪些严重后果?请您举几个例子。 嘉宾:后果是明显的。但是准确地说不是当时关于遗传学的争论造成了什么 严重后果,而且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在有关遗传学的问题中存在政治干预学术的 严重现象,需要通过讨论或者争论才能够解决。要举什么例子的话,李森科就是 现成的一个。 主持人:苏联在1948年8月召开了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这对我国当时农业 研究有哪些直接影响? 嘉宾:说起1948年苏联召开的农业科学院会议,这个会议对中国直接影响很 大。李森科在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在1949年8月 就被译成中文,以单行本大量发行。当时中国生物学界和农学界的科学家基本上 很不了解苏联科学的情况,在党政领导大力要求向苏联学习的号召下,绝大多数 科学家都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当然,遗传学家和遗传育种学家们对李森科主义 的内容要敏感得多。因为它的批判矛头直接对准着他们所熟悉的孟德尔和摩尔根 的学术思想,大力宣传他们所不能同意的、而却为李森科所颂扬的拉马克的获得 性能够遗传的假说等。 在这里不妨介绍几位中国的遗传学家。他们的学问不是从苏联学来的。他们 是陈桢、李汝祺、谈家桢、李景均、李竟雄、蔡旭、鲍文奎。他们都曾先后在哥 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或在康奈尔大学农 学院学习和研究过。 主持人: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 而斗争》一文,批评乐天宇,推行米丘林方向,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发 表产生了什么影响?带来哪些后果? 嘉宾:乐天宇这位同志与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 任。解放以后他在北京农业大学负责,实际上就是校长,同时兼党委书记。他是 一个党员,自己以为比其他的同志政治上高明。其实并不是那样。北京农业大学 本来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教授,比如俞大绂、汤佩松等。乐天宇读到李森科《论生 物科学现状》这本书,明白了苏联消灭遗传学的政策和措施,便立刻在农业大学 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乐天宇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任馆长以后,与科 学家很难相处,其作风仍与大家格格不入。中央了解有关情况后,甚为不满,指 示应对乐天宇进行批评。承办这件事的单位是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当时这个单位 与政务院文委的科学卫生处合署办公。为了批评和处理乐天宇的问题,科学卫生 处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商定,于1952年4月至5月,由中国共产党科学院支部开会批 评乐天宇。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 地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支部大会 决定给乐天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5月3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宣布,撤 销乐天宇所担任的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职务。乐天宇随即离开科学院,到华南农 垦局工作,后又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 主持人: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 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就一定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这是很明白的事。所 以,我们反对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打人的鞭子,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护 身的符咒,掩盖自己的知。”那么在后来实际执行中为什么又会出现学术问题政 治化的倾向? 嘉宾:是的,党中央宣传部对乐天宇的批评是比较全面的,一方面是批判和 消灭遗传学,一方面是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态度。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在处理干涉育种学家的工作中,并未涉及有关遗传学上的是与非。而党内的左倾 表现的基本态度没有解决。对后来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就不 奇怪了。 主持人: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大会上, 对我国植物学家胡先啸先生进行了批判,是不是从这次批判以后,我国的生物学 家就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科学见解了? 嘉宾:您说的那个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大会,我记 不得了。胡先啸是我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13年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农学 院的森林系读森林植物学和农学。在美留学期间,曾与留美学人共同创办《科学》 月刊和对促进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中国科学社”。1916年底获 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他故乡江西省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 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调查报告。就是这位植物学界的权威编写了一本《植 物分类学简编》教材,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履行。顾名思义, 这是一本关于植物分类学的书,只是因为其中有一段批评了李森科主义和其歪曲 植物分类学的内容,而遭到厄运。 主持人: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1956年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取代了斯大林的地位,以及李森科被迫辞职,苏联 的政治形势变化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嘉宾:斯大林去世后,从1954年起,在苏联的报刊上陆续发表批评李森科的 文章,最后导致李森科的被迫辞职。可是不久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从覆辙。 主持人:青岛遗传学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对繁荣我国科学 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嘉宾:青岛遗传学会议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决定召开的。那是在陆定一在中 南海怀仁堂发表演讲之后,对这件事情我在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进过了。 我想可以不在这里说了吧。 网友:在我国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嘉宾:当然有。百家争鸣实质上就是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又是同政治上的 民主分不开的。百家争鸣怎么能够没有阻力? 主持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对学术界有过什么影响? 嘉宾: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本身(并不是什么扩大化)对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大 的打击,而且不仅对学术界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整个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网友: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和总结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历史经 验,对于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有哪些经验? 嘉宾: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历史经验,和这个会议对于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发 展的重要意义,首先可以从它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来说……: 主持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民主来保障?或者说政治和科 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 嘉宾:你提的问题正是我想说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确需要有政治上的民 主来保证。你问政治和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我常说在谈论事情 “应该”怎样以前,先要问一下事实到底“是”怎样。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态度。 主持人: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两者 要相辅相成,才能推动科学的繁荣发展? 嘉宾:对。你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嘉宾:还是一句老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总结” 主持人:作为双百方针的见证人和受益人,您能谈谈对“双百方针”的体会 吗? 嘉宾:在这里我们还是讲“百家争鸣”吧,“百花齐放”涉及形象思维的问 题。我对文学是外行,只是有一点兴趣,并且只是去争取,我只是喊出一句话, 我希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坛新秀”。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做到了没有。我今 天不想把问题弄得太宽了。 主持人:方舟子先生在2000年第十一期的《书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 “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的文章,文中说到:“如果我们 按官方的定义,将 '百家’理解为不同的派别,那么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必然要 经由百家争鸣。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 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 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 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如果我们将 '百家’理解为个人,那么也绝不是人人都有在科学问题上争鸣的资格。想到科 学领域争鸣,首先要遵循科学的标准,使用共同的科学语言。用穆勒的比喻,即 是不能用巫术的语言到医学、用占星术的语言到天文学争鸣。片面地强调百家争 鸣,就有可能为伪科学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百家争鸣’到今天仍然是伪科学者 试图插足科学领域的一大借口。对科学研究横加政治迫害是一种犯罪,对伪科学 研究加以政治支持也是错误的。如果非要为发展科学找一条必由之路的话,那就 是:让科学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自主地发展。”您对这番话怎么看? 嘉宾:我基本上是赞同方舟子这番话的。我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完全” 而使用“基本”这个词儿,是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从朝后与朝前两头看。朝后看是 用百家争鸣排除阻碍,为真理开路。但是百家争鸣不是目的,到了已经找到了真 理那就可以一家独鸣没有必要再去排除已经排除了的——也就是不再存在阻碍了。 我认为方舟子说他觉得“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 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 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对方舟子这段话我有这 样一点意见: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本来”和“应该”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那 时阻碍还没有排除,还需要使用百家争鸣的武器,那时还做不到已经取得定论的 共识。但是我还是欣赏方舟子的这篇文章,因为他针对人们中的流行观念破除百 家争鸣高于一切的观念。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主持人:作为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您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发 挥了怎样的作用? 嘉宾:上面我已经进过,是陆定一部长指派我以遗传学为突破口,抓落实党 的百家争鸣方针的工作,团结科学家。我就让我们科学处同志帮助我组织这件工 作,请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和高等教育部出面召开会议。地点就在中国科学院 设在青岛的一个疗养所。时间是1956年8月10日到25日。在开这个会之前,去了 几位同志负责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写成一份材料,介绍遗传学和遗传学问题的 有关情况,提供给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参考。材料由我指定孟定哲、黄舜娥和黄 青禾负责编写,最后写出《关于米丘林生物学与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论争的一些 材料》。材料分三部分:一、遗传学两派的历史和基本观点,由孟庆哲负责;二、 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由黄舜娥负责;三、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 历史情况,由黄青禾负责。材料初步整理好,经科学处内部多次讨论后定稿。讨 论过程中,给大家印象最深、思想震动最大的是材料的第三部分。因为大家过去 对于遗传学问题的一般争论情况比较了解,对遗传学本身的进展,材料又没有展 开写,而对于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则知之甚少。黄青禾整理的这部分材 料,是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苏联历史上的报刊,摘录了不少过去不知 道的重要资料,经过汇集整理,而后研究出来的。科学处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讨 论,认识到不能把李森科同米丘林之间划等号,李森科是打着米丘林的旗号,贩 卖他自己的主张。我们当时并不能否定李森科代表着一个学派,但是,通过一些 事例可以看出他反对科学的遗传学的反科学态度,以及他夸大自己的研究成果和 弄虚作假的丑恶面目。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森科借助政治势力,打击、迫害 遗传学家的恶劣做法。这些认识,对我们以后坚决不容许在中国再出现批判遗传 学的现象,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小册子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发给有关领导 同志后,所得到的反映,也大致如此。到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中,这份材料以“1935年——1956年苏联生物学 界的三次论争”为标题,收入该书作为附录。这是我们读到最早的关于苏联批判 遗传学的中文历史资料。作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就带领科学处的几位分工 负责的同志去青岛。这几位同志是黄青禾、黄舜娥(他们是学农业科学的)、孟庆 哲(他是学动物学的)、李佩珊(她是学基础医学的)。一到青岛,他们就开始筹备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工作。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人数很多,人数大约有130人左右。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 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胚胎学家童第周主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高教部 农林教育司副司长周家炽、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都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 参加座谈会的有,生物学和遗传学的两派代表人物,如李汝祺、谈家桢、余先觉、 戴松恩、李竟雄、胡先骕、祖德明、梁正兰、李燔……等。座谈会还邀请了一些 刚由美国回国不久的遗传学家或核酸化学家,如施履吉、王德宝、沈善炯;也邀 请了三位刚由苏联归国的留学生翟中和(学摩尔根遗传学)和赵世绪、周嫦(学李 森科主义)。赵世绪后来是中科院院士,周嫦是武汉大学教授,不再相信李森科 主义了。她的丈夫也是中科院院士。前几年我在武汉见到了她们。 为了使座谈会的谈论时间充分,会议每天只开上午半天,下午可以参加或 不参加,大家愿意来或者不愿意来都自由。而我利用这个时间,在疗养所的咖啡 屋,以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不管问题怎么提都可以,我都 可以答复。结果到咖啡屋的人挺踊跃,纷纷向我责难。我平心静气地一一答复。 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期间,我主要的工作其实就在下午的咖啡屋。不过在上午的 正式会议上,我作了两次演讲,科学处的同志还做了记录。会后会议出了一本速 记记录,我不主张把我的发言收进去。因为我主张会议是科学家的会议,我不是 遗传学家,或者农业学家,不应将我的讲话记录收进去。但后来正式印行时,把 我的两次演说作为附录收进去了。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体现政策的会议,两派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自由发表, 可以交锋。但是,要想借助这一次座谈会,彻底解决几年来积累起来的学术上的 是与非和情绪上的对立,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多年形成的,要转变看 法,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各位学者在会上的发言记录代表着各自当时的观点,研 究科学政策与科学史的学者可以从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但是,无论如何,体现百 家争鸣方针的目的是达到了,冲破了过去几年来“一派独鸣” 的局面。在座谈 会最后一天的晚宴上,许多原来的遗传学家都喝了不少酒,十分兴奋。遗传育种 学家李竟雄上台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摩尔根主义者!” 遗传学家谈 家桢也举杯痛饮,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心情,代表着这一批学者精神上的解放。 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李汝祺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的文章。他说: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惟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清楚楚,所谓 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他还说,在过去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只许一家独鸣, 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 起思想僵化……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 进军的领导,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 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他还谈到,真 理只有一个,遗传学也只有一个,将来应该只有“家”,没有“派”。当时的毛 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十分赞同,建议《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把原来的标题改为副标题,并为之写了一篇“人民日 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 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 (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影响很大,因为受到会议的影响,在1956年听不到反对 意见。第二年,1957年夏天以后开始了反右派,事情就有了反复。这一点就不说 了吧。 网友:今天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自己当初的认识有没有存在时代局限?表现 在哪儿? 嘉宾:我自己的局限性当然有的,这一点我也不想说了。我今天所回答的问 题,主要的根据是李佩珊写的《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 主义在中国》。这是我的老同事李佩珊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 2002年7月开始在《科学新闻》第1期上连载,至8月的第15期结束。此书在2004 年10月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而李佩珊在2004年2月逝世,可以说这本书是她 的一部遗著。今天写的一些事情,主要都是根据她这本书的。李佩珊同志是科学 处工作人员中,在解放后最早和我接触的一个同志。那时她在协和医学院做研究 生党的工作。她到当时的中宣部我住的地方——西四牌楼北大红罗厂找到了我, 请我到协和医学院给专家们讲政治课。我给他们讲了自然辩证法。当时给我讲课 的报酬是用美元计算,当然给我的是人民币。后来我就把她调来中宣部科学处。 因此,现在她写的这本书所讲的情况,我感觉特别亲切。我今天回答你们网上的 这次访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我对她的纪念。 [ 2006年8月21日 ] (XYS2006082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