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后现代思潮中的反科学主义 蔡仲 邢冬梅 　　“索卡尔事件”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产生具 有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全 面渗透，在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思 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对主义，二是知识的权力学说。 　　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哲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一群年 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哲学发起了攻击，他们不仅深刻地批判了 法国的学术与政治制度，而且还批判了在过去、在西方占统治地 位的传统哲学，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心理分析等。这些学说把 个体与意识看作是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异化的表现，与其经验和 存在的真实状态相脱离。现象学认为这种异化是根源于西方文化 中盛行的科学自然主义；而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看来，这是根 源于是一种极端压抑的社会道德；在存在主义看来，这是官僚政 治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与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 来看，他们否认把对人的研究能够化归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 避免行为主义和自然主义，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不同，人的 科学必须理解经验、第一人称的观念。他们不仅关心事实，而且 更为关心事实对人的意义。他们发明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想 表明人类社会与人类的自我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以 判断出现代文明是怎样和为什么出错。法国的一群年轻的知识分 子不满现代的理性主义，以及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 最有影响的是德勒兹、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他们深受结构主 义的影响。结构主义由语言学家索卡尔与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所创 立，结构主义否认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自我及其发展的历史上，而 这些也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与心理分析的特征。社会科学，像人 类学、语言学和哲学，更注意语言、仪式、与血缘关系的超个体 的结构，并认为这些血缘关系创造了个体。简言之，并不是自我 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创造了自我。对文化符号系统中的抽象结 构的研究是理解人的科学的关键。结构主义一方面避免把对人文 科学的研究化归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却借助了客观的、 科学的方法。这批新的法国哲学家接受了结构主义对自我崇拜的 否认，但同时也否认科学的与客观的方法，他们认为在人类能够 客观化自我这一点上，存在着深刻的哲学异化问题。他们应用人 类现象的结构——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人类自身的科学问题，而 这种人类的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文化构造。因此，他们自称为 “后结构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声称必须否认科学的理性研究， 反对一种统一的自我幻觉，认为：不可能达到清楚而明确的意义、 西方文明具有不合法性、所有现代制度具有压制本性。他们想摧 毁所有的实证的哲学与政治立场，从而揭示出隐藏在所有的理性 活动中矛盾与社会压迫的模式。这种批判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它主要是想通过对西方帝国主义，通过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对男 性权力的批判，来摧毁学术与国家的权威。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 的著作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其中， 利奥塔提出了著名的后现代的“叙事学”转向。 　　就在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在法国盛行的同时，英国与美国则盛 行着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清除了美国本土从皮尔 士以来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英国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相信用现代逻辑的确定性与“经验数据”的科学解 释相结合，人们就可能得出一种系统的知识。哲学在传统上一直 未能采用一种清楚的、逻辑的和“理想的语言”，因而从来就没 有建立起来一种真正的哲学。而这种“理想的语言”现在已经出 现，它来源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罗素与怀特海的企图把数 学化归为逻辑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它试图把那些能够说清楚的与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以消 除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哲学将摆脱其形而上学的滥用和伦 理学上的虚伪性，只关心逻辑，科学方法与结果的分类。通过一 种认真的语义分析，就能够抛弃传统哲学的伪问题。逻辑实证主 义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学派，它攻击任何一种研究实在、 上帝的存在与探索生活的意义的最终本性的哲学研究。逻辑实证 主义以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语言 与综合语言的界限，理论解释与观察陈述的区别已被奎因在《经 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所打破，而这种教条对逻辑实证主义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因而我们可能用到某些未 经证实的理论去解释对象，这就暗示着实验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够 最终证实一个假说。在此基础上，奎因建立了自己的整体论。而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哲学研究》中，暗示着对知识基础的 寻求的任何企图，与思辨的形而上学一样，是无意义的。库恩开 始对实证图景的充分性提出了怀疑，其观点的中心是范式概念， 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与科学探索的前提，这个概念把历史与认识 的相对性引人对科学的理解中。比库恩更为激进的是当前时髦的 社会建构主义，他们把不同的社会维度引人对科学的理解，并作 为其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反对纯粹的、客观的和自主的 理性。哥德尔定理也表明了一个完备而相容的知识体系的不可能 性。至自然科学自身，对美国与英国的许多历史主义哲学家来说， 被看作是部分上非系统性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相当多的 非理性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美国哲学家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是 殊途同归。他们都怀疑近代哲学的规范性目的和理性研究的基础， 这导致了追求没有基础的哲学研究（非基础主义）。罗蒂的《哲 学与自然之镜》是代表作，这本书虽然没有讨论后现代主义，但 它讨论的是后海德格尔式的哲学与后维特根斯坦式哲学的发展， 这些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一种实用的反基础主义。因此，罗蒂被 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在实用主义的装扮之 下。正是通过罗蒂在80年代的影响，后现代主义逐渐地影响到美 国哲学界。 　　1、利奥塔：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 　　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是一本在西 方学术界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利奥塔本书的主题是： 后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状况和地位、技术专家政治地位、 当今知识与资讯的控制。他所谓的“后现代”是指高科技社会中 的知识状态，这种知识状态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作为 语言游戏的科学及其方法论上的开放的多元性；第二、像福柯一 样，科学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认识。 　　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的“叙事学”转向中，利奥塔认为后现代 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meta－narratives）神话 的破灭。这些“元叙事”指的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 真理的合法性。利奥塔认为这种“元叙事”的破灭意味着科学应 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元叙事”的方法已经被大量的 “语言游戏”所代替，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游戏 规则。传统的科学哲学家认为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和客观的基础， 这些基础能够保证我们的知识的合理性与普遍性。而在利奥塔看 来，我们不可能再是中性的观察者，我们必须置身于某种语言框 架，某组信念之中才能从事我们的研究，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 赖于某种语境，因而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与普遍的科学理性，这 是对客观性、真理和理性的解构。这种思想也是来源于库恩的范 式的不可通约性理论与奎因的整体论。因此，索卡尔称库恩为 “后现代之父”，而默费（N·Murphy）称奎因为伟大的后现代 主义者，其整体论与反基础主义预示着后现代科学的到来。 　　这样，科学认识论价值（真理、理性，观察证据或理论的相 容性等），其优先权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让位于“叙事”的策略。 根据这种策略，科学知识不再是获得精确的知识或在物理领域内 提供更好的对事物的解释，科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而只是一个故 事，与文学、诗歌类似的在范式中叙述感情的知识，一种说服人 的诡辩术，从而实现了所谓后现代的解释学的转向。这些科学家 的当下地位，是由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他们使 用的语言之运作规则，无法证明自身，因而必须靠科学专家的同 意和共识才能达到一致。在后现代社会中，衡量科学论述、范式 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真理性，已经不是根据方法论的规则来 判断，而是表现为其赢得相关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的一致的默契程 度。由于不同的共同体有着不同的判别标准，结果使利奥塔走向 了相对主义。“每一特别品类的知识都有其专门的特定法则。除 非偶然，否则，各科领域中，自有其评定步法、行动恰当与否的 标准，不可混同其他领域的评定标准……科学家当下的地位，是 靠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存在方式而决定的。他们使用的语言之运作 规则，无法证明自身，因而必须靠科学家们的同意和共识才能达 到一致……。这就引发了两项值得关注的科学知识特质：其一是 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上的多样性，亦即科学语言的多样性；其二是 科学注重语用有效性的特质——对新的‘步法’的产生，是根据 科学研究者们之间的民主意识和默契程度而被决定的，显然，伴 随一整套新方法的出现，是理性观念的重要转折，放诸四海而皆 准的、普遍性或通则性的后设语言，原则上已被一种多元化程式、 真理系统的原则所代替。” [1] 　　利奥塔把语言游戏和方法论上的开放的多元性作为后现代特 征。应该来说，这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它可以使科学永远保 持对新思想的开放，防止教条性的理论与僵化的科学方法的介入； 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主义的合理性。 正如杰·斯科特（J. Scott ）在她那很有影响的文章《经验》 中所认为的那样：任何经验的解释必须承认其他某些尚存疑问的 范畴和假设，如果只承认某些经验的范畴的合法性，并强制地用 这些范畴中的术语去描述其他经验，结果只会走向了本质主义与 霸权主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科学作为一种服从严格的 逻辑标准的知识模式与艺术中缺乏这种严格性标准的创造与想象 的模式之间的界限。 　　然而，所有这一切是与完全放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与思 维方式的严格性为代价的。后现代的世界被分割成为许多孤独的 世界，它是一个拼图，一幅在地域性叙事方式中的各种各样的元 素随意组成的拼图，根本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图案。对于后现代 主义来说，科学与哲学不过是众多的这种叙事方式中的两种。其 次，科学自身也没有这种统一的图案，存在着不同的科学叙事， 其中不同的科学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有自己的事实与理性的标 准。这实际上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 对主义。再其次，在众多的叙事方式中，利奥塔特别注意到了权 力的叙事，他把科学知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 并把这种关系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科学在后现代社 会中已经丧失了其认识论功能，而仅仅变为一种权力，一种服务 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的工具。 　　结果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科学不仅在理论形态上， 而且还有实验的经验层次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证据是靠 实验室的技术手段获得的，而技术手段是靠基金来支持的，因此 “随着科学语用学代替了传统知识或是取代了以‘启示’为鹄的 知识之后，……科学语言的竞争规则成了有钱人的规则，钱财愈 多，掌握权利的机会就愈大。因此，一种财富、效率和真理也就 随之而建立起来。”[2]“对于当今研究基金的投入人士而言， 他们坚信的唯一目标就是权力。他们收买科学家、技术工程师和 工具设备。用来争取加大权利法码，而不是追求真理。”[3]最 后的结论是：后现代与现代“主要差别不再在于知识与无知之间， 而是像资金一样，存在着‘有偿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区 别”，[4]“在我们这个电脑的时代，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 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5] 　　利奥塔把科学家的这种政治角色看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之 一，这是错误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杰出的案例工 作”表明：从现代科学的诞生之初，科学家就一直扮演着这种统 治工具的角色，这种角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尔的“专 利”。（将在下面详述） 　　2、福柯：知识与权利 　　福柯主要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对构造人类生存条件的语言 与话语的角色有一种深刻的，然而是悲观的思索。对福柯来说， 生活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然而语言自身不是中性物，语言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社会的权力与统治的关系所构造和支配的。 语言本身创造了权力与社会权威，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囚禁在语言 的牢笼中，这种牢笼不仅决定了我们所说的，而且也决定了我们 所感觉到的东西。所有的思想系统都是语言监狱的人工创造物， 因此我们位于与真实世界的一种尚存疑问的关系中。科学作为当 今世界的主导文化，因而也逃避不了福柯的检查。在福柯看来， 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使用它的人的权力关系， 科学在其形式与内容方面不过是简单的文化构造，任何个体科学 家的愿望，已经深深地被嵌人有关统治者控制与权威之中。 　　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一书中讨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 柯关心的是科学的政治地位与科学所服务的意识形态，他提出了 有关真理的几个“命题”：“（1）真理被理解为对陈述的产生、 规章、传播、交流的秩序化的程序；（2）真理与产生和维持真 理的权力有着相互的影响，真理联系着它所引起的和扩大了的权 力。这是一种真理的制度；（3）这种制度不仅是意识形态化的 和超自然的；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一种条件。也是这 样一种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改变；（4） 对知识分子来说，本质的政治问题不是对假定联系着科学的意识 形态的内容进行批评，或保证他自己的科学实践联系着一种正确 的意识形态，而是确保构成一种新的真理的政治学的可能性。问 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而是产生真理的政治、经济、机构的 制度；（5）不是把真理从每一种权力的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 使真理的权力与其正在运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霸 权相脱离。总之，政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 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6] 　　由于原子物理学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关键 的角色，原子核能威胁到整个人类与世界的命运，因此原子核物 理学家的话就代表着整个世界的声音。在这一令人可怕的遍及到 整个世界的声音中，原子专家开始在知识的秩序中扮演了自己的 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科学这种知识开始被政治 权力包围，科学不再是科学家认为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对自然的 认知，正是在这种层次上，科学家构成了一种政治的威胁。“这 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为法 理学家或高贵的人，而是作为被雇用者或专家。我这里所说的是 原子物理学家开始进入历史的前台。”[7]事实上，达尔文或达 尔文以后的生物进化论者，在19世纪末就开始表现出这种角色。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中，达尔文代表着这种扭曲的开端。本世 纪初以后，物理学家进入政治争论的领域并逐渐取代了生物学家 的地位。在当今社会中，物理学家这种新的名流在社会中逐渐占 据了一个特权的地位，主要是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扩张给他们创 造了这样一个特权的机会。 　　在论述了科学在社会中的这种特权后，福柯把科学的应用与 科学的认识这两个不同层次混淆，把这种权力是与科学的普遍真 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左派’知识分子说他们知道怎 样正确地把握真理与正义，他被视为，或有意识地使自己被视为 一种普遍真理的代言人。知识就意味着能够认识我们所有的一 切……多少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一种新的 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8]正是声称对普遍真理的 把握，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便在二战后形成。“在这种功 能与威望中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真正的作家’，而是作为‘绝对 的奴仆’、不再担负着所有的价值，反对非正义的统治和他的部 长，甚至他们的反响超越了这种统治的声音……他不再写这一永 恒世界的赞美诗，而是生与死的战略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 真理不再是外在于权力的，或缺乏权力的……真理不再是对自由 精神的奖励……真理不过是这一世界中通过多方面的限制而产生 的东西。它导致权力的有秩序的影响”[9] 　　把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混淆后，福柯进一步把科学与特定的 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走向相对主义。“每一个社会都有着自己的 真理制度，其真理的‘普通政治学’。那就是说，这种类型的话 语能够充当真理的功能，能够使人们区分真与假的机制和例证， 每一个陈述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批准。技术与方法必须符合真理获 取物中的价值，这些人负责解释什么是真的。在我们的社会中， ‘政治经济’具有5个重要的特征：真理集中在产生真理的科学 话语制度中；真理服从干不断的经济与政治刺激（对真理的要求 就是对经济生产与政治权力要求）；它是一个在广泛的社会组织 范围内的通过教育与信息来传播的对象；它是在少数几种政治与 经济工具（大学、军队、写作与媒体）控制下产生与传播的东西； 最后，它是整个政治争论与社会对抗（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 [10]这使人们想起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科学” 与“吠陀数学”之类的荒谬说法。 　　在这种真理制度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 知识分子不再是“普遍价值的承担者”，而是一种特殊地位的占 据者。他们关心的是“三种特权：他们的阶级地位：那些联系着 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他们的研究领域；在大学、 医院或其他任何地方，实验室中的位置；他所支持与反对的政治 与经济的要求）；最后，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具有政治学特殊 性，这种功能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种一般的意义，或非常一般意义 上的真理制度上的活动与斗争，这对我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而言， 是最为关键的。”[11] 　　总之“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问 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与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 政治与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像利奥塔一样，福柯是有意识地解构各种各样的判 断（认识的、评价的、伦理的和美学的等）的区别，然后再颠倒 其原有的秩序，其目的是要放弃近代科学的方法以及探索真理的 研究模式。科学被视为一种话语之类，一种含糊的语言游戏，一 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这就可 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当代的哲学家，如罗蒂、奎因这样的后分析哲 学家，海德格尔后的解释学家、与利奥塔和福柯这类后现代思想 家之间，能够结成广泛的联盟。 　　上述思想通过科学社会学家，介入到科学的领域，在学术界 形成一股强大的后现代反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主要表现为：（l）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2）女性主义的科学观； （3）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4）激进生态主义。 　　3、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强纲领”SSK[12]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爱丁堡大学 的“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目前，这一学 派在西方学术界发展异常迅速，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就占据了 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主战场，占据了主要的杂志期刊。其基本特 征是：第一，社会的价值不能与科学研究相分离；第二，科学知 识不是对自然的反映，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相互间谈判和 妥协的结果；第三，主张科学知识和事实本质上必须作为一种社 会产品，特别是一种政治产品，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内容在根本 上都是社会构造；特别是自然在确定科学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什么 意义；第四，科学研究应该更加民主化；第五，物理学应该服从 于社会科学，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强纲领”SSK 的思想渊源在科学哲学上可以追溯到库恩的“范式”理论、奎因 的整体论、费耶阿来德的无政府知识纲领与罗蒂的实用主义。在 社会学上，可以追溯到迪尔凯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维特根 斯坦的后期哲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学派可以分为： （1）爱丁堡学派，前者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的社会 变量与相关的群体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其目的是想表明科 学知识并不是什么对自然的反映，不过是依附在其赖以生存的政 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恩斯 （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早期的皮克林 （Andrew Pickering）。代表著作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 《知识与社会意象》、《建造夸克》、《利维坦与空气泵》等。 爱丁堡学派是知识社会学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 也受到了最激烈的批评；（2）巴林学派，是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代表，以微观的方法为见长。大量进行科学的案例 研究，试图展现科学知识是科学实践者之间的偶然的“谈判”或 “协商”的结果，其代表作是《改变秩序》。上述两学派的区别 在于前者强调文化传统的经验分析，而后者强调对传统的理性建 构，前者倾向于经验论，后者倾向于唯理论。（3）巴黎学派， 这一学派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拉脱尔（Bruno Latour）与伍尔格 （Steve Woolger）为代表，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 的描述和解释。拉脱尔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与文章，如《实验室生 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与伍尔格合著），是这一学派的成 名作，《行动中的科学》、《我们从没有现代过》、《科学与文 化》（与伍尔格合著）、《法兰西的巴斯德化》等。最近在科学 大战中，他又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有人认为，拉脱尔在 “强纲领”SSK中的地位，就类似于库恩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强纲领”SSK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趋向， 这种教条认为真理是相对于我们的知识背景而存在，这种背景决 定着我们思考方式的框架，从一个框架到另一个框架，真理发生 了变化。由于不同的框架具有不同的理性标准，因此，不同文化、 范式或传统之间都是不可理解的。其要点是：（1）断定在一定 的论题上会有不同的信念八2）确定在给定的范围内所发现的这 些信念中哪一个取决于使用者的环境；（3）无偏见性原则： “应该毫无偏见地对真理与虚假、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 这种二分法的双方都应该得到解释”；和对称性原则：“上述解 释是对称的，同类型的原因既能解释正确的信念，也能解释错误 的信念。”[13]引按照这种观点，有关自然秩序的一般观念，无 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原始人的宇宙观、还是爱因斯坦的宇 宙学，同样都是虚假的，或者同样都是真实的。巴恩斯等人说： “在更进一步的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特别是在维持其共同文 化的相容性、一致性与简单性方面，这种策略的选择与采用会变 得明显。这暗示着科学中的实在论是某些普遍存在于所有的文化 形式和实践形式中的东西的一种特例。在许多部落文化中，魔鬼 与神灵所设想的实在，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在科学历史中，所假 想的热素与燃素的实在，过去控制着科学文化的生活。目前科学 中的对象应该被视为类似的东西：原子、电子与夸克等和热素与 燃素具有相等地位。就这种对象的存在方式，就对维持这种存在 状态的实在论的模式所采用的技术与设计来说，它们在所有文化 中，是典型的人类创造物。”[14] 　　安德鲁·皮克林在1984年发表了一本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的 书《构造夸克》。这本书是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早期代表作。 在这本书中，他把科学理论看作是科学家之间的社会协调的特殊 的文化产物。在这本对高能物理学详细的历史的讨论的书中，皮 克林一开始就批评把“实验看作是理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实 在论观点。他说“当科学家通过对自然进行研究而做出科学判断 时，我却试图理解他们做出这种科学判断时的文化内涵。”[15] 70年代早期，“味道”模型与“颜色”模型就被认为是对夸克的 不同解释。但70年代后期，大多数不同的物理学家团体发现“味 模型”是适合他们的特殊兴趣和实用目的，而“颜色模型”却不 能。结果“味模型”就变为整个物理学共同体的制度化的程序与 实践的一部分。正如皮克林所说的那样“夸克被保护在高能理论 物理学的几种次文化的实践中，并且在这一保护过程中，它变为 了实在”。[16]他评价道：“相当简单，物理学家之所以接受这 一理论，是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科学家们能更富有成效地进行讨 价还价”[17] 　　塞提拉在其著名的《制造知识》一书中认为：对科学问题的 解释，其内容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内容纯粹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每一个 新的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它不是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 运用的结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即个别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 个别材料的偶然使用，以及实验室中科学家之间，有时是实验室 中的科学家与实验室外的科学家相互磋商，相互协调的产物。只 是在发表其成果时，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为编成故事，说成是真 理，强调成理性，抹杀掉了导致这种发现的突现性与社会协调性。 　　在“强纲领”SSK看来，那些能够在实验中生存下来的东西 不是实验活动的实际结果，而是实验的正确结果，这是毫无疑义 的；但他们认为这种正确结果只能根据科学共同体的文化传统标 准来决定。“这是作为具有资格的实验的问题所在。所有这些内 容，其标准是靠这样的制度来保证：不是在人、实验仪器和外部 世界的相互作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是人类文化 的因素，它们是解释的规范。这是规范性事实，这种从理论上来 确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实验操作的观念，一定会揭示出科学的普遍 性与重复性的实质。”[18] 　　在这种本体论解构的基础上，“强纲领”SSK进一步对科学 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解构。最著名的工作就是柯林斯的所谓 “归纳问题的社会学解决”。在其著名的《改变秩序》一书中， 柯林斯讨论了韦伯对引力波的探测实验。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 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大量物理学家的队伍努力建 造“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 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 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具备能 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 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实验是有 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 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科林斯看 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 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都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 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 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 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 这就是“实验的循环”。在实践中，这种循环是通过科学家之间 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 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 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 任何合理的基础。按照柯林斯的观点，科学家是借助于科学共同 体中的现存的公认的信念来打破这种循环的：在这里，某一传统 中的科学家坚信在某种现象中，他们有能够探测到这种现象的实 验的能力，而不相信在这种现象中，他们能否证实这种实验。只 要在这种信念下，科学家就能够证实其所渴望的结果。用柯林斯 的话来说就是“在泛心理学（parapsychology）中，用一种替代 现象来打破这种无穷的实验的循环”。[19]结果是“科学家个人 是联系着较广泛的社会中的某种制度的框架，并且能够证明这些 框架就包含着实验室的研究的选择和工作的结果。”[20] 根据 这一点，那些在1970年不相信引力辐射存在的人可以认为其信念 已经被“有能力”的实验所证实，而那些对立的观点也可以声称 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归纳上的支持。按照柯林斯的观点，对引 力现象中的事先的相信与事先的不相信是不同的生活形式与传统 的特征。因此，当争论发生在不同的生活形式的争论者之间时， 它们往往是最激烈的和最顽强的，这不是其对手在任何实验技术 上无能或失误，而是不同生活形式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争论。维持 信念的不同共同体沿着不同的道路引导着自己的归纳，使归纳法 分别适合于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的知识，并认为这种适合只能 由自己的所生活的传统所证实。在自然中被感觉到的规则，不是 从自然的经验中产生的，而是从描述自然的共同体中公认的规则 的应用中产生的。这就是科林斯所谓“归纳现象的社会学的解 决”。[21]按照这种观点，归纳的确需要经验的支持这种观点已 经过时，因为经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与什么相同。在科学中，与 自然一致的判断，只有当判断被作为一种社会或共同体中制度化 或秩序化的约定与协调时，才能表现出来。术语的采用与信念的 应用，只有在一种生活形式之中才能得到保护，反常的用法在这 一传统中则被认为是在语言使用中的一种错误。 　　在宏观上，“强纲领”SSK的目标是描述行动中的科学 （Science in Action——拉脱尔语），考察科学家在实际中是 怎样“制造”知识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传统、约定 与权威这些维持科学运行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至今为 止“强纲领”SSK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拉脱尔的《行动中的科 学》。按照拉脱尔的观点，科学是一场战斗，战斗的目标是取胜。 每一个科学活动在一场游戏中不过是一个步骤，这场游戏的目标 是获取胜利。同时拉脱尔也认为科学是无政府的事业，因此，如 果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只是一个朝向“取胜”的权宜之计。 在这一联盟中，只要个体科学家放弃了私利，范式就能够维持其 秩序与稳定性。拉脱尔认识到了范式秩序问题的重要性，他提出 的“演员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22]，看作 是对整个科学活动的一种社会学描述。在其中，他认为科学家是 范式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政 治利益与观点之间的斗争。“演员网络理论”现在已经被科学社 会学家广泛认可和采用，拉脱工作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它鼓励人们 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去思索科学，并据此来毫无例外地考虑每一 个个体科学家的活动。这方面，夏平与沙佛的《利维塔与空气泵》 一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 　　人们普遍地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应该符合观察与实验的检验， 这种分界的标准是合理的并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与效用。那么从 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理论符合于实验与观察”的标准？ 斯蒂文·复平与西蒙·沙佛的《利维坦和空气泵：波义尔、霍布 斯与实验生活》一书中，通过对科学史上的第一场大论战，英国 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尔——哲学家霍布斯之争，对这些问题做 出了社会学的回答，这是公认的“强纲领”SSK最出色的案例分 析。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试图表明的是：与把实验看作是一种 认识论标准不同的是，他们所揭示的新事实、新信息与新思想发 现，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封闭、对自身特 权的高度警惕和对缺乏资格的门外汉持敌意态度的团体。更进一 步说，自我任命的科学贵族在组织上是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统治精 英联系在一起的，其方法与观点反映着当时的政治需要。反过来， 科学的权威、地位与认识论上的垄断是由它所服务的国家的权力 与社会组织来保证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对知识问题的解 决，联系着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书中不 仅处理了科学与哲学史的问题，而且还处理了政治史的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概括出来了某些知识与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新思 想。”[23]“科学职业在当代社会具有相当高的认识论权威。这 种权威对个体科学家来说当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们有着固 定的兴趣来维护这种权威。他们能够期望维护现有的科学界限。” [24]拉脱尔也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场论战 实质上反映的是波义尔与霍布斯之间的政治思想的斗争。 　　波义尔想通过一种建立在实验主义基础上的新方法来改进其 自然哲学。按照《皇家学会史》（1667）一书的作者，当时皇家 学会的秘书长的托马斯·斯帕特（Thomas Spart）的说法，皇家 学会在整体上是否认形而上学的，他明确地声称皇家学会的主要 任务是确定客观的事实，目的是证明一个实验能够判断和解决事 实的问题。 　　然而，在夏平与沙佛看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实验 的检验只能够代表一个像波义尔这样绅士的证词。这种检验是让 具有少数特权阶层的人在实验室中产生一个事实，然后在皇家学 会上宣读，让其成员相信这是事实，结果达到一致。反过来，这 一共同体就成为这一事实的口头证明人。没有这样一致，事实就 不可能被认为是被确定了。这些人的话，一般被认为是可信赖的。 因为，皇家学会强调其成员“绝大多数是绅士风度，自由的与没 有私利的。”[25]这样，当波义尔与皇家学会提出实验的检验的 问题：即科学分界问题时，主要是依靠一个带有贵族关系和一种 鲜明的荣耀特征的集团。在一种等级系统下，科学事实只能够依 靠某些权威来确定，分界的问题也只能以社会政治关系为前提条 件。也就是说，近代科学是奠基于观察之上的，但这种观察联系 着科学专业人员，特别是权威人士所做的观察报告。这就是“实 验能够产生事实”的含义。“波义尔和皇家学会的实验主义的修 饰，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科学分界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能够加 强科学的身份与可信性的分界。存在着太多的这样的修饰。的确， 近代科学哲学本身就是一个修饰的目录。”[26] 　　其次，金钱成为一种认识权威的基础。“我们很容易想到实 验在整个皇家学会成员面前已经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是由其第 一流的成员，学会的最高权威所掌握着的。”[27]这种特权不仅 被许多皇家学会的成员的金钱、社会地位与政治联系所巩固，而 且还被新实验方法特有的仪器与工具所加强。书的标题中的水泵， 不是一个简单的装置，这是17世纪出现的非常昂贵的仪器，只能 是有金钱与地位的人才可能利用这种仪器进行气体的重量与压力 的研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进人皇家学会。而失去这种机 会的人不是其智力上的问题，而是没有地位与金钱。波义尔就是 这样一个幸运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就能成为社会精英。 　　夏平与沙佛不仅对“不可争辩的事实”提出了怀疑，而且还 对所谓“科学方法”也提出了质问。霍布斯坚持的是某种由欧氏 几何所保证的确定性知识，而波义尔的方法是一种在实验基础上 的对事实的归纳法。夏平与沙佛看出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政 治意义，他们说：“霍布斯的哲学真理由专制主义所产生和维持。 而波义尔和他的学派对他们所支持的政治缺乏精确的词汇。他们 所采用的所有术语在早期的王朝复辟时代是完全对立的。”[28] 也就是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 种对立的方法论表现出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对立。1660年英国 王政复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这种方法论上对立的政治基础。英 国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内战以及共和政体的经验表明：知识的争论 会导致市民的争斗与公众的混乱。霍布斯与皇家学会的会员们都 坚信社会秩序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任何保证社会和睦的手 段，即使自然哲学，都能够被应用到政治情况中去，以便能产生 出社会和睦。霍布斯，一位查理一世的保皇党人分子，在其《利 维坦》这本书中提出了解决社会秩序的建议。霍布斯首先通过向 人们表明什么是知识，随后又向人们表明知识是如何保证社会秩 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利维坦，一个市民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君 主，用英属殖民地的理性加强了认识与社会秩序。霍布斯的知识 模式是一种精确的几何推理，能保证一种整体上的可靠性和不可 动摇的和睦，霍布斯坚持认为：社会秩序是靠某些仲裁者或法官 的理性（类似于几何中的公理）来裁决的。进行这些裁决权威是 由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并有利害关系的团体所任命的。在法 官的理性面前，所有人的推理都相同，都能够一致同意完全有必 要支持利维坦，结果就能够使社会稳定，所以霍布斯支持独裁政 治。不像霍布斯，波义尔认为借助于理性的引导，无论是在知识 或行动上，都不再可能确保一种公众的统一性。因为法官或仲裁 者的理性是无常的、多变的，特别容易诱人滥用。霍布斯的自然 哲学的方法，正如他的政治哲学方法一样，最终是毫无怀疑地服 从绝对权威，走向独裁。对于如何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由波义尔 所提倡的皇家学会的理想，也是一种产生与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 是一种维持并不要求服从武断的权威秩序的手段。知识是客观的 与无偏见的，因为它反映的是事实。皇家学会的方法表明了在服 从权威与极端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民主道路，是在客观的 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说服，这是一种以事实说话的民主。波义尔 认为科学实验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实验形式，其中社会的稳定性 并不是靠服从权威的完全一致来维持，而是每一人在事实面前的 按自己意愿来达到一致，这是这种生活形式的关键。这就是波义 尔在英国复辟王政时采取的民主的立场。夏平与沙佛说：“波义 尔的‘成功’开始显现出来，它采取一种能够满足历史的生活形 式，这种实验的生活形式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它能够满足王朝复 辟政治的要求。”[29]拉脱尔在《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一书中 也指出，波义尔对霍布斯的胜利在于他是作为一个在近代民主社 会中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而霍布斯则象征着一种过时的政治观点 的捍卫者的失败。 　　总之，在夏平与沙佛看来，作为划界标准的所谓的实验活动 与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 中，科学家全神贯注的是谁将被视为科学的权威、在科学争论中 谁的判断将值得尊重、谁的证据被视为可信的、谁的认识方法是 可靠的，而这一切都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参与 实验哲学的学术讨论目的是和名利、财富、政治和宗教信仰，和 查理二世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根据夏平与沙佛的 看法，新生的皇家学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与社会观点的产物与 代表。“强纲领”SSK的这种科学图像是令人沮丧的。科学被表 述为一场永不停息残酷的斗争，在范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借助 于财富、地位、和斗士的狡诈，笼络了大量的亲信为自己的政治 意识形态、权力和地位服务。并且，“强纲领”SSK已经广泛运 用这一过程来解释天体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元素周期表、遗 传密码、代数拓扑、量子力学等的诞生。在其中经验证据并不代 表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被视为一种恐吓，或一种疯狂权力的代 表。 　　夏平与沙佛从他们的特殊案例研究中得出的一般认识论结论 是：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获取自然真理的知识的方法。“我们现 在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 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前进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30]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知识形式的约定的与人为的状态时，我们就 把我们放在这样一种位置：认识到科学是我们自身的东西，而不 是那种对我们的认识负责的实在。知识，就像国家一样，是人类 行为的产物。”[31] 　　科学内部划界的政治学 　　从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到科学内部各学科的之间分界，如物 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生物学与地质学等之间的区别是什 么？“强纲领”SSK就从知识的宏观政治学进入了微观的政治学。 巴恩斯等人说：“正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约定地做出的，科 学内各分支的划界也是如此，各种各样的特殊知识专业中，专家 可以声称是权威。正如一种选择是一种政治行为，各学科之间的 选择也是一种政治行为。非常类似于近代政治学家的官僚政治的 政治学，其中的问题与现象与所有各种领域的荣誉、地位以及前 途问题有着关键联系。”[32]在“强纲领”的SSK看来，根据微 观政治学来反思科学，无论这样的分界的行为多么深奥，或多么 平常，总是包含其政治的意义，是一种在政治意义上的行为，每 一次引用都来自于权威，每一种工具或仪器代表着它的发明者和 卫士权利。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创造并维 持着这种界限，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在这一专业中的权威。科学 社会学家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案例。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自然创造史的痕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1884），这是一本再版了10多 次的畅销书。本书收集了从不同的学科中的证据，首次试图系统 地建立一个生物进化理论，试图确定在自然律基础上的普遍的进 化过程。本书开始就讨论了星云学说，指出有不可反驳的证据表 明自然是一个从混饨到有序，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原始到更为 进化的发展过程。钱伯斯采用当时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的主流思 想来表达其进化论思想，反过来，根据其生物进化论观点来解释 这些主流思想。 　　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学科，如天文学、生物学、考古学、地 质学，化学等，正是这种跨学科的做法引起学科内部的划界问题 的争论。当时几乎所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不列颠的主要科学家 都轻视这本书，讥笑几乎它的所有的观点。 　　当时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权威科学家会共同反对钱伯斯的《痕 迹》一书？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的问题。钱伯斯的理论从今 天看来是合理的。当时这本书在细节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思想， 所有的细节都来自当时公认的科学领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 读者中，它成为最畅销的书之一，从社会政治环境来看，钱伯斯 的进化论无疑会加强当时弥漫在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的政治经济 学。如果有教养的大众喜欢钱伯斯的著作，而为什么科学家不喜 欢呢？主要的答案在于在大多数职业科学家看来，这一著作是对 当时流行的各门学科的分界标准的一个具有灾难性的破坏。它不 仅破坏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而且还破坏科学的各个分支之间的界 限。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破坏会进一步动摇科学家在自己学科中 所树立的权威。科学家的威信是与他们的特殊专业的实践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一个科学领域中的专家，或一个特殊领域中的专家， 总是期望了解自己专业的界限，尊重相邻领域内其他的专业，不 去涉及其他专业，在不同的专业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 想证明的是自己是一个可靠的权威，并依靠这种权威来维护这种 界限。而钱伯斯却仿佛要推翻这种专业之间的分界，威胁到各学 科的学术权威。钱伯斯自己感觉到对其著作的科学批评的真实原 因是：他是一个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没有权力谈论科学。这样， 在科学中的情况仿佛是，科学家看来更类似于其他一些社会团体， 为其意识形态的目的，特别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服务，去创 造与维护“知识”，用不合理的权威来维持其“知识”。总而言 之，钱伯斯的书之所以被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放弃，是因为它破 坏了由科学家所划定的学科的界限，而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种 界限对维持他们的权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巴恩斯等人总结道：“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化学与物理学 的分界，只有在社会学的术语中才能得到充分地理解。这一问题 的回答只有通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语境才能理解。科学的界限是 由保护与提高其认识论权威，知识上的霸权，职业上的纯洁性的 社会团体所定义和维护的，通过维护这种界限，他们能够获得巨 大的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毫无疑问，因为科学是我们一种最成功 的和最安全的制度，牢固的约定就容易被认为是自然自身的分 界。”[33] 　　4、作为殖民主义侵略与统治工具的“科学” 　　在后现代的词典中，现代主义暗指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暗 指摆脱殖民主义或后现代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奉献给第三 世界人民一件礼物，这一礼物有许多名字，如后殖民科学，多元 文化论、地域性科学、反北欧中心论和民族科学。后殖民的科学 否认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借助一种更为普遍的理性 方法去认识自然的做法，因而也就否认了这样的认识是更加接近 真理的说法。人们思考自然的能力，只能限定其生存的传统文化 框架之中，排除采用超越其传统的“异端”文化的可能性。正如 维拉和腾布尔所说的那样：“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 （local）的。西方当代的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的 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作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 其他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34]然而，当今 世界的实际状况是：所有的文化中的任何人都是采用同一认知框 架去描述自然；所有的人都寻求经验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所有的理性都是逻辑式的；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世界观来看待这一 世界，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不同世界。这种认知框 架就是近代科学的世界图景。在后殖民主义看来，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西方社会借助于其军事 与经济上的优势所造成的理智上的霸权。这些理论认为，因为现 代“西方”科学只不过是多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并且，其体 现在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像其他知识也体现在它们自身的文化 中一样，因此，它并不能作为知识的超文化的合理性源泉。所有 的科学都是后殖民科学，没有一种科学比其他科学更普遍地真。 西方殖民主义以其科学的标准，把其他文化的知识视为一种对自 然的歪曲的表述，客观性的和理性的科学被视为殖民统治的合法 化手段。正如哈丁所说的那样：“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 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 研究欧洲科学与欧洲殖民地扩张的关系的历史，就是探索科学是 怎样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力量的模式。他们能够想象只存在一种 ‘真实的科学’，而不能想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与 现代科学相矛盾的对自然的表达。这种观点一直是历史学家的主 流观点……欧洲的扩张不过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带有一个 更为方便的实验室以及其教育，基金力量、高傲的评论杂志等方 面的扩张力量。”[35]罗斯说：“与西方医学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是一种来源于下层社会的民主化要求，而那些声称要对大众的信 念进行科学的检验的人却是精英主义者。因此，当削弱经验的理 性要求时，人们就能认识到研究科学的不同方式、在地域性环境、 文化价值、社会正义原则中的被忽视了的方法论，我们就开始朝 着真正的不同知识系统前进。”[36]则后殖民主义所要做的就是 禁止某一社会或部落的外部的人去评价该社会或部落的文化系统 中的信念的真与假。相反，却允许该社会与部落中的人以其内部 的形而上学的范畴或辩护标准把外来文化视为种族真理或帝国主 义文化。 　　所有这些地域性文明知识的保卫活动，有着相同的动机。第 一，否认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理想，他们认为毫无偏见的价值 自由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的价值本身就是处在在文化帝国主 义主义利益之中，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构造。其次，他们以对其文 明的“认识论权利”的要求，来否认西方科学研究的价值自由的 价值观，要求允许他们发展出一种不同于酉方文明的科学。从中， 他们就能发现更多的，与西方科学能够发现的毫无联系的、却更 为普遍的自然规律。而这些非西方的“宇宙观”对人类的生存是 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产生出更为人道的与更为生态的知识。 　　然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民族科学已经造成了一些 十分荒谬的灾难性的结果。在巴基斯坦，创造“伊斯兰”科学的 做法已经激起了众多科学家，包括著名的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诺 贝尔获奖者A·萨拉姆的愤慨。以撒达（Ziauddin Sardar，一位 居住在英国的巴基斯坦的流者亡)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倡一种特别的 伊斯兰认识论。要把知识与伊斯兰价值相结合，它所寻求的不仅 仅是“伊斯兰化”的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创立一种全新的宇 宙科学，在其中自然的事实只能从伊斯兰教义中的概念与伦理的 范畴中推出。他们认为萨拉姆等科学家把现代科学的价值引入伊 斯兰国家中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误导，甚至是对穆斯林的一种亵读。 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是无法与伊斯兰认识论相协调的，最简单的原 因是它对伊斯兰教义进行怀疑并大胆向它提问，要求在科学研究 的每一阶段都必须重新综合事实与伊斯兰的价值。因此，哈丁就 把撒达及其学会的研究看作是科学批评的进步活动之一。在激进 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国家的资助下，“伊斯兰”科学的运动在巴基 斯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与有害有结果。如不断 地威胁在大学中讲授的生物进化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反对国 家对“科学魔术”的资助。 　　那么什么是“伊斯兰”科学？1987年10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 斯兰堡召开了一次伊斯兰科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默哈默德· 穆太林伯（Monhammed Muttalib），一位埃及著名的AL－AZHAR 大学教授，地球科学家，提交了一篇题为《论地质事实与古兰经 诗歌的关系》，其中，这位博士说：“山是地球上的根，安娜使 得它们具有像钉子一样的作用，它把土地固定在一个帐篷式的范 围内，防止它被大风吹走。”他强调：“没有山，地球的自旋将 会很容易地把万物吹走，地球会出现全面的大灾难，没有山，没 有土，地球就如同一个沙漠，一个气态的星球”。伯格博士 （Arshad Ali Beg），提交了一篇题为“一篇计算伪善的大胆创 新的科学理论”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一个计算人的或国家伪善 的程度的数学公式。计算出西方社会的伪善值是22，而西班牙与 葡萄牙社会的伪善值只有14。沙林姆·麦核姆德（Salim Mehmud） 提出“要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为神圣的先知MAIRAJ寻求一个解 释”。而一位德国的代表声称已经用数学拓扑学计算出了“上帝 的角度”。 　　当前在印度，由人民党（BJP）发起了一场在宗教权利名誉 下进行的政治、文化与科学的解除殖民化的运动，其目的是推动 第三世界放弃西方学术的所有领域，他们把西方科学理性描述为 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源泉。这些印度教的信奉者追求一种解除 殖民化的科学，狂热地宣扬“印度教的认知方式”，要用这种方 式来取代异端的、殖民化的西方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的运动已经 扩展到大众教育系统，在公立学校采用印度教的科学，如吠陀数 学和Vastu shastra（一种古代的印度材料科学）等。正如1988 年的印度的“科学与技术的摈榔宣言（Penang Decla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所指出的那样，教育系统应该“引入 本土的科学与技术的价值，科学的教育绝不能脱离本土文明的价 值系统，学生应该发展这种批判性能力，以便使他们能够摆脱西 方的科学与技术的偏见”。[37]又如，著名的印裔美国社会科学 家玛格林（Fredrique Apffel Marglin），尽管她承认传统的印 度天花免疫法（包括对天花女神的祈祷）的死亡人数是现代西方 天花免疫法人数的10倍以上然而，她坚持反对现代西方免疫方法 在印度的引入。她认为，这是强迫印度人接受西方的“思维的逻 辑中心论的模式”，这种模式视健康与疾病是一种截然的二元对 立，这与印度的传统宗教信念对立。“印度式”的非逻辑中心主 义，是一种否认健康与疾病二元对立的观点，女神西塔那 （Sitala）是作为疾病与非疾病二者的化身。玛格林捍卫那种以 西塔那的名字而出现的印度传统免疫法，目的是保卫传统的印度 宗教与文化。在号召“非殖民化的心灵”时，西塔那引用了一系 列有影响的印度学者，从M·甘地到A·拉丁的新甘地主义，再到 新甘地主义与一种庸俗化的、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混杂的产物， 如 V·西娃（Vandana Shiva），这位一直在为现代西方科学创 作令人悲伤的安魂曲的印度著名学者。这些“爱国的科学”的土 著民族学者声称，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暴力的、殖民化的、剥削 的与等级制的，是一种必须被地域性知识所代替的知识。这种爱 国的科学不仅要有意识地反对现代科学，而且还要反对西方文明 本身。因为西方文明视现代科学为其自身的最鲜明特征，特别是 其对价值自由与世界的可知性的强调，成为西方文化统治全球的 依据。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运动的成员不仅希望发展出 一种自己的民族科学，而且还要从印度文明（印度教）中构造出 一种普遍的新科学，来取代西方科学的统治地位，这些学者将给 所有的现代化力量——从国际教育机构，印度的国家到所有异端 的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打上印度科学的烙印，以一种新霸 权来反对另一种霸权，以一种新霸权来取代另一种霸权，以致他 们声称21世纪将是“印度教的世纪”。 　　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着印度知识分子在更为一般的社会理 论中对有关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已经 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 地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在这场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他们视科学 的态度与人文主义的态度相对立。而那些试图保卫作为人文主义 的科学态度的人，被标上对文化的“叛国者”或作为“买办”的 代理商的标签，认为其目的是维持自身的优势特权地位。这是印 度“科学战”中的特点。认为西方科学是一种强加的异端的宇宙 观的观点，一直在后殖民的印度左派，包括女性主义与环保主义 中存在。拉达总结这场发生在印度的科学战时说道：“当一小群、 但很有影响的印度知识分子，借助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文艺复兴 的批判，开始攻击科学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构造时，大众的科学运 动所带来的科学普及便被谴责为内部的殖民化。逐渐地，在几乎 未能被察觉到的情况下，‘作为社会革命力量的科学’正在让位 于一种对摧毁任何西方的或殖民的‘认识’所污染的被动性的社 会运动的寻求。结果是，社会主义与世俗主义正在让位于甘地式 的狭隘的和狂热的民族主义。”[38] 　　这些民族科学是一场滑稽剧。毫无疑问，如果它成为一种国 际的规范，对人类精神与肉体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十分明显， 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这种联姻对科学与伊斯兰教都没有好处。这些 对科学与理性的批评，一旦最后发展成为在本质上拒绝“科学方 法”，就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危害。正如拉达所指出的那样：在后 殖民科学中，“所有科学合理性的代表——波普的证伪主义、默 顿的制度性的规范，库恩的范式的一致，所拥有的地位，现在却 被留给了偶然的权力，维护权力的社会利益与知识的其他实用目 的。”[39] 　　5、作为男性权利的“科学” 　　在对文艺复兴的传统解释中，科学革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然而，现在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 哲学家对这种影响与角色提出质疑。自从后现代主义者开始解构 和贬低17世纪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以来，科学就被想象为 处于一种原罪之中，那就是说，从科学的一开始，它就充满了男 性主义、权力斗争、政治偏见和认识论上的优越性的神话。 　　在女性主义看来，影响科学的社会语境应该包含着对性别的 考虑，从这一角度，发展出女性主义的科学观。早期的女性主义 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打破女性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障碍， 或在科学史中恢复对科学研究做出过的贡献、但已经被历史学家 遗忘了的女性科学家的地位。这些工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后来 女性主义发现，男女之间的生理系统差异，在男女各方面行为之 间并不会引起重要的差异。男女之间的遗传行为与生理学上的差 异只能来自性，但不是生物学范畴的性，是一种社会构造的性。 在男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使对象客观化与抽象化的倾向与在女性 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化与具体化的倾向，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只 能来自于社会的构造。一种性文化的人工事实，结果使女性一直 被排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之外，使女性的贡献被忽视。 因而科学是片面的，科学在认识上是不完全的。自从性别概念被 女性主义用来分析作为制度与知识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工具，而不 是生物学上的分析工具后，这种工具为女性主义的科学研究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野。她们发现近代科学原来是一个在自然与心灵中 都充满着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结构，而且，这种结构至今还在科 学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女性主义主要是通过在科学史和科学内 容两方面来挖掘性别的比喻，性别密码，来达到对这种男性的意 识形态的揭露，揭示出科学，理性与男性的文化权力的密切联系， 并想由此表明现代科学如果不是错误的话，那至少是片面的。在 方法论上，女性主义关心的是比喻，而不是科学结果的逻辑内容 与分析。 　　科学中的男性“密码” 　　在科学史上，女性主义者断言：培根所倡导的近代科学的观 察与实验方法，本质上是厌恶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美国著名的女 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E．凯勒（E．Keller）在其文集《对性别与 科学的反思》中指出：“性别的比喻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视这些比喻为好的丈夫——科学家，统治着 母亲（自然）。用今天女性主义的时髦的术语，这是一种强暴， 作为科学家的丈夫强迫自然服从其意志。”[40]哈丁也说“这种 强暴与折磨体现在弗兰西斯·培根和其他热情于奠基近代科学方 法的人的著作中”。“把自然视为对这种强暴持麻木不仁，甚至 欢迎态度的一位女性的观念是理解自然与探索的这种新的认识的 最基本的线索……。这就表现出，当我们思考从近代科学的开始， 厌恨女性主义者的与保护性别的政治学与近代科学方法之间是如 何相互提供知识来源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近代自然科学的 知识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结构。”[41] 　　按照哈丁的观点，不道德的性别比喻在一开始就充满在近代 科学之中，随后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被工具化，并且最终变成近 代科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哈丁认为弗兰西斯·培根在这一 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培根通过实验与强暴的类比来支 持其实验主义，科学无非就是这种强暴的产儿。 　　女性主义者常常引用培根的一句话来印证自己的看法：“培 根用大胆的性的想象去解释作为研究自然的实验方法的特征，说 自然被强暴，或者用培根的话来说：‘因为你只有通过猎取在游 荡中的自然，你才能够在你愿意的时候把自然再带回其原本的位 置。当对真理的探索是其整个目标时，一个男人应该毫不犹豫地 进入和插入这些突破口或角落。’这就提倡这样一种观点：类似 的好处能从自然中获得，如果自然被观念化和像一个妇女反抗性 别压迫那样被对待。”[42]这样，就把对自然的研究类比成男人 对女人的强暴过程。 　　因此，按照哈丁的意见：由于最好的科学活动与对科学活动 的哲学思考带有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因此，科学及其历史与哲学 应该被标上X级，因为它包含有明确的和赤裸裸的性。 　　艾伦·索伯（Alan Soble）在《保卫培根》[43]一文中指出， 对培根的理解应该是全面的。首先，女性主义经常引用的培根有 关实验对自然的关系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强暴这种比喻，并没有 出现在其任何正式的著作中，只是在其死后的手稿中发现，而且 只是在一处发现，然而正是这一处，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大肆喧染。 其次，培根的著作还不断地把自然赞美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如培 根认为理解自然的秘密就如同揭示一个女性的秘密，当然，这不 是用暴力，而是用大脑。第三，这是培根常常为取悦于其听众所 表达的比喻，并不是说科学世界观在经验上的成功是依赖于其中 不断表达出来的性的政治学。培根的这种比喻应该理解为一种文 学上的修饰，而不是其科学思想的实际内容。 　　提及进化论，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女性主义的眼中， 有着相当坏的名声，就像希特勒当年对犹太人的所进行的迫害一 样。从20世纪70年代关于社会生物学的论战以来，达尔文主义， 通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的理论，一直是女性主义最憎恨的理论。 女性主义者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在一种父权制式的文化中产生出 来的，在这种文化中，达尔文式的理论被精心地构造出来。今天 女性主义的普遍观念是，科学作为客观的和价值自由的这种观念 支持并加强了这种父权制，《物种起源》一书提供了一种将性别 上的差异转化为男女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永恒的等级差异。达尔 文自身的工作以及其近代的支持者的工作一直受到女性主义者藐 视和嘲笑。在她们看来，这种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被伪装成真正 的科学。 　　但麦克尔·鲁斯认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成是男性至上主 义者的科学，这种观点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至少是片面的，因 为科学史上，生物进化论中也充满了赞美女性的诗篇。[44] 　　女性主义者不仅从科学史中挖掘这种男性的“密码”，而且 还从当代科学的内容中去寻求这种“密码”。 　　海莉斯，一位英语文学教授，在其论文“在流体力学中的性 别编码”中，想表明流体力学的主题负载中有未被认识到的起源 于古希腊的男权主义特征与价值。因此，她认为“如果物理学定 律所强调的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具有不同性别身体与有 不同的性别构造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流体力学模式。”[45]进 一步说，像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通过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和特 殊意义上的力学为男性主义的科学，海丽斯发现这些科学事业中 没有女性特征。 　　海莉斯论文的最基本的策略是：她首先寻求一种在科学中的 观念上的二分法；其次，将心理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这些二分法的 历史中，她试图确立这些二分法是被性别化了的；最后，她认为 这种性别的编码已经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她所声称的这种二分法 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1）连续相对于间断；（2）守恒相对于 消耗（dissipation）；（3）线性相对于非线性；（4）稳定的 流动相对于剧烈的动荡。第一组处理的是质量守恒定律，第二组 处理的是能量守恒定律。海莉斯埋怨科学过于注重守恒的一面， 而忽视不守恒的一面。每一组的第一术语相当于男性，而第二个 术语相对于女性。这些术语暗指着男性对应理性，简单性和直接 性，而女性对应着的感性，复杂性和间接性。海莉斯认为这一从 古希腊遗传下来的假定，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组 假设可以解释为一对有等级差别的二分法，在其中，第一个术语 的地位远远高于第二个术语的地位，连续高于间断，守恒高于消 耗。 　　海莉斯说：“‘主要的（稳定的——作者注）流动’把自己 强加在‘无规则的波动之上’。从可预言性的角度来说，这些突 现的流动的转向只是一些偶然的现象，不是内在于环境的动态过 程。那些能够被模式化的是正常的现象，而不能够模式化的这些 突变就被省略掉了识是一种偶然的显现，一种额外的奢侈品。接 着，复杂的流动（漩涡）在传统的分析中是不能够被解释的，是 因为传统的分析是建立在稳定高于变化腐散的因素是高于动态的 相互作用，线性结果是高于非线性结果的这样一些基本假定之上 的”因此，“漩涡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的解决，是因为流体的 （女性的）概念一直被明确地表达为无须表达的残余物。”[46] 　　美国女性主义的数学教育家达玛丽（Damarin）解释了这种 分析的另一层含义：在这种流体力学的分析中，“我们看见了有 关的比例，距离公式和线性加速度的数学问题中的线性时间与女 性身体显著的生理循环时间之间的对立。”[47]换言之，这种体 现在流体力学中的流动时间线性观念与女性的生理周期相对立， 结果使作者认为女性的生理周期使得年轻的女性很难理解流体力 学的基本概念。 　　伊里伽莱说：“女性如果很痛苦地接受或赞同一种中性的、 普遍的科学的存在，就会扭曲她们自己并折磨其他的女性，应该 把科学提高到一个超越自我的阶段。”在这一超自我阶段，“真 理是某些男人或女人的创造物；并且真理总是具有偏见的相对 性。”那就是：“理性与客观性总是联系着男性，而感性与直觉 属于女性。”[48]无怪乎不少的女性科学家惊叹道：在女性主义 面前，她们大有被科学“变性”的感觉。如美国麻省大学的女数 学家玛丽·S·诺斯卡说：“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故事是伟大的数 学家爱米丽·诺勒，因为她是如此成功的数学家，数学在她的那 时代的文化中被认为是非女性的，因此，用德语中的男性的代名 词来说，她常常被认为是‘变性了的诺勒’。当我读到‘女性主 义的理论’或‘性别差异’的文献时，特别是有关女性科学家在 传统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的陈词滥调或评论时，我也常常感觉到 她们正在称呼我们所有这些人为‘变性人’”[49] 　　海莉斯的论述有其合理性，流体力学乃至物理学的大部分都 是处理的守恒与连续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是说物理学只研究具 有男性特征的平稳的流动，而不处理那些具有女性特征的漩涡。 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界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一个连续过程，间断与 突变现象在宏观自然界属于少见的，而且这些问题的处理是相当 困难的；当然不是说这些突变现象不重要，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 成熟时期，处理这些现象的手段与方法往往不具备。如：流体的 漩涡问题是流体力学中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是流体力学的最 前沿的问题之一。目前对它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 测量这种复杂的流动现象的仪器在1950年被发明后，人们已经对 它有更深人的认识，对它有了初步地把握。 　　事实上，海莉斯的论述也充满着科学常识的错误，如“线性” 与“非线性”这一对概念，海莉斯像许多科学的文化研究者一样， 把线性理解无情的客观化结果、毫不动摇的有目的性、单向逻辑 思维（线性思维）。换言之，在这一词意下暗含着男性所特有的 征服、压迫、统治。而非线性带有相反的解放的含义，它暗含着 多向性思维、界线含糊性的直觉思维。因此，女性主义科学革命 的意义在于男性的“线性”科学将被女性的“非线性”科学所代 替。在其中复杂性占统治地位，所有的严格界线将被随意地打破。 这和严格的数学上的线性与非线性定义相去甚远。在数学中， “线性”与“非线性”有着严格的含义。在数学中，线性一词有 两种含义，一是指一次方程，而非线性指的是一次以上的方程； 另一含义是指线性秩序，它指的是一个集合中的任意两元素a和b， a和b之间的关系为a大于b，或a等于b，或a小于b，三者必居其一。 如实数集合就满足这一条件，而复数集合就不满足这一条件。而 现在女性主义者发明了线性一词的第三种含义，即线性思维。虽 然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意思却是清楚的。它指的是文艺复兴和所 谓古典科学的逻辑的与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 对立，女性主义者像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提倡一种后现代 的“非线性思维”。虽然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内容没有被精确地 解释，但却是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的、直觉和主观体验的方法。 当然，女性主义也不想把这种思维方式的内容表述清楚，因为在 她们看来，数学中的严格性排除了观察者，这是客观性意识形态 的一个基本前提。 　　玛叶林·康贝尔与拉代尔·康贝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发展女性主义的数学》，在该文中，她们认为数学中所碰到的 “如果一个半男人在一天半时间内挣得了一个半美元”（if—a —man—and—a—half—makes—a—dollar—and—a—half—in —a—day—and a—half）之类的纯粹形式“语词问题”或“表 述问题”，就涉及到男性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因此作者毫 不犹豫地谴责这“一个半男人”的问题，“因为其暗含了这样的 假定：男人工作，因而也就狡猾地暗示，女人不，也不应该工 作。”因此，严肃的数学，“高级的”数学充满着性的意识形态。 这种控告最为谎谬的部分是坚持“认为像演算（演算一个代数表 达式）、处理（一个问题）、利用（一个定理）等都表明：数学 在所有的水平上是进攻，暴力，统治与男权主义的污秽的栖身之 处”[50]。她们想证明的是“数学就像一个女性，她的特征就是 成为一个被他人征服的异类。”她们同样也想表明，数学的语言 充满着激烈的男性语言，如“只要你拷打证据，证据就会屈服”。 然而，最后除了妄称可能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女性主义的数学外， 她们并没有提供任何男性主义数学的替代物。这篇文章是建立在 后现代思想之上的，认为数学是某种社会秩序的产物，因此，必 然要被其意识形态，特别是男性主义所污染堤在试图证明这些学 科的男性至上主义的特征。 　　像所有的后现代主义一样，女性主义的错误是用比喻或想象 的语言去描述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不是对科学结果的逻辑内容进 行分析。比喻是女性主义的科学批评的最主要的策略。的确，正 如波利亚与拉卡托斯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样，比喻在数学和科学的 有些发现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绝对不是上述论文 所提及的这些漫无边际的想象。数学家能够表明类比，一个与上 述想象完全不同的概念，能够帮助数学家解题，数学直觉在数学 发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直觉常常比比喻更为神秘。数学家也 有自己非形式的语言，但这和女性主义的想象语言完全是两回事。 女性主义用比喻的想象内容来代替具有严格含义的科学的内容， 并以此来攻击科学，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无怪乎许多科学家说， 他们根本不理解后现代主义者所谈论的科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的“科学”与真正的科学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所批判的“科 学”根本不是科学家的科学，只是她们的“创造”。 　　客观性的政治学 　　在科学哲学中，哲学家T·帕森斯曾指出过科学知识的4个基 本的标准：（1）逻辑的明晰性或精确性；（2）论述在逻辑上的 相容性；（3）原理的一般性；（4）经验的合理性。为了支持这 些标准，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提 出科学制度需要提倡：（1）有条理的怀疑论；（2）普遍性（科 学的成果不应该根据科学家的宗教，种族与国别来进行判断）； （3）无私利性（科学不应该服务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团体）； （4）公共性（科学结果应该能被自由地分享）。 　　虽然科学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制度的特性：如科 学的同伴的评价和实验结果的重复检验，但其可靠性也在很大程 度上也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诚实性；克瑞杰把科学家的这种复杂 品质概括为以下几点：（1）所报告的数据与得出的结论在理想 上应该独立于科学家的个人偏好和个性；（2）一种能使科学发 现摆脱主观因素的好的方法将会使科学研究的过程摆脱个人的感 觉与愿望；（3）虽然直觉在科学发现是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 角色，然而在科学结果的接受中，没有任何作用；（4）科学家 个人对发现与解难题的好奇心与智力上的迷恋同样有着重要的价 值（这也可联系着客观性，因为在理论上来说，科学家发现的令 人满意的结果是正确的）。 　　然而，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这些标准都是不可取的：就知 识的标准而言，逻辑是一种父权式的统治工具，用来恫吓女性主 义所倡导的非线性思维；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语境式的，对一般 性的追求是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经验的检验必须要靠道德的与 政治的评价来调节；普遍性应该被特殊性的理论所代替，这种理 论认为科学的成果应被理解为研究者的文化性别、种族与阶级作 用的结果；虽然客观性常常被女性主义保留，然而，女性主义所 提倡的价值是反传统意义的：观察者应该和其研究的对象在感情 上保持联系，丰富的主观性不应该从科学研究中剥夺掉；抽象， 冷酷的理性与客观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而直觉与情感是相对 于女性来说的；在科学发现中，直觉不应该扮演着第二小提琴手 的角色；知识总是联系着局部的语境来进行思考，发现一种客观 性或“上帝的眼睛”的观点最终是以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强权而告 终。 　　女性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是利奥塔的“叙事学转向”。用哈 拉维的话来说，“科学只不过是一种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在谈到女权主义知识的新的主题时，哈丁 说：“它们不仅是要体现和显示在作为出发点的某种特殊生活中， 而且，还因为概念框架总是处于某些历史时期中……因此，科学 研究的对象绝对不是‘纯粹’的自然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知识对 象的自然，对科学家来说，这种对象总是只表现在特殊的科学传 统与地域性的文化之中。”[51]凯勒也说：“当前在科学的历史 与哲学的发展中已经导致了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目的、方法、理论 甚至实际数据的重新评价，这种东西并不是被写在自然之中的。 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社会力量的建构。……社会的，心理的和政 治的规范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同样也影响着我们所问的问题，我 们所选择的方法，我们发现的满意的解释，甚至我们所信赖的值 得记录的数据。”[52] 　　女性主义之所以要摆脱客观性与价值自由的说法，是因为理 性、客观性与真理是联系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或压迫，因此，对 女性主义来说，反对客观性不仅是认识论的争论，而且还是一种 政治的论战。阿尔柯夫与庞特说：“对女性主义来说，认识论的 目的不仅是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同样也具有解放的目的、在制造 知识过程中的民主的扩大。这种目的要求我们的认识论能够弄清 知识是怎样被权威化的、知识赋予了谁权力。”[53]她们毫不掩 盖地声称其目的是揭露“认识论的政治学”。由于知识有根源于 政治，因此，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不过是揭示出“真理、理性和逻 辑的政治学”，除非这种政治的含义被理解，否则女性将永远被 假装的客观性误导，这种客观性不过是非正义的男性的权力的体 现。知识不过是依靠认识论来辩护的政治学。 　　为此，哈丁提出一种“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 原则。所谓“强客观性”是指“认知的主体应该放在与认知客体 同样的因果性水平上。强的客观性原则要求我们考虑强的认识上 的反身性（reflexivity）。这是因为在科学研究的每一阶段， 广泛的文化信念在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如问题的选择、假说 的形成、研究的设计（包括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解释、什么时候决定停止研究、研究报告方式等等，都起 着证据的作用。因此，认识的主体，从科学方法来说，必须被考 虑作为认知的对象。所有种类的客观性，在考虑作为观察与反思 对象的自然或社会关系时，最大化客观程序同样需要考虑观察者 与反思者，是科学家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但只有通过那些被科 学共同体所忽视的边缘群体的人，才有资格对科学家及其共同体 一种最大化客观性的进行批判性研究。因此，强客观性要求科学 家和他们的共同体与进步的民主纲领结成同盟，也就是说，不仅 要求认识论与科学理性上的进步，而且还要求道德与政治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主义的标准显得不足，因为它仅仅促进 了‘客观主义’的发展。”[54] 　　按照这种强客观性的要求，一旦相当数量的人，这不仅包括 女性，而且也包括黑人、土著美国人、亚洲人、非洲人、男女同 性恋者和其他所谓的社会的边缘团体加人科学的行列，科学就变 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创造性，特别重要的是，更具有客观性和民 主性。这种愿望无疑是美好的，因为它能够防止将科学的种族和 男性至上的图案变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图案。然而，我们需 要记住的是18世纪末以来，被欧洲人们视为贡献较少的各种各样 的群体早已加入到近代科学的行列，这些群体包括犹太人、印度 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中的男性与女性，其中许多人已经做出了 第一流的贡献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厚有较高的荣誉。正如李约瑟 所说的那样：“朝宗于海”，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那就是全球 性科学。因此，科学家队伍的扩大将会产生越来越好的科学，而 不会产生美国的科学，西方的科学或男性至上主义者的科学，更 不会是女性主义的科学，也不会在古老的欧洲白种人的科学的废 墟上产生出一种多重文化并列的性别的或种族的科学群。 　　在女性主义看来，分子生物学中的DNA之类的“控制分子”、 作为生存斗争的结果进化、资源的稀有性导致动物之间的竞争等 等，这些理论都表现出了破坏、暴力与控制的欲望，是男性控制 欲望的表现。这种统治是联系着科学的客观性的观念的，这种客 观性的观念是使人类与自然界相脱离。然而，这些理论的成功是 因为它们能够精确地解释自然界，成功的预言表明了它们的正确 性。当然对女性主义来说，这种成功是无关于她们对于科学的批 评的，因为她们考察科学的角度是社会的性别维度，而不是自然 的维度。从这一角度来看，牛顿的惯性定律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对 货币流动的要求，也可能是牛顿对远离他的母亲的眷念；而哥白 尼学说取代托勒密学是男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胜利，因为托勒密 的地球中心论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要求。 　　女性主义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她们把科学的真理性与其政治的、 心理的或社会的动机与目的，或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其次还表现 为“女性主义科学”什么都不能解释，女性主义的科学如果能够 对任何科学的结论提出怀疑或新颖的解释，那它就应该值得认真 考虑。然而，除了通过对所谓的“男性范式”的科学无休止的讨 论，与经验事实无关的错误观念的大杂烩外，这种讨论既没有解 释为什么传统的科学术语能够做出精确的预言，它自身也没有对 自然做出过任何精确的预言，因此，它未能提出任何真正意义上 的科学。关键问题是“女性主义科学”与科学的最根本的任务：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脱离。再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混淆不 仅导致了“女性主义科学”出现上述含糊的思想，而且还把“女 性主义科学”和传统或范式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体现在语言学 和修饰学中，结果把科学变成了一种比喻、一种修饰的诡辩术， 以修饰学的标准来代替了科学的经验与逻辑的标准。女性主义在 科学领域中的做法是用对术语的讨论来代替对自然的解释，她们 谈论了如此之多的“科学”，却不能够从事任何科学研究，完全 脱离了科学的严肃的内容，最终导致使女性主义否认存在着诸如 真理之类的东西，把真理看作是附属某种传统中约定的东西，否 认客观实在是决定理论的真理性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当今社会科 学的一些主要领域中，存在着完全用意识形态的愿望来代替科学 的客观性的做法，真理不是用理论与实在的对应来解释，而是用 某些社会科学家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解释。无论这种传统在人文 科学中是否正确，自然科学并没有给这些附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 变幻莫测的“真理”留下任何空间，因为所有的文化传统的载体 就是我们生活的唯一自然界。科学家中最强烈的动机是研究自然、 解释自然和改造自然，而“女性主义科学家”总是希望科学符合 她们的愿望，而不是符合客观实在事实上，女性主义除了对科学 的攻击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种女性主义的科学或数学。 　　6、“扼杀”地球的科学和理性 　　科学与环境主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环 境主义者依赖于科学的发现来做出了他们对环境判断；另一方面， 几乎所有的生态主义者对科学的努力持警觉的态度，视其为摧毁 我们星球的同谋。随着人们转向激进的生态主义，不仅科学，而 且理性都被视为人类与自然疏远的致命的根源。对科学的仇视、 对理性的误解，已经在相当范围的和有影响的学术圈子里传播开 来，特别是在所谓的环境哲学的圈子内，无论是在哲学系、政治 学系，还是在历史系、地理系的研究和教学中，学者们在考查关 于自然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通常把17和18世纪的科学革 命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错误。但反过来看，在广泛的学术 圈子中，对这种环境哲学上的激进主义的反击显得微乎其微。现 在几乎所有激进生态主义的共同的信念是，人类文明的生存，依 赖于对科学与理性的全盘否定，对把我们与自然分离，把地球置 于加速摧毁的过程中的文艺复兴纲领的批判。 　　对许多激进的生态哲学家而言，最大的错误末过于文艺复兴 时对人类理性的颂扬，并且这种颂扬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中被捧为 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正如普鲁姆伍德说：“理性一直是被视为 作为主人的人类对自然的优越性的统治。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错 误。”[55]在几乎所有的生态历史中，伽利略。弗兰西斯·培根、 牛顿，特别是笛卡尔一直都被视为在理智上“扼杀”地球的祸手。 在科学革命以前，道德限制了人类破坏自然的程度，而弗兰西斯 ·培根把人类置于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位置，使所有人类和自然的 生态联系服从于人类统治的需要。其后继者更进一步地摧毁了地 球是一个本质上值得尊重和认真对待的活的有机体的观念，他们 视自然为一个死的机器，在其中所有的非人类的有机体仅仅被视 为机器，我们完全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随意地滥用。普鲁姆伍德 认为“这种归纳机械论世界观的结果，允许摆脱我们与自然的感 情联系，赋予我们统治、控制，扼杀与向自然开战的权利。死的 自然使这种权利得以合法化。”[56]这种新的世界观诞生于17世 纪的欧洲，并在18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得到巩固与加强。这是一种 理性的傲慢统治一切的时代，心与身发生的分离，男性至上主义 的“客观性”的理性控制着从感情到伦理的所有领域。这种17世 纪的科学革命与现代的生态危机的联系仿佛已经成为所有的生态 哲学的一个定调。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当代的生态危机 仿佛是一条必然的道路。如R·谢尔德拉克在《自然的再生：科 学的绿化与上帝》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去描述从伽利略的物 理学到美国人对美国野牛大规模屠杀的必然道路［57］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应该来说，生态哲学对科学和理性的 反思最初是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中进行的，在其中，历史的证据被 检验；潜藏在当代生态危机中的哲学的、科学的、技术的。经济 的和政治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被讨论；生态学家也 同样试图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记录中展现他们眼中的前现代时期 的伊甸园式的生态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哲学的反思在整体 上是奠基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的。然而，自从后现代主义涉及到 生态哲学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要求放弃对于经 验确证的这种方法，像证据的观念，逻辑的规则，被认为只不过 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构造，这种构造不过是为了维护或辩护某种特 权的工具。激进的生态学家发明的故事，其目的是为了推翻当前 的权力结构，并认为这种故事与陷入客观性话语中的科学家的旧 故事一样合理，甚至更为合理，因为这种新的故事具有道德上的 优越性。在有机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中，“伦理”和事实是不可 分离的，然而，在这种新故事中，事实都被抛弃了，他们关心的 只是编造自然的故事。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性生态主义者麦茜特所 说的那样：“生态学，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只是一种社会的构造， 其前提与结论应该随着社会的权威或社会公认的比喻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58]因此，这种方法允许人们编造任何关于人类过去 的神话来支持其政治立场，把他们从客观的证据要求的束缚中解 脱出来。康凯和崔汉姆说：“如果女神们能够表达出一个想象， 这种想象是有助于当代女性主义寻求一种作为（物质性）的替代 物的精神性，那么关于这些女神的历史证据就不应该被忽视。” [59]应该来说，后现代主义与激进的生态主义的结合是很自然的， 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和理性的逻辑中心论、“祛魁”、客 观性、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解构同样也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者 常用的手法。 　　生态主义把17世纪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无疑是正确的， 这种转折有着深刻的环境意义。然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不意 味着培根关于人与自然的分离的开始。伽利略和牛顿无疑是17世 纪科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带有很强烈的机械 论色彩，但这不意味着科学革命导致了怀特海所说的“自然的二 岔性”，并由此导致了当今的生态危机。因为机械论是一种形而 上学，而不是科学。科学意义上的革命不应该被谴责为对我们当 代的生态危机负责，而这种危机应该归咎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科 学革命。我们应该区分开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与意识形态意义 上的科学革命，激进生态主义者的错误就是把它为混为一谈，并 由此转化为对科学与技术的激烈攻击。 　　事实上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而不是 仅仅停留在分析哲学上的错误和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对生态问题 的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对科学的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的攻击，因 为“它们削弱了一种正确的生态政策的可能性。我们相信这种肯 定是来源于狂热的反科学主义的结果，现在正深受激进的环境主 义的支持，这种反科学主义，如果产生广泛的影响的话，将会减 少回答和解决那些本质上是科学的问题的成功机会。”[60]M· 佛迈特也指出：“那些视科学为一种政治上的终结的警世主义者 并不要求你考虑相对的危险，……的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 有意识到相对的危险……对十分离奇的工作的理解是他们所想做 的最后的事。他们所想对你说的是，由于这或那已经被视为有危 险的，其必须被禁止或至少要加以限制。”[61]从长远的利益来 看，这种知识界的环境主义，将会导致科学无用的思想。 　　科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应该来说具有其合理的意义，因为 它把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科学走向生活、 走向实践，正如哲学家海伦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科学研究仅注 意理论轴，而后现代主义在注重理论轴的同时，又走向了实践轴。 然而（1）后现代主义却认为这种像“理性”。“真理”、“客 观性”等“元话语”的解构意味着科学应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 式，这种“元叙事”的方法已经被大量的“语言游戏”所代替， 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西方科学不过是 其中的一种游戏或叙事。（2）科学不过是归属于不同游戏或叙 事的复杂的猜测，思辨性的比喻，特别是即兴创造出来的假想的 “拟对象”。这种比喻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给修饰学留下了足够 的空间，结果之一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修饰学的转向，把 所有对真理的断言、方法、研究纲领等都看作是等价，都是各自 游戏中的话语或比喻。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 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后现代科学思潮 得出了费耶阿来德式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 素说与氧化学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3）在 游戏规则中，利奥塔特别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 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规则，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 　　因此，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不仅威胁到科学事业的正 常发展，而且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世界范围内的迷信与邪教势力的泛滥。这正是“索卡尔事件” 产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众多科学家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 想家投身于保卫科学，保卫理性，反对相对主义，反对科学的意 识形态化的斗争的原因。 　　参考文献（略） 节选自《“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 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著 蔡仲、邢冬梅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XYS2003081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