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社会”取代“自然” 邢冬梅(西北大学社会学系) “科学大战”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 此广泛,空前激烈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 家、哲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介入,并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注意。 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具体表现为实在论—理性主义 与社会—历史主义之争。 实在论——理性主义:(1)科学是进步的事业,这种进步特征表现在增强了预言和介入自然 的能力;(2)这些增强的预言和介入能力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声称:科学研究中的对象是独立 于我们关于它们的理论而存在的;(3)我们的理论是易于受到未来的反驳的,我们有权声称 我们对自然的表达是近似地正确;(4)科学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争论是依靠理性 与证据的标准来解决的;(5)随着我们进一步把握理解自然的方法,这些理性与证据的标准 也就随之而进步了。 社会——历史主义:(1)科学是人类所从事的事业,那就是说,由生活在带有复杂社会结构和 长期历史中的,认识上有局限的生物所从事的事业。(2)没有科学家所属部落的先前历史塑 造的范畴和偏见,科学家就不能够进入实验室或研究领域。(3)科学的社会结构会影响着研 究的传授或接受方式,这一方面可能会对理论的内部论战有着重要的影响。(4)科学所属的 社会结构影响着那些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并且常常也会影响着所提出的答案及其被接 受。 20世纪60年代前,实在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其主要代表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 义把科学家被看作是与世隔绝,逻辑上无所不能的动物,其工作只能由那些发生在实验室中 的事情来决定。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主义出现后,科学研究已经从逻辑实证主义的 象牙塔走向生活,这是一种进步。然而科学元勘的后现代研究常常从整体上忽略实在论—理 性主义传统,认为从科学家从进入实验室的时刻到他们离开时,一直是一个死的大脑,除非 告诉他们各种各样的阶级、政治利益、性别或宗教的教育等。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政治利 益、部落偏见、性别特征、科学家个人的权力与雄辩口才决定着科学家研究工作,决定着科 学工作的问题、观察与实验,甚至科学工作的成果。结果是科学被表述为一场永不停息的残 酷斗争,在范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借助于财富、地位和斗士的狡诈,笼络了大量的亲信为 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地位服务。后现代科学元勘已经广泛运用这一过程来解释牛顿 科学、天体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元素周期表、遗传密码、代数拓朴、量子力学等的诞生 。在其中经验证据被视为一种恐吓,或一种疯狂权力的代表。 因此,正是对社会—历史主义的过度强调引发了这场“科学大战”。 这种过度强调根源于历史主义的四个教条:(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 定性;(4)信念的多样性;(3)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些诱惑使他们声称我们在自然中发现 的只不过是我们带给自然的东西,这一世界——或至少我们能够谈论的唯一的有意义的世界 ——是我们“塑造”或“建构”的,因此,它将服从于我们的先验的范畴。特别是观察的理 论负载的夸张导致了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无法做出判断”的世界范围内的怀疑论。这几种思 想被戏剧性地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它们产生出科学元勘的后现代研究中的四个教条。 (1)科学真理是科学共同体协商和默契的结果,而不是对自然的认识,特别是在确定自然真 理问题上,自然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因为科学事实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建构;(2)理性 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 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四个教条的后果是:科学、理性、真 理、进步等认识论规范应该让位于雄辩的口才,让位于权威与权力,导致了科学与意识形态 、科学与迷信、事实与错误、知识与信念的混淆,最后得出费耶阿本德式的结论:在科学地 位上,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学说与氧化学说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科学,这并没有什么过错。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像其它的一切 人类活动一样,其价值应该有社会学的分析维度。科学争论中,如理论的选择与评价标准、 实验的设计等就包含着某些社会因素,如文化传统或大众的文化心理,而这些来自于科学家 所依赖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沉淀。“科学大战”揭示出许多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共同合作才能 够解决的课题。但后现代科学元勘必须放弃其错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严肃而认真的细 节性工作。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不应该用知识的社会学,政治学来代替或贬低知识的认识论与 方法论的研究,而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事实上,目前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如何协调科学研究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问 题。这里涉及到两组重要课题。第一组涉及到科学实践与广泛的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第二 组涉及到社会关系与各种在科学研究中的演算结构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进入到科 学决定的过程中?准确地问,它们是在什么地方进入的?在什么地方进入基金的机构?进入 设计研究的阶段?在那一阶段上,研究正在被设计?什么时候这些结论被传播?或者说,在 认识价值和其它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着张力?如果有,我们怎样考虑这一张力及其解决?诸如 荣誉,附属关系,对资源的竞争,对大规模计划的合作要求之类现象是怎样影响到被探讨的 科学问题及其被接受结论?什么是塑造当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它们被很好地设计来促进 科学的发展了吗?十分明显,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社会历史问题总是相互渗透的,很难设想 把它们分开来进行回答。 其次,后现代科学元勘对科学的探索常常带有相当含糊性(甚至于误解),对科学工作的具 体结论,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其中充满着对 科学知识的误解,表现出对高中学生通常都能理解的科学内容的惊人程度的无知(这种失误 常常拌随着对科学的邪恶和狂热的攻击)。这种失误表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如后现代大师德 里达、拉康、利奥塔、德勒兹、瓜塔里、克里斯蒂娃,科学元勘的重量级人物,如拉脱尔、 柯林斯、麦茜特、朗基萝和夏平等身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科学家的正当愤怒,由此引发 了格罗斯、莱维特、索卡尔、沃尔珀特等人就他们对科学的无知所进行的某些合理的批判。 总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大战”是后现代科学元勘以科学研究的“社会维度”来 代替科学研究的“自然维度”的结果。正如索卡尔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目的是保卫我称之 为科学的世界观这样的东西,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在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为一种对证据和逻辑的 关注,和不断地把理论与现实进行对照。……对我来说,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我们必须要 辩护的价值,而无论从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来看,真理、理性与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 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Alan Sokal “Truth, Objectivity, and the Lef t”,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 (Bombay), August 20, 1997, p. 261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