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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挑战行政权力 谁是科学界的主人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27日出版 48/2004　总第210期

　　“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这同时意味着，科学家要成
为科学界的主人。在逐步摆脱对行政权力完全依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持续对科
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本刊记者/刘彦

　　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云：当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还不是个
知识分子；但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了。

　　科学家向科技部要权

　　2004年11月18日，当23位海内外科学家针对中国的科学管理体制问题，在全
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集体发言时，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
从各自单一的研究领域走了出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代表。

　　上述文章受邀的主撰者，多为本土科学家。其中，既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
竺、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等国家科技机构管理人员，也有中科院院
士邹承鲁、研究员何士刚、周专等一线科研人员。

　　这组文章显示，科学家们在谋求对于科学管理的主动权。

　　正如《中国科技需要根本的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中所指
出的那样，科学家们希望，“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

　　“科技发达国家，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迄今，它已经
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从2003年北大改革争论,到2004年科学家发难科技体制，知识分子们持续对
政府管理部门在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谁来领导科学

　　建国以来，中国在科技管理体制上，一直借鉴前苏联的管理模式，以举国之
力规划和指挥科学研究。科技领域的资源和权力大多掌握在以科技部为代表的政
府部门手中。作为科学家的个体知识分子，不过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个棋子，其
个人地位、社会荣誉、权力大小、资金资源也完全受制于政府管理部门——事实
上，科学家甚至不得不听命于掌控科研资金分配权的各级官员们。

　　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在全
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专家队伍。与此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得管理部门(如科技部)对于科学家
的完全控制逐步削弱。

　　削弱的开端，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
布，科学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脑体倒挂”现象的消失，知识分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显著提高,由“臭老九”一跃而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中，专业技术人员被排在了十大阶层的第四位。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摆脱对政府资源和政府权力的完全依附。
从市场和社会中，他们也能获得声望、利益和资源。比如，我国科技资金已有
60%来源于企业。

　　然而，在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余威犹在，官员们仍然拥有对国家资源
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由财政部直接划拨的中国科技经费(每年约150个亿)的绝大
部分，仍然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此次科学家发难的缘由，也正源于科技部在新的
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对大规模资金(可能总额达千亿之巨)的支配权。

　　由此，“由科学家来管理科学事务”被科学家尖锐地提上了桌面，他们认为，
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应该由科学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来决
定科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资源分配。“争钱”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争权”
——即钱伟长等人在1957年就提出的由“科学家来领导科学”。

　　与此意义相类，是更早前北大教师对北大教改方案的集体发难，他们认为，
教授而不是官员，对学术和学校事务有更大发言权，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
建所评论的，现代大学“独立”、“自治”的原则，要求改革由权力性利益垄断
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也就是说，实现“教授治校”。

　　这样的道路，总归要走，无非迟早而已。

(XYS200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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