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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的治理会给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就教于刘东先生（或南方周末记者李虎军、张其瑶）

陶世龙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刘东先生在2002月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发表的
《心灵的沙尘暴》，推荐了《沙旋》这本书，并由此引出他对中国环境问题发表
了自己的见解。在此以前新语丝转发过的《躲不过去的沙尘暴》（原文节略版刊
载于《读书》2002年1期），内容大体相同。写的好。对沙尘暴的产生不止是自
然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因素，环境资源不能不顾一切地使用这些观点我都深有同
感，马上也在五柳村转发了。

但是同期《南方周末》上记者李虎军、张其瑶的报道：《与沙尘暴抗争：一个西
西弗斯的神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深刻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比较悲观，至
少不会像科学主义者那样乐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
对记者说，“因为他们往往更富于人文学识，能够看出只要基本生活哲学依然故
我，那么这些基于科学理性的所谓治理，往往会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为代价。”
实在不敢苟同了。

因为照此说来，科学理性反而有害于保护环境，只有所谓人文学识才有用。我不
知道刘东先生是不是这样说过，还是记者归纳出来的？（现在常有记者报道与实
际不符这种情况）

我想需要问一问：科学理性的治理如何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刘东先生有什
么事实为证据？你所说的“科学理性”“科学主义”究竟是什么？

窃以为今天有些人对科学或“科学主义”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却有机会就要
拿来敲上一杠子，其意可能在凸显所谓人文学识或人文精神的重要地位。其实就
如记者李虎军、张其瑶在这篇报道提到的：“治理沙尘暴的惟一办法是保护生态、
恢复植被，如此简单的道理谁都明白。”其中“生态”“植被”便都是对环境经
过科学的研究才能有的概念。道理是简单；但没有科学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吗？没
有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何以能知我国的黄土是几百万年来风吹堆积的，而沙
漠的发展首先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谁都能明白”，我看不一定。

人文学识确实很重要，但它有多种多样，有的有益于人，有的却是无益甚至有害。
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而那时的士是没有科学知识的，治国有半部《论语》就
够了。

有一个故事：汉宣帝时有一位算是贤能的宰相邴吉，一天乘车在路上，道旁躺着
死人他不问，后来遇到一头牛在踹气，赶忙下车询问个究竟，旁人不解何以重牛
而轻人？他的解释是：死人的事应属地方官管，非宰相的职责；宰相的职责是燮
理阴阳，牛踹气，表示阴阳不调，所以他要下车询问。史书是把这故事作为当
宰相应抓大事的美谈记下来的，没有记他问出个什么结果和怎样地去燮理阴阳。
不过可以肯定，他不会到自然界去找原因，在那时，后妃干政，太监擅权，便被
认为“阴盛阳衰”，自然界出现被人们认为是异常的现象，便拿来作为政治斗争
的依据，是屡见不鲜的。

在中国古代，只要读了圣贤书，会写几句文章，便可被认为为掌握了形而上的道，
成为治人者便无所不可为，用兵打仗，兴修水利，筑路建城都可以指挥。及至在
遭遇西方用科学武装的坚甲利兵的打击后，开始认识到学科学的重要了，然而没
看到人家还有一个用科学武装的社会，以为科学仅可供驱使，人文精神依然故我。
人文学识确实重要，而在今日，窃以为无科学之人文学识，实难以回到历史上的
地位。如果有人写了几本小说，或研究了点什么文学，便以为对自然科学指手画
脚，大言不惭，实为此种传统之幽灵显现，从刘先生全文来看，当无此意，但从
社会来看，中国传统之三坟九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金人玉佛，玄之又玄的
人文精神，实仍笼罩中华大地，科学在中国貌似得到尊崇，亦不过如泥塑木雕之
偶像，借以行己之私而已，所谓水可变油，核酸营养，均其例。刘先生不可不察。

2002/04/08，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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