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看专家学者“抬杠”   王先胜   “抬杠”是一个口头语,《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争辩”。一般而言,我 们说某个人喜欢“抬杠”,就是指这个人喜欢争论、争辩。在我的家乡,“抬杠” 也略带贬义,有时候是指在言语上故意作对,甚至强词夺理。《传统与超越》是 一部关于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对话集,参予对话的是“学术界在研究该选 题上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代表性的观点”,而对话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专家学者 ‘面对面’的学术切磋和思想交锋,以进一步促使该学术话题研究水平的提高和 升华”。对话即交谈,交谈而至于“思想交锋”,那就进入“争辩”也就是“抬 杠”的境界了。专家学者的学术对话、学术“抬杠”显然是很有意思的,因此 《传统与超越》这本书很有意思是没有疑问的。   书中有许多精彩的“抬杠”,比如:   近代科学是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实验 事实为根据,以系统的理论形式,反映物质的结构、本性和运动规律。在谈到近 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以及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时,国内外一些著名 学者包括一些大师级的科学人物都认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实验和逻辑体系 有关。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 因之一。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 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 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倒是令人惊奇的。”科学史这门学 科的奠基者乔治·萨顿认为:“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 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 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领悟 它。”关于实验问题,中国科学院的席泽宗院士、董光璧研究员等都认为,《墨 经》中的光学部分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光学著作,没有做过实验以及对实验的 忠实记录是写不出来的,而《道藏》记载有唐代的分光实验、元代赵友钦进行过 有两千支蜡烛的大型光学实验,它们都具有现代意义的实验特征。西汉时的《淮 南万毕术》、东汉末年的《周易参同契》、东晋时的《抱朴子·内篇》等不少著 作都记载有有关化学反应的知识并在宋代时已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沈括《梦溪 笔谈》所载的“格术”也很可能是一种实验数学化的方向。学者们认为,与古希 腊相比,中国有悠久的实验传统,西欧直到12世纪,才从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了实 验精神,而阿拉伯人的实验精神,与中国的炼丹术传入有关。关于逻辑,席泽宗 院士则直言:“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 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并不等于中国人 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13世纪的阿奎那 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 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都不是用逻辑推出来的。”这一 “杠”抬得好,至少说明“实验”和“逻辑”问题并不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近代科 学以及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   杨振宁先生在《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的历史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还认为,中国 传统思想中没有出现自然科学,这主要是指对自然现象没有发生正面的兴趣,当 然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对此,席泽宗先生举了王锡阐的例 子给予辩说。王锡阐是明朝末年的大学者、天文学家,他每遇天色晴朗,即登屋 观测天象,竟夕不寐,每遇日食、月食即以自己事前所推算的结果和观测进行比 较,“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与自欺。”试问, 如果对科学没有兴趣能这样做吗?台湾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在多种场合多次发表这 样的观点: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早在1976年,他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演讲中就说:“笔者以为西欧的科 学虽只有三数百年的历史如此,我国二千余年来有甚多的技术发明,远早于西欧, 而科学未得发展,乃我国偏重实用过甚,虽有发现发明,但未能脱离实用的视野, 作纯抽象的研索之故。”对此,席泽宗先生又举了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例子给予 辩论。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 他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依次将边数加倍,求各正多边形的边长和面积,边数 越多,正多边形的面积和圆的面积也就越接近,求得圆周率也越准确。祖冲之一 直算到圆内接正24576边形。而这项研究并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学术界一般认为,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源头,但席先生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强 调“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 力。”他说,中国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比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的 自然知识多得多,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可见并不是那么回事”。他认为 古希腊的另一个主要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奴隶制的宗教团体, 其思想方法和近代科学毫无共同之点”。他还认为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 学,阻碍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诞生,而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也并不 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虽然是按《几何 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 他没有多大帮助。针对席先生的发难,青年学者刘华杰指出,近代科学的产生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知识的积累过程,更可能是一个文化问题。他说,近代科学 是有复杂理论体系的(当然不能与现在的理论相比),在此之前托勒密的天文学 等也如此,盖伦的理论也如此,这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与古希腊的哲学、中世 纪的逻辑和宗教神学都有关系,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零星的,尽管数量极多, 但它们从来没有组织成一个逻辑上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著名学者范岱年说,席 先生虽然也承认古希腊阿里斯塔克的太阳中心说对哥白尼有启发意义,但他显然 忽视了托勒密天文学对哥白尼的积极影响。范岱年认为,托勒密体系既对哥白尼 学说有一定阻碍作用,但也为哥白尼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些方面哥白尼还在 托勒密的基础上倒退了一步。范岱年专门请教过对牛顿有研究的学者,那些学者 说:牛顿起初对《几何原本》不重视,后来他的导师巴罗批评了他,要他重新认 真攻读《几何原本》。在巴罗的《光学与几何学讲义》(1669)一书中,“出人 意外地几乎发现了微积分”。范先生认为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不仅在 形式上模仿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而且在论证中也大量应用了欧几里得几何, 同时引进了无限小量和无限大量的概念。刘华杰说:牛顿深信大自然是内在和谐 的,他想找到大自然的数学规律,而当时最完美的数学就是传统几何;当然毕达 哥拉斯学派对数学和宗教的痴迷与后来开普勒试图用正多面体找到行星轨道之间 的数论关系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如果席先生的若干观点成立的话,科 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多余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当下的原因,即“现实的需要和提 供的条件”,这里没有为文化留下位置,而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不断进步的重 要文化。故“否定文化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化对目前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专家学者讨论问题、争辩交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看之外更重要的是 “水平”,是学术价值的凸现。然而遗憾的是,《传统与超越》关于“科学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这次至少是代表中国水平的学术对话,竟然出现我家乡的甚至是 某些村民的某种“抬杠”方式,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兹举例如下。   某位研究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级”专家(指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国家 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在2000年2月26日关于“中国近代何以没有发生科学革 命”的对话中,言之凿凿:“我们不能把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7、18世纪的落后, 归因于中国的六经和儒教文化,也不能归因于官僚政治或方块字等等。假如这些 原因有一个是真的,则中国定会万劫不复,根本没有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可能。 好在事情并非如此,从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即可以说明,儒教文化、方 块字、官僚政治等等,并没有阻止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在17、18世纪间科 学技术的落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暂时的现象,不是必然的,不是中国在 根本上就不能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103页)。在2000年3月11日讨论“古希腊 文化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时,这位专家再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观点:中外学者“探 讨阻碍中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因素,则多是一些传统文化因素,比如说,儒家传 统、方块字、官僚制度等等,也有的归结为地理条件(比如不靠海)等。假如这 些论断有一种成立,则中国定要万劫不复。因为这些都是遗传所得,无法改变 的……认为是传统的文化种子或遗传基因决定着现实的状况,我称之为‘传统决 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传统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乃是在研究现实与传统、继 承与变革问题上的‘血统论’,是认识文化和传统问题上最大的误区”(124— —126页)。这位专家的言说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问题重重:其一,儒教文 化、官僚政治(甚至包括方块字)是“遗传所得,无法改变”的吗?那么我们要 问,在夏、商、周时代,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国存在儒教文化、 官僚政治吗?自1949年迄今至以后,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永远主导中国吗?如果 不能肯定作答,那怎么能说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是“遗传所得,无法改变”的呢? 其二,如果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是“遗传所得,无法改变的”,那不仅意味着 1949年至今仍然是儒教文化、官僚政治主导着中国,而且以后也仍将是儒教文化、 官僚政治主导中国的局面,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承认1949年至今是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主导了中国,而儒教文化、官僚政治虽然仍然 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那么儒教文化、官僚政治就并非“遗传所得,无法改 变”,反之则1949年迄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是“遗传所得,无法改变的”,那么中 国就不必要也不可能改革开放、不必要也不可能加入WTO、不必要也不可能追求 现代民主、自由和科学;中国现在已经改革开放、已经加入WTO,正在追求现代 民主、自由、科学,那就证明儒教文化、官僚政治在当今的中国已经退居次要地 位,它们昔日的风光和辉煌已不复存在,当然儒教文化、官僚政治也并非“遗传 所得,无法改变”。其三,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可以说明儒教文化、 方块字、官僚政治等等,并没有阻止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吗?我们今天的科学 技术发展状况如果可以说明儒教文化、官僚政治并没有阻止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意味着今天的中国与宋元明清、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并无本质上的 区别,即儒教文化、官僚政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居于统治地位。而事实上并非如 此,故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不能说明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没有阻止中国 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四,中国在17、18世纪间科学技术的落后,“完全是一个偶 然的因素,暂时的现象”吗?中国自明、清之交以来科学技术的落后是相对于当 时至现今的西方而言,而不是与非洲、中亚、印度或其他什么地区相比。这样看, 中国不仅在17、18世纪间科学技术落后,而且在19、20世纪间科学技术仍然落后。 即使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在整体上仍然落后西方,而只有极少的学科和领域中国 才不落后,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自17世纪中叶(即明、清之交)至今已是300 多年,中国历经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意大利 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时,伽利略才19岁,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的年龄,这充分表 明,近代科学从一诞生就传播到中国”(南京大学教授林德宏语),中国不仅没 有产生近代科学,而且接受近代科学、科学观念也历经艰辛、困难重重:从耶酥 会士传教、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 社会主义中国,既有自外而来的输入,也有走出国门的主动学习,既有“现实的 需要”(即战争的失败)和“提供的条件”动力,又有制度和政体上的变革、革 命,而中国科学技术仍然落后,我们能说中国在17、18世纪间科学技术的落后, “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暂时的现象”吗?   上述问题暂且不管,算是学术之争,论说严谨与否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这位 在2——3月间一再强调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没有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宗教专 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专家,在时隔两个月之后的学术对话(即2000年5月6日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意义”的对话)中,居然又大谈儒教文化是怎样阻滞了中 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他说“儒教对科学技术的阻滞作用也是很大的”,然后分 “发展科学技术不是儒教的根本目的”、“儒教使科学技术片面发展”、“儒教 教义对科学成果的直接干涉”几个部分论述并举证了儒教文化对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的阻滞作用(255——257页)。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是怎 么产生的呢?该专家在论述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没有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时, 是针对西方“近代科学”而言,而在论述儒教文化对科学技术有很大的阻滞作用 时,又是针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而言,即是说在该专家眼里,儒教文化是阻滞中 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而接纳和容许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真是一个奇怪的 理论,也让人大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正是指的近代科学 技术而不是指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专家论述“儒教文化对科 学技术有很大阻滞作用”的语境(即对话背景),那么该专家的言说就更是让人 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了。在该专家发言之前,是席泽宗先生和董光璧先生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以及未来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途 径和方式是机械论的、实证主义的,冷酷的和没有人性的,导致现代科学和社会 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危机,而“当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甚至 “科学必须人性化”(萨顿语),因此董光璧先生认为:“按社会中轴转换原理, 在权力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那么,在未来的智力 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这一切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中轴性质。 从现代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 理价值的科学化则是积极的。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抉 择、实行文化转向的历史关头……儒家有关科技的思想核心就是以伦理道德为最 高目标。这样的思想在即将逝去的现代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对于不算遥远的 未来它却是‘超前的’。”因此儒家科技思想“对构建后现代科学观会具有积极 意义”。正是在这种话语背景下,主张儒教文化、官僚政治没有阻碍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的专家又转而论述儒教文化是怎样阻滞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董光 璧先生关于儒家思想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的论述未必就是真理,我们也认 同席泽宗院士关于“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的说法,但讨论问 题总得要有的放矢、“抬杠”总得要有对手吧!为“抬杠”而抬杠、前言不搭后 语,问牛答马、乱放空炮,即使是日常生活对话,也让人觉得毫无意义,何况于 有关科学文化的学术对话!   杨振宇和爱因斯坦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他们并未言及 现当代。但是看来,科学大师们的话还真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虽然人的思维天 生就有一种逻辑性,逻辑也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但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却必须合符逻辑。逻辑构不成科学与学术活动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 当下以及以后中国的科学与学术活动中,强调一下注意逻辑问题可能并非过时。 当然,我们希望上述现象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暂时的现象”。   《传统与超越》一书中还有一些精采或不精采的对话和“抬杠”,当然精采 的多一些,没精打彩的少一点。   (《传统与超越》,侯样祥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13.5 元)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