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方舟子按:文中提到的“评点方舟子”为网上某位“钱学家”(研究钱锺书先 生之鸡毛蒜皮也)的匿名) 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 萧为 偶尔看到围绕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的一组论 辩文章,双方你来我往,经历了数个回合,倒也有趣得紧。我未研究过这个问题, 对于争辩内容,算是“外行看热闹”。但是我又却并非傅杰或“评点方舟子”所 讥讽的外行“杂文家”,而是在国内一家超大型的专门研究机构,从事文史专业 研究多年,所以还是能从学术理路上窥出一些门道来的。最大的疑惑,便是傅杰 在与方舟子的驳难中,交代的一个关键细节: “方先生是看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收入学术集林丛书的《钱穆与中国文化》 而写下他的声讨文字的,所以他注明他‘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而他在上 文中所指斥余氏‘偷偷地做了改动’、‘悄悄地做了改动’、‘在引文时作了手 脚误导读者’的地方,恰恰无一不是他断言‘绝不可能’的出版社在编辑余书时 更动的。” “我协助出版社做了组稿工作。其中余书是以他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犹 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全部文章与《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 中的部分文章合成的。……在编辑余书时,对《〈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 互校记》一文,我们也感到二者性质不同,未必宜於互校,因此曾经想把这篇抽 掉;但又考虑这样一来倒像我们不敢正视这桩公案,有意讳饰,更坐实了郭沫若 先生‘抄袭’的罪名,不如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促使人们明辨是 非。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 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 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於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并有微词, 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作了删除。远在美国的方先生自然不暇理会 出版社的这番良苦用心,宜乎他要一口咬定这‘绝不可能’是编辑的加工了。” 我自己买过这套丛书,事关切身,不能不引起联想:在这套丛书中,还有哪 些本以为“绝不可能”的地方,留下过“协助出版社做了组稿工作”的傅杰或他 其他同事做过的手脚?这种不能代表作者真实文本的内容,是否足以构成原作者 的诉讼?如果原作者拿了稿费,“拿人手软”,隐忍不发的话,读者作为被误导 的消费者,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仿照买了冒名假货的成例,要求出版社赔偿? 傅杰文中一再声明出版此书的目的是“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 促使人们明辨是非”,“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且出版说明也言“丛 书出版,供学苑比较研究。”这套丛书虽然署名“王元化主编”,并信誓旦旦地 宣称“我们列身出版之业……深感对于学术文化的积累与发展有着一种责任,不 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促成了《学术集林丛书》的出版”(见《出版 说明》)但是请注意,受其嘉惠的“学术界”“专家”以及“学苑”却不得轻易 相信其文本的真实性,即如余著的真实文本,就必须依据这套书这“附了《犹记 风吹水上鳞》的序文”,而在引用“余文之前,也同样去核对一下台北版的原 书”。这当然没有标示在广告似的“出版说明”上,而是见于事发之后傅杰的辩 驳文章中,作为杀手锏抛出来的。 这就把读者,特别是受到特殊关怀的“学苑”读者陷入两难境地:可以花钱 买,但不能认真看;可以大概翻翻,但是不能引用。如果认真而又要引用的话, 那得再到台湾买本三民书局的原版。本社不但概不负责,而且还有参与做手脚的 知情人,跑出来讥讽挖苦你“未得其实”,“外行”等等等等。这是哪家出版社 的逻辑? 又有署名“评点方舟子”在新语丝《读者论坛》上帖子,以为编者对余文作 的手脚,不过是“简单的学术常识还需要注明吗?”且以历史研究所翟清福、耿 清珩著文“没有采用远东本而采用了海外本”为由,指责方舟子“你怎么就没有 看出来呢?莫非翟、耿二氏是二郎神三只眼?不见得。根子就在于方舟子缺乏学 术训练,不能‘心知其意’地化乎学术规约,同时又心粗气浮不虚心,不愿意下 沉潜的‘笨’工夫”,未免引申过甚。其实道理无他,盖缘远东版书虽然出版稍 早,但流转到北京时日已多,即如我在中国社科院院内书摊上(社科院书虫经常 趁下班时来此淘书)买到的这册《钱穆与中国文化》,已是1996年4月的第二次 印刷版,而学术论文的成稿,也远远早于刊出日期。我们倒该庆幸这两位“很见 功力,只是文笔未免滞钝”的作者没有受远东版的误导,他们自然一开始就是据 台北版立论的。远东版的编者们不必以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会有火眼金睛,能一 眼看穿不经注明的申江手脚来。 这就涉及到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的职业道德问题。他们有权删改文字而不经 注明吗?不说作者,读者更有权利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是消费者。 删改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余英时“一向以政治上反共情绪上反华著称,学术 上偏又具有相当的影响。”而涉及者之一的“郭老留在大陆,成为中共特别是毛 泽东的追随者与崇拜者”,所以才出版了“一个经过了编辑删节和加工的‘洁 本’”。我们不禁要问,余氏的政治态度与他讨论“郭沫若《十批判书》是否抄 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何干系?批判郭氏这一观点,就等于批评了马克思 主义史学?就会涉及“不仅关乎学术,而且具有非常敏感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我们知道的当前指导学术研究的方针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如果“大 陆学界也就不能保持沉默,必须进行正面的回应了”的学术文章,连全文都不能 发表,还得再以台北三民书局的出版物为准,这未免太拿学术界开玩笑了,何况 台北版的图书,也并非内地学者人人所能见到的,何况买了台北版,远东版的书 还要他作甚呢?尤其是入了远东版的信誓旦旦的迷魂阵后,相信《出版说明》者 有几人会多这个心眼儿呢?傅杰自称是该书组稿者(自然也是做手脚的知情人), 竟然用如此轻狂的口吻嘲笑自己的读者,倒是闻所未闻,同时提醒我们,再不要 相信远东版编者的狗屁“说明”了。有一天到上海,我该向王元化先生当面请教 这套丛书的编辑,以及围绕编辑作手脚,又复向读者隐匿实情,进而发生的谩骂 读者的问题的性质。如果高兴,还可以约几位朋友向消协投诉,购买自称正经八 百的“假货”该如何理赔的问题。证据主要就是傅杰本人的文字供证(原载《百 年》杂志1999年11月号)。自称“评点方舟子”的匿名人士如果愿意替傅坐实的 话,欢迎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尊文,以便作为可以呈堂的又一证据。 学风问题在人文学界一向突出,说来表现和原因各有不同,但我以为,凡属 恶劣者,都在讨伐之列。我不愿再说什么“海派”文化,但近些年来沪上这所 “名校名系”新添一种习气,就是仗势侮人,学术争论的文章,总是带着那么一 种轻浮浅薄油滑的语气,倒是令旁观者油然想到了一句老话:“是可忍,孰不可 忍!” “善于诱导对方犯错误”,本是1967年蒯大富们制定的三大原则之一,当时 他的“政策委员会主席”现在正在复旦当教授,说来也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不意 三十年后,这话又复见于出版界,而“对方”竟然成了出版社应当尊为“衣食父 母”的读者。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生意经,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公然呶呶不休。 奉劝阁下不必再谈这个话题了,何必非得现眼现到极致呢?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