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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宜盲目重视民意”一文求教于张从兴先生

　　易小民

　　张从兴先生于2004年1月19日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题为
“不宜盲目重视民意”，指责中国政府对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的处
理，是“盲目顺应民意”的结果。张从兴先生远在新加坡，就能够确切地知道
“中国政府废除一部实施了20多年的法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就一
起普通刑事案举行公审”、“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两次出面澄清与‘宝马撞
人案’无关”等事情都是”中国网民所反映的民意”所直接促成，而且能够断定
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盲目重视民意”的结果，令人叹服。赞叹之余，不由产生就
文中的一些问题向张先生进一步求教的想法。

　　1、张先生宣布，互联网从美国传到中国后，“成为中国网民 ‘下情上达’
和中国政府收集民意的重要渠道”，乃是“淮橘为枳”，显然张先生认为，就狭
义而言，互联网在美国根本就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就广义而言，互联网根本不
应该成为民意表达的渠道。那么，在张先生看来，互联网究竟应该用来做什么呢？

　　2、即便，比如说，“中国政府废除一部实施了20多年的法规”是中国网民
的民意的结果，这种例子真的是“世所罕见的”吗？

　　3、张先生说，“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是“真理有时是在多数人手中，有时是在少数人手中”。这就是说，在一个具体
事件中，真理究竟是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在少数人手中，要看具体情形而定。那
么，在张先生看来，在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中，真理究竟是在少数
人还是多数人手中呢？

　　4、张先生说，“民意往往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既然是“往往”，那就
是说民意只是“时常”或“常常”，而并不是“毫无例外地一直是”，更不是
“永远”“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事实上，如果张先生说，“民意毫无例外地
一直永远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我会很惊讶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张先生自己的
文章也是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的。那么，张先生的意思应该是，“民意有时充满
随意性和盲目性”。那么，在张先生看来，在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
中，民意是“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吗？

　　5、政府只要是“重视民意”，就是“毫无原则”吗？既然张先生指责中国
“政府毫无原则的(应为“地”)重视民意”，张先生就一定知道一个政府在“重
视民意”时所应遵循的各项原则。那么，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6、张先生说：“且以孙志刚事件为例，国务院在此事发生后不到三个月，
就宣布废除实施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国政府究竟
是经过深思熟虑才 决定废除这部法规呢？还是在民意压力下仓促作出的决定？ ”
考虑三个月还不算“深思熟虑”吗？而且，从“遣送办法”长达20年的实施史来
加以考虑还不够吗？你们新加坡政府每办一件事情，都需要考虑三个月到20年以
上吗？

　　7、张先生问：“再以刘涌案为例，这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50年来首次
提审的普通刑事案。是因为这起案件在法理上需要最高法院介入呢？还是因为最
高法院为了顺应民意的而采取的司法行为？”张先生这个问题里面含有一个判断，
即民意与法理总是相悖的，张先生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还有，张先生在这里
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给出答案。也就是说，张先生并不知道答案，而只是
提问。既然只是提问，那就是说，张先生并不知道，刘涌案究竟是法理需要，还
是单纯的“顺应民意”。既然并不知道刘涌案是不是顺应民意的结果，怎么能够
把它作为批评中国政府“盲目顺应民意”的例子呢？

　　总之，张从兴先生要么是在指责对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的处理
是中国政府“盲目”顺应“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的民意的结果；要么是认为，
对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的处理是中国政府“有原则地”顺应“不随
意而且不盲目”的民意的结果。如果是前者，那么张从兴先生并没有提出任何现
实的证据，来证明在这三个事件中的民意确实是“充满随意性和盲目性”的，而
且中国政府确实是“盲目”地顺应这样的民意。如果是后者，张从兴先生的这篇
文章就不仅是彻底的文不对题，而且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以此求教于张先生，望指点迷津。

(XYS200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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