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父 亲 子川   一   我43岁的时候,父亲刚好86岁。子女与父母的年龄成倍数关系,人的一生只 有一次。所以,1996年对我和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43年前,43岁的父 亲以一个什么样心情面对我的到来,我不可能知道。日后也从未听父亲或其它人 说起我出生时的情形,所以,没有人能够叙说父亲当时的真实思想,除了父亲自 己。不过,到了我43岁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至少心态上是 这样。换句话说,如果让我43岁的时候,再来面对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并且再重 新开始一遍那异常艰难的养育过程,还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1953年(己已)农历十月初二酉时,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精确时间。许多 年后,当我能够审视一些问题的时候,再来回顾这一时间,我才知道当年我来的 并不是时候。那是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已过了“不惑”的父亲,在这场 史无前例大变革面前,应当说还是“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事业有成 的小业主,一夜之间,忽然发现他的“业”竟是建筑在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基础上 的,他的“业”与新的时代格格格不入,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个原先 家境贫寒、经历了艰难创业的中年人,可以想见他思想深处的“改造”,定有一 个极其痛苦的过程。43年后,父亲已经风烛残年了,他对于当初思想方面的自我 改造早已认同,他早就适应那种把大家(勤劳懒惰无一例外)纳入同一轨道的就 业、生活方式,然而,这时候的社会却又发生了新的变革,那就是开始鼓励倡导 人们发展私营经济,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43年,父亲从一 个精明能干事业有成的中年,演变为一个干瘦的老人,而历史却依了它自身的规 律,毫不留情地划了一个轮回。   当年,父亲的交谊朋友中,一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新政权制裁掉,像善 因寺的主持名僧铁桥、承天寺的大醒和尚、父亲的启蒙老师王学诗等人,就先后 被镇压。那个时候,小城东门外的黄家渡,经常会传来铳人的枪声。当我们有了 一些阅读历史的知识以后,便很容易理解一个新政权在建立初期不得不运用铁腕, 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历史告诉执政者,这是必要的,历史也告诉民众,这是可以 理解的,所谓“乱世人不如太平犬”说的也就是这一层意思。父亲作为小城旧商 会中一员,与小城名门望族、社会名流有不少牵连,最终竟幸免于这场劫难,实 在让人十分庆幸。   对于当事人父亲来说,1948年小城的二次解放,可算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 朝换代。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次年,小城曾经被活跃在这里的新四军攻占, 这次攻占行动,在我们家乡被称作一次解放。然后,是新四军北撤,国民党的黄 伯蹈兵团以美式装备的步履,辗过小城,开向中原战场。国民党的这一占领,时 间不长,并且只能说是相对意义上的占领,因为新四军虽然撤出城市,却在周边 农村,在湖荡,在水乡的沟河港汊,有着相当的战斗力,时时威胁着这座并不具 备战略意义的小城。接下来的苏中七战七捷,进一步改变这一地区政治力量的对 比,削弱了国民党统治。到了1948年6 月,小城就二次解放,先于建国成为被解 放地区。   在我与父亲共处于这个世界43年中,我们没有正面就这个历史阶段的父亲的 经历,作过对话。但我还是从母亲、从一些长辈的嘴里,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事 情真相。在我出世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父亲曾经作为专政对象,被羁押, 并且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群众斗争的过程。所谓群众斗争的过程,是广泛发动群众, 对被专政对象进行深入的检举揭发,然后根据揭发出来的犯罪事实定罪。这种群 众运动方式的审判定罪,显然不比后来的司法程序科学严谨,。群众运动容易过 激,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些过激的证词往往会断送一个人的性命,并且,在 这样由群众充当证人的庞大证人席上,谁也不会为此来承担责任。显然,这一折 历史公案,眼下还不是评说的时候。   父亲的幸运,在于他在这一带有着很好的口碑,虽然他在当时有着很险恶的 “罪”名。父亲的罪名是曾经担任过这个小城中山镇(亦即城镇)“匪镇长”, 很显然,这是一个掉脑袋的罪名,假如这一罪名能够成立的话。这里,我依据有 关资料,简要介绍一下发生在1945年秋天,中山镇竞选镇长那个历史事件。那是 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政府收复小城后,进行的一次保甲选举。我父亲并没有参 加这一选举,因为他除了经营商业以外,只对书画琴棋有兴趣。父亲在书法与棋 艺方面,很有造诣,在文章后面的部分我将进一步阐说这一点。父亲的无意于政 治的态度,对父亲来说意义深远,这一意义当时还显现不出来,直到父亲涉嫌反 革命罪作为专政对象被审查,父亲的一贯政治态度,实际上也最终保护了他自己。   当然,父亲的涉嫌也绝不是一件毫无因由的冤案。因为父亲的启蒙老师王学 诗,曾经热衷并积极参与了这届镇长的竞选,并且在最后借助于我父亲竞选成功。 与所有地方一样,小城的目光很功利,想从政的王学诗由于其社会地位卑微很难 争取选票。后来,有人给出主意,让他找一个有身份或者口碑好的人出来挂名竞 选,由他实际署事。于是,父亲的启蒙老师,就误导父亲步入一个日后看来是致 命的历史胡同。这一误导从后来的角度,不仅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 也影响了父亲的子女--我们的一生。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学诗,最初并 没有一脚来找我父亲,因为在小城,论身份、论地位,父亲显然并不是最有竟争 力的人选。只是许多被王找着的人,均不愿为其挂这个名。这里的原因有两个方 面:一是因为王的为人不能为他们所信任,而王又无法说动他们来为自己担戴; 二是处于乱世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时候小城周边尽是新四军势力范围, 只要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想在这样的时候惹这样的麻烦,我父亲也不例 外。然而,麻烦还是来到了父亲的头上。王是父亲的开蒙老师,父亲后来一直沿 用的名字也是王老师给起的。父亲名字按排行叫才鸿,受教王老师后,王见我父 亲有点“哈”,方言,意思是有点认死理,便给父亲另起一个名字叫也愚。善因 寺的方丈铁桥,后来还就这个名字为父亲题了一副嵌字联:“也何足道,愚不如 人”。嵌了“也愚道人”四个字。父亲很喜欢铁桥的字,将它镏金做成一副红木 楹联,挂在他的书房内。到了文化革命时,父亲才不得不把这副联摘下来,父亲 把对联做成两块书架上的搁板,文字朝下背面朝上。我想父亲的本意是想把它保 留下来,只是后来它们还是没有保存下来。等我们意识到它还是很有保存价值, 而环境又允许把它保存下来的时候,它们已杳无踪影。在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在 《收获》杂志上读到汪曾祺先生遗作,汪老先生也在文中提到了铁桥僧师,以及 铁桥的书法,更引得我对铁桥所书关于我父亲那副嵌字联的向往,遗憾的是,它 的失踪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恐怕再也觅不回来了。   由于蒙读与受教这一渊源,王学诗找到我父亲时,父亲就非常为难,有道是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据说,这位老师当时贫困潦倒,他谋求的只不过是署事镇 长的薪金,也是一种稻粮谋罢。王学诗在找到我父亲后,曾经对他说,如果你也 不肯出面的话,你就念着我们师生一场,明天去荷花塘替我收尸,给我烧些香烛 纸钱。话说到这一步,我父亲大约就很难有余地了。父亲自然也做了一番权衡, 最后,在拂师意与冒风险之间,父亲也只好选择冒风险。父亲终于以张勉(表示 勉为其难)这一化名,为王学诗挂名竟选。张勉这个名字,隐约地把父亲的为难 显露出来。并且,在王的短短的任期内,父亲与其没有一点干系,也没有任何往 来。这一点,也是父亲当初同意挂名时就讲定了的。   小城一次解放时,王学诗与当时许多政府人员南逃到国统区避难。王和其他 一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劝我父亲也避一避。父亲犹豫了再三,终于还是没有走。 一次解放时,新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惩霸除奸活动,与此同时,是他们在统战方面 也做了大量工作。一次解放时,父亲除了在新四军动员下,缴纳一定的赋税以外,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而如期缴纳赋税的做法还受到了新政权的欢迎与表彰。   新四军北撤时期,在敌我双方“拉锯”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 期,许多国民党重新占领地区,“还乡团”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共产党人及 其追随者,进行反攻倒算,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血债累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对父亲他们无疑是一个无形的考验。而父亲一惯的与人为善的品性,他事先与王 学诗不问政事的约定,以及一次解放时受到新政权的善待,注定了父亲在这一重 要历史时期,与政治还是没有任何关连,没有错走一步路,也没有错说一句话。   待到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王学诗因为显而易见的反革命罪被处死。而 父亲则因为有“挂名”这一截,交由人民通过审查最后定罪。这时候,群众的作 用就显出来,我母亲曾跟我们说过这北门外的街边邻里中,谁谁谁当初曾为你爸 开脱罪名,谁谁谁当初为了你爸做过说过些什么。多少年后,当我有了一些阅历 和略略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后,我相信,在当时的氛围中,一言活人或一句话致人 死地的事,肯定时有发生。也许当事人只是出于公心说的公道话,殊不知正是他 们的一句两句公道话,挽救了我父亲经及我们全家。我相信,如果不是周边群众, 那次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极有可能令父亲在劫难逃。使父亲能够逃离劫难的另 一个原因,是他在新四军进城前曾经有过逃离小城的机会,46年一次解放时,许 多官吏贵人就挟着细软逃离小城,到了二次解放,逃离更是蔚然成风。父亲那时 算不上达官贵人,却也是家有产业,身有“劣”迹的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 在那样一个时代,结局实在难说,因为,无论从执政者还是从民众的角度,只要 宽严稍稍不同,后果将有天壤之别。那些逃走的人与拒绝逃走的人中间,自然是 什么结局下场都有,这是各人的命运所注定。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逃出去的人, 生的路更宽一些。许多年以后,当时逃出去的人在后来政策鼓励下,纷纷回大陆 祭祖寻根。许多年以后,敌对已经化为友好,“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不少当年逃离家乡的人,回乡时受到欢迎,并为亲友们所羡慕。如果他或 者她带有投资的设想,还能够享受诸多政策优惠。历史就是这样“逗”。很显然, 当年的这些人的“罪名”要重大得多,如果不逃离,下场可想而知。许多年后, 当他们处于被人们羡慕的地位,人们不得不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 样一句老话。为了这样一些现象,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们有时会跟父亲开玩笑, 问他当年为什么不逃走?如果当年他也逃走了,我们不仅毋需受这些年的累,而 且,可以穿金戴银堂而皇哉地荣归故里,享受亲友和邻里间的羡慕!这自然是笑 谈。历史是容不得假设的。   当年父亲没有逃离小城,从根本上说,是不愿意离开故里,离开他的产业, 同时,他也是依据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原则。父亲是个有原 则的人,只是,变革时期,往往会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原则有时并不起 作用。然而,历史中的父亲还是坚持了他的原则,而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也验证 了他的原则。父亲没有逃离小城这一事实,也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自己。据说当 时主持公判的领导者,在听了许多有利于父亲的民众的证词后,自己也作过一些 简单的推理:那时节,大凡自认为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政治纠葛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而我父亲却一次解放、二次解放都没有挪一点窝,若不是心中真的无事,又怎会 如此若无其事?其实,当时被羁押不知所终的父亲,心底里还是多出不少后悔, 他也许不止一次地想:留下来真的错了么?   经过白榜--黄榜--红榜这样一个历程,父亲终于走出那所关押他们这些 审查对象的屋子,重回到家中,重回到人民中间。那时,在“镇反”羁押人犯的 场所与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每每贴有三种不同颜色的人名榜。白榜上的名字无 疑是一些镇压对象,那上面的名字随着日脚的推移逐渐减少,其中大部分被朱笔 勾掉了,也有少数人被转移到黄榜上来。黄榜上的人显然已经逃过了杀身之祸, 却是一些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受到人民管制的对象。红榜则是经过甄别, 恢复公民权的人,这部分人无疑为数极少。显然,在我们国家前二十年的政治气 候下,后一种重回似乎更重要一些。而父亲,正是重回于人民内部那极少数人当 中的一个。不过,经历了这样一种历程后,父亲的政治面目就不能算是清白的, 他卷宗里的定性是历史反革命,却又注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民愤, 无罪恶”这么两句重要的结论。这两句五十年前所作的既模糊又清晰的结论,对 父亲乃至我们全家未来的生活,还将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当年的父亲是想不到 那么远的,对他来说,能从那里出来,能恢复公民权,能做一份事情,养家活口,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如果没有父亲在48年感受到的幸福,也就没有了 下面我们几个姐弟今天的幸福,假如活在这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话。也没 有今天的我坐在桌前怀念父亲,并把我的思想写在纸上。从这一意义上,庆幸父 亲劫后余生,也是对我自己生命的庆幸!   二   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想必对他后半辈人生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父亲的同龄人, 也大约不难看出父亲在这方面的不同与变化。他们都说我父亲镇反前后,好像变 了个人似的。他比先前看得开,也不似先前那样过多注重于社会方面、以及生意 场上的进取,并且,时时事事,为子女想得更多了一些,他或许想,自己这一生 能有这样的结局,实在是不幸之万幸了。其实,这里不只是时代方面的原因,还 有一个年龄方面的原因。那场政治运动,只不过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让父亲过 早地认识到这一点。而父亲的棋艺和书法水平,却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有了难 以想象的突破,这是后话。   如果要真正找出父亲这时候的变化,首先得找到父亲年轻时候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子。这对我是一个难题。从写实的角度,我只能记写我和父亲共存于这个世 界一些事情与印象,我以为这至少是一些直接的印象,而对于我出世前的父亲的 行状,我只能借助他人的回忆和叙述,这样一来,它们的真实性、准确性,就如 同我们所见到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一样,是一种别人记述下来的事实。   为了解父亲的年轻时代,我曾经走访了许多亲戚长辈,还阅读地方史志中, 有关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方面资料的信息。那么,父亲年轻时候到底怎样呢?我 不知道。因为年龄差异的缘故,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在我眼中就只有那幅挂在墙 上的被放成16寸的大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剃了一个光头。小时候,不识 是非,看小人书时看到了蒋光头,总以为家中的照片就是蒋光头。后来,才知道 那是父亲。是父亲而立之年时,他的一个开照相馆的姓王的朋友,为他照成留作 纪念的。当时的剪光头据说是一种时尚。   父亲留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一家还住在荷花塘的故宅里。而到我看到这 张照片并认定它是蒋光头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因运河拓宽拆迁到后来生活的地方。 我们家的故宅也没有了踪影。我家的故宅在高邮县城北档军楼附近的荷花塘,紧 挨着庙巷口,年岁大的人都知道庙巷口曾是小城北门外一个了不得的闹市。1956 年京杭大运河的拓宽中,庙巷口与我家的故宅都被拓进宽阔的河道,成为河床。   30年后的1986年,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曾经约齐了回故乡聚首,照“合家 欢”。 耋耄之年的父亲曾经领我们去觅过故宅的遗踪,我记得父亲健朗地登上 了运河堤岸,指点那河中滔滔流水对我们说起,哪里是庙巷口,荷花塘又在庙巷 口的哪里,而我们家的老房子就在荷花塘边上,开门正对着古运河……逝者如斯, 不想滔滔水流之下,竟有闹市,竟有故宅,瞻望之际,不无苍凉之感,“人老河 宽”这样一句老话,竟让人不知不觉地沉重起来。其实,自从隋炀帝开凿运河以 降,一千五百年来,古运河已不知拓浚几多次,加筑河工堤岸以防水患,更是常 事,地方史志多有记载。日前翻阅闲书时,尚在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见到一 则文字记写“嘉庆十八年三月,高邮州城北档军楼后,为加筑河工堤岸,民工掘 土得铁钱数万枚,并古镜刀剑之属,又有铜盘磁碗甚多。”云云。钱咏所说的地 势,正是我家祖先的旧宅附近。   父亲年轻时候,那庙巷口还是繁华的市口,北面挡军楼,南面荷花塘,是这 个闹市的两翼。由此得知,我家的故宅所在荷花塘,既临大运河,又紧挨着闹市 区,交通与商贸都很便利,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经商贸易,实在是天时、地利俱备。 大凡举事、成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就父亲而言,起初在 “人和”方面似不及“天时、地利”那般优越。生意人,都知道本大利宽这样浅 显的道理,而父亲他们上面的一辈人,也就是我的爷爷,家境艰难,日脚很不好 过,曾有过“纸糊帐子娶媳妇,麻布裤子过冬天”说法,流传下来。家底子薄, 再加上那时节,父亲辈兄弟三人刚分了家,人力财力都相对分散,所做生意又是 一种十分利的本分经营,要一下子发达起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期间,还遇 上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天灾。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发大水。那一年,不知怎 么就犯了天怒,上天突然降下那一场大灾难,惩罚我们小民百姓。经历过那一场 劫难的老人们在提到那场大水,都难抑揪心之痛。许多年后,我妈在叙说当年倒 口子的时候,依旧面呈怖色,胆战心惊不能自己。民国二十年,我妈刚嫁给我家 来不久,也就十五、六岁光景。   关于那场大水,地方志上有许多记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傍运河的小城, 地势极低凹,运河堤岸比城里人家的屋脊还高,发洪水时水与岸齐,一旦决口, 那水冲下来如同瀑布一般。处于“瀑布”下的人家不止被水淹,而是被水冲得片 瓦无存。我们家所在荷花塘,当年即是运河堤决口处之一,当其时,幸好人丁均 先已逃出,待到水退,再来看家园,偌大一份产业早已荡然无存,故宅竟连一片 瓦也没有留下来。决口处的瀑布湍流,以一泻千里之势,激起一个个旋涡,将故 宅处的地基也淘成一个大深塘。   水退以后,重建家园。邻居和家里的伯伯叔叔们,都不愿意立于险地了,纷 纷别处择地建房造屋,而才二十出头的父亲却坚持在故宅身底下重新建房,许多 人劝他都不起作用。别人说我父亲的“哈”,也就“哈”在了这些地方。我母亲 曾经说起过当年重建家园时。母亲说,为了垫平已被湍流淘成深塘的宅基,那时 雇了许多民工来挑土,民工们挑一担土倾倒在水塘里,空担子回来时,便从箩筐 里数给他三个铜板,盛铜板的箩筐就搁在他们来来去去的路边上,就这样三个铜 板一担土地往水塘里倾倒,来来去去,不知数罄了多少箩筐的铜板。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深塘?可想而知,父亲坚持在原地重建家园,显得是多么迂腐 和固执!尤其是重新建房二十五年后,又面临1956年的运河拓宽,父亲又亲手将 这所尚未完全褪尽新气的房子拆除,迁至另一个地方。   父亲并不后悔。因为父亲最辉煌的一段人生,便是在这里实现的。作为一个 生意人,父亲的理想不外乎“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罢。事实上, 父亲在短短二十年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店堂生意做得超出寻常地红火,如果换 在许多年以后,父亲或许可以毫无愧色地作为先富起来的典型人物,而受到表彰。 大水以后的重建家园,耗去父亲很大的精力与财力,修养生息恢复原气,必须假 以时日。事实上,如果后来没有特别情况,改变家境与扩大店堂生意还真不是一 件容易事。   父亲店面经营杂货,字号张立兴杂货行。栈店合一,换成现代的行话叫作批 零兼营。所谓杂货行,特点首先是杂,从红枣、百合、何首乌、生姜、薏仁米、 砂糖、桃仁瓜子、藕粉、莲子、苟杞子、葡萄干、江米、砂炒粟子、花生果乃至 红薯干,都在经营范围中,其次,经营的大都是干货,干货比较易于伫存,周转 期相对比较长。选择这样的经营范围,父亲显然有他的考虑,比如货源,比如干 货适合于经销与代销两种经销方式,可以节省一次性资金投入,等等。总括了一 句,父亲的经营方略是稳健而不激进,冒风险去谋取暴利的生意想来他是不愿去 做的。他的立点似乎还是在生意能做得长一些,在市场上能站得牢些。   这样一家店面,在当年,大约需要多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我们这辈人都 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从父亲当年拥有的经济实力来看,大约不会有很大的经 济投入,只不过父亲可以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情况,适时调整经销与代销的比例。 不管怎么说,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想扩大经销范围,增加业务量,提高收益, 难度无疑很大。假如把经济实力看作与“天时地利”不同的内容,那就不妨把它 视作“人和”的因素。也就是说,当年父亲在荷花塘故宅身底下,开始他的事业 时,“天时地利”都不错,只是在“人和”方面有点先天不足。   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却朝着我父亲一步步走来了。这是1937年底 的事情。   1937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年份,发生在这一年的“七七芦沟桥 事变”是日本鬼子大举侵华的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多少年后,来 看抗日战争这折历史,它除了记写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暴行,记写下中国人民 在异族迫害下所蒙受的灾难,还记写了人民革命的武装得到发展壮大,从长征后 期的星星之火,终于成了可以燎原的气候。1937年的霜重之秋,侵华日军一举占 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并在以后数日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戮杀30平民的南京大屠杀。 与此同时,日军以南京为轴心,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呈放射状推进。   事实上,日军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随即进犯苏北的门户扬州。驻扬的 国军被迫退却,一路沿邵、仙公路北撒,在大运河昭关坝到高邮一线布防,一路 向天长方向退却,在扬天公路的天、仪段沿线设防。12月14 日,敌松井师团平 浦区右翼先遣队占领扬州。两天后,12月16日小川中队和杉之部队占领仙女庙, 继由扬邵大道之槐子桥新圩运河向北进犯,于12月19日占领邵伯,控制扬州东北 地区。旋即向西北进犯,攻占公道桥和大仪镇,控制扬州西北地区。在南边,在 占领瓜洲的前提下,又占领头桥之廿五圩霍家桥,确保了邵、仙至长江的水路交 通。这是不到一周时间内,日军的接二连三的军事打击行动。日军的锋锐似乎势 不可挡。接下来,日军的战略行动就是向北进犯,打通运河,以期南北呼应,占 领苏北。   在此严峻形势下,国军竟在昭关坝一带,打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阻敌北犯的 战斗。犹如奇迹。对侵华战争开始以来所向披靡日军的来说,这也是一场对他们 傲气予以痛击的战斗。这是一场被历史专家们所忽略的很小规模的战斗,其意义 与作用却一点不亚于一场大的战役。从昭关坝到高邮县城,不过几十里路程,风 头正健的日军却化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才爬过这段距离。1938年10月2 日日军侵 占高邮,宝应也相继失陷。   完整记载这场战斗,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料想已经有人或者必将会有人来做 这么一件事。我只是持另一种角度――宿命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史实。因为, 这场意想不到的阻击战,竟最终成就了我父亲与他所经营的商业。这当然是事后 的目光。当其时,谁也想不到,从侵占南京到占领扬州只化了一天时间的日军, 竟会在小小的昭关坝前受阻了几乎一年的时间。   那一夜,父亲几乎没有睡觉,他沿着古老的荷花塘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在面 临一种选择。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一批山东北面的客商运了十几干货,沿运河下来,在 高邮打尖,就歇在我家门口的码头上。在以往这也是常有的事,父亲当时开的就 是货栈,客商南来北往打个尖歇个脚很正常的事。而且,客人歇下来,还顺带着 做些生意上的事,比如,结算一下上年度的帐目,再卸下一批新货或签订一批代 销货物的契约,等等。显然,这十几条船的货不是卸给父亲这家货栈的,父亲就 是脱裤子当当也卸不起这么庞大的一批货。这些货船的主要集散地,在仙女庙、 扬州、瓜州一带。然而,这一年秋天,泊在父亲门前的货船却无法往南方去了, 因为就在那两天,南京沦陷,紧接着,日本鬼子先后占领了瓜州、扬州、并很快 推进到仙女庙以北的邵伯镇。邵伯距离小城只有六十六里路程,枪炮声依稀可闻, 鬼子要过来那还不是早晚的事。这时候小城里的官家与警力,早已“战略转移,” 其实也就是逃跑。小城里,稍有些身份的人家也都已经开始了躲兵荒,下河码头, 天天都挤了许多船只,把有钱人家的细软与家小,装上船,载向苏北里下河地区 的乡下。而里下河的湖荡地区,又在这时候闹起了土匪,专门打劫躲兵荒人家的 细软,说是捉肥羊。那个乱,不是身逢其时的人,还真的形容不出来。泊靠码头 上的船主们,开头两天还挤在我家喝闷酒,期待着战场上会出现转机,到后来, 酒也喝不下去了,他们在愁这十几船货怎么办?往前没有路,运回家,货往那里 发?总不能一家一户收上来的货再退到各家各户去!而且,日本鬼子在沦陷区烧 杀抢掠的暴行,早已传遍大街小巷,尤其那些胆小的妇道,听到传闻已经吓得面 如土色,浑身筛糠。如果日本鬼子打进来,船主们不要说货,连他们身家性命也 不知怎么保全。   这时,他们就想出一个“不错”的主意来。他们的主意就是让我父亲作一次 选择,父亲他一生中最重大的选择之一。应当说,如果不是战乱,他们的主意是 父亲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他们愿意以最少的定金把这十几船货过给父 亲的货栈,等父亲货出手后再来收帐,而且,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低得不能再 低的成本价。只是耳边的从昭关坝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提醒着父亲和他的家人, 这最少的定金其实是一场最大的风险。那一夜,父亲在荷花塘徘徊都想些什么? 谁也不会知道。父亲在后来叙说这折往事时,似乎也没有过多强调他抉择前的思 考。只是,在我的想象中,父亲整整一夜的徘徊绝不是一件可以轻描淡写的事情。 露重的寒秋,父亲他冷吗?那满天的繁星,冷冷地照着他,给过他什么启示吗? 他为不可知的未来叹息过流泪过吗?   天亮了。一头霜露的父亲把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送进当铺,包括母亲那点 可怜的并不值钱的包金手饰,甚至还挤瘪母亲悄悄为她母亲攒下的抽烟的私房钱 口袋。他把这些钱全给了那帮客商,卸下那十几船货,痛痛快快喝了顿酒,站在 荷花塘边,站在身后如山的货堆前,送客商们登上返乡的路。父亲看着那返航的 十几艘空船,鱼贯消失在视野中。母亲后来说,从荷花塘回来的父亲,脸色铁青, 大约受了很重的风寒。铁青着脸的父亲,带领着家里所有能动用的人,雇了一条 条船,把堆积如山的货载到里下河的兴化、东台、盐城等地,卸给那里的客商。 我无法想象父亲当年为了此吃了多大的辛苦,只听母亲说起过,父亲那个时候从 未躺倒了睡过一个混沌觉,父亲的睡眠是在事情与事情的间隙中完成的,站着, 坐着,靠在哪里,稍有空闲便打个盹。除此以外,人们见到的父亲始终是精神抖 擞地忙这忙那。因为,只有父亲才知道,他所能拥有的时间,只有在昭关坝防线 被击穿前的短暂时刻。而那条显然不牢固的防线,在常人的心目中,几乎是稍触 即溃,谁也没有想到它竟然能抵御那么长的时间。父亲在后来的一次回忆中说, 就像民国二十年倒口子,我那时只想到尽快把该搬运走的的东西尽快搬走,一旦 长堤决了口,就什么都完了。   幸运的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昭关坝前,那条看上去很薄弱的防线, 竟比六年前运河长堤牢固得多。就在昭关坝前的勇士拼命抵抗入侵敌人、而小城 达官贵人拼命逃难避祸的时候,父亲一家正拼命在把他已经接受下来的货物,蚂 蚁搬家一样向里下河地区疏散。父亲说,那时货下到那个货栈,都谈不起价格、 现钱现货这样的商业规范来,匆匆地货送到了,能给多少定金给多少定金,余下 的先具个收条,签个契约,然后,就又到了下一家。正像火中抢粟,抢多少是多 少,哪有讨价还价的时间。说父亲他在拼命,还不单纯指吃苦劳累。父亲他们在 运货途中,曾经遇上劫匪,那是汝淀河的一个河湾处,天刚发白,夜行船刚开始 加速,架起两支橹。岸边陡然有人吼起来,亮出家伙,直嚷嚷:快靠岸,老子要 开火了。船上人,这时大都钻到舱里去,父亲见土匪们没有快船,料想是个把 “断路”的毛匪,把两个弄船的揪出来,也吼,快摇,快!父亲挺直了站在了船 头上。岸上的见船没有靠岸反而加速行驶,便搂了家伙。是土枪,一打一大团黑 烟,铁硝铅子一大片,紧挨着船屁股扫过去。幸亏船没有打个顿,否则,就一定 伤着人,走不脱了。那侥幸躲过飞子的船工有种命是捡来的感觉,更是拼命地摇 撸,摇得那船一支箭似地。回来时,说起船上有人吓得尿了裤子,有人在笑,父 亲不笑。可父亲当时怕不怕呢?许多年以后问过父亲,他笑而不答。   山东的货主们,后来听说关于父亲一些经历,佩服得了不得。父亲的行为事 实上也保全了他们的利益。那个时代的商业行为是很规范的,即便在战乱时期也 不例外。后来,父亲与货主之间,下面客户与父亲之间,都是按那种约定俗成的 规范,进行正常的商务结算。父亲自然赢利颇丰,事实上父亲得到的还远远不止 这些。他赢得山东货主的信赖,这一点,对于父亲的事业无疑有着前所未有的意 义。因为,在后来的商业经营行为中,北面客商按季按需要送货来,从来没有谈 过定金与代销扣率的事,一律按经销价结算,父亲的名字和“张立兴”的招牌, 就是信誉和保证。而这一点,恰恰为父亲扩大经营提供了“人和”的条件。   史籍上并不显著的昭关坝阻击战。竟成了父亲一家的重大历史转折,也客观 上成就了父亲的事业。   这是我父亲最辉煌的岁月。父亲把这一切归结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结 为“平心、守心、不欺心”的结果。父亲在对我讲这段历史的时候,还特地强调 这两句话,并且告诫我要记牢它。无疑,这也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   还有一个反证的例子。那是父亲在里下河地区商界小有名气的时候,有一次, 另一个商家打听到父亲要到盐城送货的消息,便抢先发一批相同的货,冒名送到 盐城。按说,这种欺诈行为在当时商界并不盛行,只是,他这么做了,却有可能 对父亲造成实际的损害。然而,当父亲的送货船抵达盐城的时候,却在河道中遇 上这艘货船,只是它搁浅在那里,一时无法靠岸。父亲说,这就是做欺心事的结 果,也叫人算不如天算。这艘船后来还是在父亲卸了货的空船的帮助下,才得以 脱离浅滩。   很显然,到了我出世以后,父亲已不再年轻,父亲的那段辉煌也已经属于历 史。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父亲成了一个合作 商店的营业员,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按劳取酬的人群中一分子。唯一可见的 足以显示他辉煌业绩一斑的,是他置下的一些房产。不过,他的那些据说是为我 们子女们建的房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谁也没有享用过。父亲的发达是1937年以 后的事。从他的事业开始发达到为子女们建房造屋再到新四军二次解放小城,其 时间跨度不过十年。也就是说,当父亲为我们子女置下那些房产时,以公有制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   那些房产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小时候,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那幢庞大的院 落里玩捉迷藏游戏。我记得那院子一点也不比学校里的操场小,从大街到后街, 院子的长度刚好是一条巷子的长度。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便是我们家的院子, 后来,稍稍大了一点,隐隐约约听说过一些什么,却又不敢到外面去说,印象上, 提起这样一些事情可能与“变天帐”什么的有些关联。到了许多年以后,说起这 些房产的没收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可以也应当落实政策时,才知道那又是一场莫 名其妙的历史误会。不过,到我父亲咽气的时候,政策并没有落实得下来。因为, 据说红头文件上有这么一句注脚:视地方财政条件许可,逐步退还不应没收的房 产,(海外侨胞的房产可以优先退还)。父亲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 国家将房产退下来,你们就收着,如果不退,也就算了。   事实上,父亲的十年辉煌,所创下的产业,虽然没有为子女带来什么,却也 为众多街坊邻居遮阳蔽雨,成了实际上公益事业,也算是一桩积德的事。有这么 一个果子,也并不辱没父亲的十年辉煌。   回到故乡去,到那父亲置的又并不属于父亲和我们家任何人的房产周围,转 一圈,我的内心里油然涌起一股自豪。   三   接下来,我要记写的是进入我的世界的父亲。前面已经说到,我出生的时机 似乎不那么对头,这时候,事业上的父亲已经夕阳西渐了,家里的境况也每况愈 下。与此同时,我却似乎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到一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由于世 事变故,父亲从一个事业上求进取的老板,一下子转向家庭,成了一个非常关爱 子女的父亲。我其实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根本原因,也不知道在事业与慈父二 者之间,到底是不是这样一种矛盾联系。但我在家中曾经得到父亲过多的宠爱, 是家中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其实,过早的印象已经是一段空白。幼时,留在 我最初记忆里的父亲,个子极高,似乎在店堂里,父亲很深地弯下身子,牵着我 的手,而我则攀着他两条长长的腿,像爬树一样往上爬,我始终爬不上去。这时, 父亲就哈哈哈地笑,笑得浑身在抖动。   我是父亲的第十个子女,一个整数记录。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我曾是他的 自豪,当别人问起我是他第几个小孩时,他会故作寻常地说,他呀,老十。通常, 问他的人就很惊讶,说,你有十个?这时父亲的脸上就会掠过一道得意的光。我 出生四年后,弟弟十一子问世了,父亲除了用得意的神色回答他人,每每又添上 一句:下面还有个十一子。好比根深叶茂的生命之树的最后一根枝条,弟弟十一 子的出世,最终结束了父亲在家族某一枝脉中繁衍生命的使命。   父亲当年有多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依我今天对生活的理解,他 似乎应当难有心情好的时候。光从经济负担的角度,一个人挣钱而十来口人吊着 要吃饭,其难处可想而知。父亲那时的薪水也就三十来块钱吧,把它们分摊到每 一个人的头上应当是多少,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计算题。而从48 年以来,他又 接连添了四张嗷嗷待哺的小嘴,那就是我们家的八子、九子、十子、十一子四个 小孩。我想象每添一个小孩时父亲的表情,除了天性的父爱与喜悦,剩下的大约 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罢。   父亲显然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没有被压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父亲乐 观与韧性。父亲不像一些生活型的人,常有着经济的忧虑。从这一角度,父亲也 许算是那种大而化之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父亲还有着一些潜 力。比如,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印象里,家里经常会变买一些家具和手饰,比如 红木的八仙桌、柏木雕花橱柜、以及一些不常穿的皮衣袄袍和玉器钻戒一类的小 手饰。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败落的“穷归穷,三担铜”了。变买家中 物事一类事情,大都由母亲出面来料理,更多时候,父亲都有不在现场理由,也 每每不在现场。父亲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现场?他是不是也隐在后面拿些大主意 呢?如今想想,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想到 变卖一些房产之类大的物事。从经济的角度,那不是比淘家里的小物事要抵事得 多。   父亲却从来没有去打房屋的主意,不仅没有变卖房产,相反,在大运河拓宽 拆迁故宅时,他还增加投入许多资金,在新辟的通湖路上建了三进新房屋。父亲 对新房屋的地理位置、建筑设置颇为得意,他曾经说过,前街后河,街是新街, 河是老河,两个天井连同后河边,刚好三个院子。这是父亲为三个女儿砌置的房 产。父亲当时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比如男女平等。父亲虽然没有多少重男轻女的 旧思想,却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因为他为儿子们每一房都置下了 产业,却没有置女儿的房产,故宅拆迁时,他觉得他终于有机会弥补上这一遗憾 了。当时,拆迁人家不少,像父亲这样有房子住,并且有着许多自己眼下住不到 的房产的人家,没有一户像父亲这样做的。通湖路新房子的建成,刚好赶上58年 大跃进的年代,是共产风刮得最烈的时候。应当说,父亲这时候的“男女平等” 新思想,显然导致一个重大决策失误。那拆下来的故宅的建筑材料与增添许多资 金建成的属于我三个姐姐们的房屋,不仅姐姐们谁都没有住上,父亲一家谁也没 有用上,一天也没有。那房屋属于父亲的,只是他在基建工地餐风饮露的忙碌和 操心。后来,当日子越过越艰难的时候,父亲曾经为此后悔过,父亲说,当初拆 迁建房,不应当再增加投入,应当多少米做多少饭。父亲其实并没有后悔到点子 上,他只是认识到不应当增资扩建,而没有认识到那个时代,共产风愈演愈烈, 根本就不是搞个人建设的时候。父亲的失误,使得他不仅把故宅的房产全抛了, 还把家中仅有一点老底也淘空了。最终等于竭尽所能,做了一件谁也不领情的公 益事业。   起初,父亲与我们一家,还看不到后来的结果,因为这些房屋开始都还是以 租赁形式租给一些机关单位和居民居住,可以收取房租贴补家用。后来的“房改” (与今天的房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房产改造,禁止私人收取房租, 改为私房公管,父亲所有的房产,在门楣上都钉了一个“公管”的方牌,公管后, 房主只能按季度去房产管理部门领取极有限的房产定息,再后来,房产定息也取 消了,那些房产也就算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的全过程。这时的父亲, 也实际上实现了他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因为,这时候,他的那些庞大的房产已经 全部归于国有,女儿们得不到的,儿子们也一样地得不到。   在父亲的内心世界,大约也只是到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全部辉煌终于 离他远去。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记事的年代。这个时候的父亲似乎并不颓唐,也没有丧 失信心。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给我印象仍然是一个乐观的对子女投注很多爱的 称职的父亲。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设象父亲当年的处境,也试图想象父亲当年 的心理感受。一次次设想过后,我不得不对父亲毅力与韧性,由衷地钦佩。   父亲毅力之强是非常罕见的。不仅我们做子女的一个个自叹不如,父辈的亲 戚朋友们提起来,也没有不佩服的。从大盛到大衰,一转眼的功夫。人常说,顺 风好行船,逆风难带舵。在父亲身上,却很难看出大起大落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父亲依旧黎明即起。虽然在合作商店工作,无须起这么早。父亲依旧清晨时 分练他的书法,下班以后或与人下棋,或沏一杯茶对我们说些古书、讲一些唐诗 宋词。与年轻时候相比,他除了呆在家里时间多了,许多生活规律一无变化。比 如他每天清晨练书法,就几十年不间断。作为一个书法家,每天做功课也许是必 须的、可能做到的,而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从事商业的业主和后来的商店营业员来 说,似乎就不是必须的,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说起父亲的黎明即起,就想起父亲的规则来。父亲从来都贯彻“黎明即起” 的格言,他对待早起的方法,是一起身就下床,穿戴衣物全是床下的事。父亲说, 大凡人,都有懒惰的本性,早上留恋热被窝,尤其是冬天。父亲年轻时候曾为自 己订了一个规则:不管多累多欠睡眠,黎明即起。身子倦得动不了时,他就数口 令,他拉长声音,数“一、二--”,这时,不管是谁应答一声“三!”他马上 就从床上蹦起来,下床穿衣服,其速度迅捷得完全可以与出操的军人媲美。父亲 不是军人,也没有从军以及相关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几个小弟兄,很小的 时候,最喜欢接他数的数字,每当他拉长声音数到二时,床上会抢出许多响应的 “三!”随着众多的“三”的应答,父亲应声跃下床,在床下极麻利的穿好他的 衣着。这一习惯,多少年也没有改变,直到我离开家庭走上社会。   对父亲而言,书法与下棋都是余事,也就是业余爱好而已。然而,父亲的余 事,竟也在小城出类拔萃,令行家里手们不得不叹服。拿书法来说,小时候,常 见到有人来找父亲写毛笔字,我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即便是现在, 父亲也算不上什么名头很大的书法家,然而,在小城,恁是什么书法家都不得不 佩服他,都尊他一声张老。县城人民公园重修人民英雄纪念碑,拟将碑铭由原先 的毛体改换成书家的字,向许多书法家征集书法作品,最后在众多应征作品中选 取父亲书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碑铭。由此看来,父亲的书法不仅很有功 力,品位也不低。不久前,我回故里,还特意去公园看那花岗岩做成的七个一米 见方的大字,它们嵌在碑的正面,与碑石一样雄浑、巍峨地立在那里。汪曾祺 1982年第一次返回故里,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42年了,汪不认识我父亲,但他在 他亲友家见到我父亲的笔墨,竟非常欣赏,特地请了人,去父亲门上索求父亲的 条幅。汪老自己的书法就不错,是行家,他的眼力大约不会差的。   与小时即开始练书法不同,父亲的下棋属于“后学”。那时,小城的象棋高 手有县中高冠常和师范的张远庸,他们称雄小城棋坛许多年,直到我父亲步入棋 坛。我曾经跟着父亲去过高老和张老家,去看他们下棋。高冠常是县中的数学老 师,张远庸是师范的语文教师,在小城都算是有学养的人,他们下的棋是书生棋, 比较注重理论。父亲的棋则理论、实战并重,棋风刚柔并济,且算度精深,极具 韧性,渐渐便后来居上。看得出高、张二老并不怎么佩服父亲的棋,却也不得不 甘拜下风。父亲经常代表本县参加过省、市一些比赛。我看过父亲参加1960年江 苏省象棋比赛时的合影照片,这照片至今还妥善保存在家中。后来,我曾在另一 位当年参赛的棋友家中,也看到过同样的照片。在这张老照片中,我很容易就找 到了父亲,父亲那年刚好50岁,但照片上的模样好象还不显老。后来,少年的我 在下棋有了一些成绩时,人们在提到我时,常常会说,噢,他是张某人家的公子, 将门虎子。   显然,父亲在棋艺上面的提高,得益于他事业上辉煌的消失。这有点像一个 过早地解甲归田的征夫,父亲把他本应用到事业上的一份力气用到枰场上,难怪 像高老、张老这样一些人,难以抵御父亲的搏技,因为父亲的每一招中,都挟带 另一股力。这是我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道理,父亲其实是在棋盘上,在一个虚 拟空间,实现自我。   父亲的另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是希望造就子女们,继承父“业”,尤其对 我期望甚高。当我6岁时跟在父亲后面学棋,并且在棋上面稍稍显露出一点点才 情的时候,父亲几乎难以抑制他的喜出望外。从那时起,父亲总喜欢把我带在他 的身边,喜欢别人当他的面夸我神童,有时,甚至并不是别人在称许,而只是父 亲自身在营造出一种对我的称许。这就使得少年的我很不好意思。我记得有一年 县里举行一场成人棋赛,父亲一定要让才7岁的我参加比赛,而抽签的结果,偏 偏第一轮便父子相逢。由于父亲是当时县城里的高手,又因为我是他儿子,才那 么个小不点儿,我们这局棋旁就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也许是那盘棋我发挥得特 别好,也许是父亲暗中手下留情,这盘后来竟下成和棋。我记得父亲当时很激动, 他为我能跟他下成和棋而自豪,父亲还跟一旁的熟人说,是他自己下和的,是他 自己下和的,父亲的意思,这棋并不是他手下留情让我的。只不过他越这么说, 越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父亲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棋手,在我身上所下的那番力气,实在令人 难以想象。父亲每天早上练完书法,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教棋,这时候,往往天 还黑洞洞的。应当说,对于少年的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若的事!当我眼睛糊 着眼屎,睁不开眼也不想睁开眼的时候,父亲已经跟我讲开《桔中秘》、《梅花 谱》这些古象棋谱和扬官麟主编的《中国象棋谱》。常常是我朦朦胧胧似乎又睡 着的时候,父亲猛地一敲棋子,又把我从梦里拽出来。轮到父亲去商店里值宿的 日子,父亲那时的轮值时间好像是一个月。为了不让我中断功课,每天晚饭后, 我就得背着书包跟父亲去商店里住,早上依旧是四五点钟被拎起来,听父亲讲棋 谱,到天大亮以后,在父亲商店附近的食堂里喝一碗稀粥,直接从那里去上学。 三九四伏,晴雨雪天,日日如此。我也不知道那些日子,我在父亲慑迫下到底读 了多少棋谱,反正父亲的一箱子棋书,让我从头到尾读了个遍。对于才几岁的我 来说,这样的晨课确实是一桩辛苦事,可父亲他苦不苦呢?许多年后,我已经忘 了小时候那种辛苦的滋味。当我也做了父亲,当我为自己儿子成长做一些事情时, 这才觉得,我跟我父亲相比,差得实在太远了。我由此更觉父亲当年为我所付出 的那番辛劳,实在不是常人父母所能做到的。   遗憾的是,我后来并没有在下棋方面有很大的出息。11岁那年我曾经获得扬 州专区十县二市的少年象棋冠军,这可以说是父亲和我在下棋方面的最大的收获。 父亲当时的目标是把我送进省专业棋队,据说他还与扬州的著名棋手当时扬州的 象棋教练扬兆宏商讨过这件事,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父亲的梦想。 由于下棋也是一种旧文化,棋类竞赛被停止。省专业棋队也解散了,当时江苏省 的著名棋手戴荣光、周顺发等人全部下放到南京钢铁厂,当了炼钢工人。父亲对 我在棋方面的期望,终于化为泡影。我在下棋方面的没出息,虽然不完全是自身 的原因,回想起父亲的辛劳与殷切希望,我总觉得我辜负父亲太多。   四   因为下棋的缘故,我跟在父亲身边的时间要比其他姊妹们多得多。父亲对我 的影响其实不完全是棋,尽管他主观上是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出色的棋手。父亲 还喜欢吟诗作对一类的文人雅事,在小城他有这样一些朋友,比如有名的孙岫峨 老先生和李蔚亭老先生,他们都比父亲年长,我记得孙老蓄了一把长长的胡须, 纯白而无一丝杂色,大约有七八十高龄,前胸依旧挺得笔直,很有一副仙风道骨 的气韵,孙老写一笔极扎实秀拔的小揩,我家里曾经有过他的字,可惜文革时一 把火烧了。李老是个板聋,跟他对话必须借助笔,李老书房里通常都放一块小黑 板和几动粉笔头,你得把你要说的话写在小黑板上。我记得小时候对这种对话方 式很感兴趣。这种对话方式,到也真有点往来无白丁的意味。我如同父亲的尾巴 跟在他身后,出入这样一些场合,到也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一些旧文学的常识,比 如诗的平仄、格律与诗韵,还能记下一些旧诗与杂乱无意的知识。   这些,是不是对我后来喜爱上文学并且最终从事文化工作,有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到了文革期间,这些大都属于“四旧”的范畴,都 是些“大破”而非“大立”的对象。这时,再回过头来想一下,竟会发现这样一 个奇怪的现象,即父亲所有喜好的东西几乎都与“旧”字相关。   除了诗词,父亲还喜欢道情。从读书人角度,道情其实也可以算是诗的一种 形式。只不过,父亲喜欢的不止是阅读欣赏,甚或创作。父亲还喜欢道情的另一 种表达方式--唱。小时候,在街边常常可以看到夹了渔鼓简板,唱着道情、沿 街乞讨的流浪汉。父亲竟然会喜欢这样一种形式,这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父亲会唱很多道情。夏夜,在门前纳凉的时候,父亲除了跟我们讲《东周列国 志》、《镜花缘》一类旧书,兴致来时,有时会唱好多道情段子,甚至接连几天 所唱的段子都不重复。父亲唱道情时,两手会模仿渔鼓简板,在门板上敲出带花 点的节奏。父亲唱的那些道情中,有郑板桥等人高雅清隽的段子,有一些带有很 多隐逸世外的情调,像“终南山/是俺家/腊月天/四季花/茅檐草舍无冬夏”; 还有一些劝世的段子,像“高高山上一对鹅/一阵狂风吹下了河/河里的鱼虾它 不吃/口口声声念弥陀/……畜生还有修行的念/人不修行到几何?”其它如 《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样言情的段子,很少听他唱,现在想起来,大约是怕对我 们一帮小孩有不好影响罢。   道情作为一门行于江湖的艺术,还有一些有趣的行规,比如,当你学成100 个道情段子时,就必须“开喉”。仿佛一种仪式,“开喉”就是你得模拟那些行 街乞讨者,也夹了渔鼓简板,沿街边的店铺人家“乞讨”一回。据说,父亲曾经 在北市口的街面上举行过这样的仪式。那一天,身为张立兴南北货栈老板的父亲, 穿起竹布衫,夹了渔鼓简板,从德泰昌洋货店,到竹西楼茶馆,走了四五家店面。 父亲一本正经地在他经过的店面前唱几段道情,而后,像那些真正的江湖中人, 用简板夹起店家递过来的几板铜板,“咚”的一声丢进倒过来的渔鼓桶中。父亲 的身后,簇了许多街坊邻居和一些小孩,跟着一家家走过去看热闹。因为都是熟 人,好多人跟着起哄,要父亲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哄得那段街面上像进香、迎 会一样的嚣闹。   问父亲为什么要学唱道情?父亲似乎没有说出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在父亲 看来,道情有雅的成分,它像诗歌,可以言志,可以抒情、是赏析的对象,只不 过道情比诗歌有更直接的讽刺劝世内容;道情的俗,首先在于它可以作为一种不 俗的谋生手段。父亲开始学唱道情的时候,正处于事业辉煌的峰颠,按理说,他 似乎没有必要考虑谋生的问题,特别是用唱道情这样的方式去谋生。我不知父亲 为什么会这么想,在这样一些不显眼处,流露出父亲心中似乎有一种无名的忧患 与稍稍的悒郁。   父亲还能涂几笔丹青,临过一些《芥子园画传》之类的法书,不过他这方面 的资质实在平平得很,他自知这一点,从来不把自己这两笔拿出来,免得怡笑大 方。在他曾经经济阔绰的时候,倒是买过不少名家的字画,可惜,文革的一把火, 把它们烧得干干净净。解放后,父亲虽然从一个家境颇好的业主,变成一个普通 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公民,依旧能如此这般地伴有琴棋书画诗,即便是拮据的 生活,也显得生动多姿。   假如生活仍能这么平静地持续下去,父亲那辈人,其实完全可以适应新社会 的生活,只是,人们不要彻底摧毁他们那辈人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构架,对于父亲 而言,没有那样一种渲染着旧文化的氛围和他们所熟悉的旧文化,他便会像一个 抽去内在物的空架,从一个丰富多彩的活人变成一个扁平体,甚至成了一个文化 植物人。当年轻的我们响应着“破旧立新”的口号,向所有旧文化宣战时,我们 并不知道,我们做的其实是从精神上戕杀父亲和他那一代人。我们的所作所为, 无疑大逆不道,是一种欺天灭祖的行为。事实上,6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那场文化 大革命,它对人们的最大伤害,正在于此。它是双刃的剑,同时重创了父辈和我 们自身。许多年以后,当许多人讨论文化重构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人人 都知道重构是何其艰难的事。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以非此即彼的思维,对立地看 待文化的新与旧,而是把文化视作一种传承,是一环扣一环的链,或者是可以不 断进行文化因子勾兑融合的过程。人们还是能感到那场大破坏给人们所造成的伤 害,那是些更深层面的伤害,绝不像一些表面创伤,短时间即可以愈合、复原。   就让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从我的叙述中略去吧。叙说它,将会占用一 个很长的篇幅,并且,还将影响我整个叙述情态。父亲在这场大革命之始即成为 一个历史、现行的“双料反革命”,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受了许多磨难,以 至他的子女们也受了很多牵连。然而,对于父亲,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对父亲和 与父亲生活在同一种文化背景那代人而言,致命的是文化窒息。严格意义上说, 父亲生命的亮色,已经在那场狂飚黯灭。   父亲对书法与奕棋的始终的兴趣,支持着父亲在人生道路上又走了相当长一 截路程。父亲终于老了。   到了父亲的晚年,历史却转回去了,从文化到经济,许多当年被否定的内容, 纷纷得以“复辟” 。年迈的父亲也被请进了市政协,并参与诗书画界一些社会 活动。父亲好像一个涸水多年的鱼,虽然有点醒过来的意思,已经不再有当年的 活力。   五   真正感觉到父亲老了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座城市生活了许多年。不能够伺 奉在老人的左右,应当是现代人一大遗憾。所以,逢时过节回家看望父母,便成 了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能聊表孝心的行为。相对于父母当 年对待子女的那番苦心,今天我们能做的和所做的这些,实在太微不足道。   父亲衰病时,承我单位领导的照顾,我虽然频频回家探视,却无法阻止大去 的阴影,正向父亲一步步拢近。每回去一趟,父亲似乎又衰老一成,伤心之余, 更直观地体验一次生命的悲凉与无奈。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我曾经亲身体验了父亲的一次死亡。凌晨三时左右,输 氧挂液的父亲,对我和守在他身边的大姐、二姐说,不要抓住我的手,我嫌烫, 嫌烫。说着,脸色开始红涨,一会儿就变成紫色。值班医生连忙赶来抢救,父亲 的呼吸停止,心脏不再跳动。强心剂,人工呼吸,经过大约十分钟的抢救,父亲 的脸色渐渐回缓过来,心脏又恢复了跳动。父亲竟奇迹般的挣扎着又活过来。渐 渐恢复的父亲问,香港回归还能不能见到?   父亲最后的心愿是97回归后去一趟香港。他不是政治家,去一趟香港在他并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他只能像一个观光客或者旅游团成员一样,自费去那里走一 走。他对这点看得比较重,他常常对自己也对别人说,看我身体的样子,香港应 当去得成吧。他念叨这个话题时,97年还很遥远,随着97日渐逼近,父亲已经不 支……   最后一次,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又不行了。当即往回赶。车到了家门 口时,大约是晚间10点钟刚敲过一会儿。扑进家门时,父亲才咽气。父亲刚换好 衣服躺在那里。我把手伸进父亲长长衣袖,握住他的手。父亲的手暖和和地,比 刚从外面进来的我的手还要暖和,很久很久,已经去了的父亲,依旧用他的余温, 焐着我带着外面寒气的手。   一屋子的悲声。亲属们后来,围上来,告诉我父亲临终时种种举止。晚上七 八点钟时候,父亲头脑还很清楚,精气神也不错,说了很多话,也不止一次问起 我们正在往家中赶的子女们。九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忽然就失语了。他们告诉我, 在父亲咽气前,对围着他的亲人打了一个手势,父亲将两根食指叠成一个“十” 字,睁着昏花的眼睛,环视四周。众人一时猜不出他的意思,围着问他,父亲已 经咽了气。有人瞥见壁上的钟,10点刚过去一会。后来,他们对我说,父亲去的 时候心里很明白,他说他10点钟离去。其实,我已经明白父亲他最后想说的话了, 他是在问我呢,父亲是在问:十子呢?十子在哪里呢?我跪在父亲的身边,握着 父亲温热的手,父亲的正在一点点析离的灵魂,你能知道我正牵着你的手吗?正 像幼时你常常牵着我的手一样。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想父亲临去弥留那一瞬里的牵念。想起来,就有 一股大悲哀搅动在胸中,身为人子,我一生承负父亲的爱实在太沉太沉。   我的记忆里,曾经有过一场罕见的大雪。我和父亲去车站去接从扬州过来的 外地棋友。那似乎是我这一生从未遇到过的大雪。父亲撑了一柄黑布伞,顶着风 雪,走在前面,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亦步亦趋。父亲的略带前倾的身影,本身就 是一柄硕大无朋的伞,庇护着我。雪地上,父亲长长的脚印旁,嵌着我的歪歪扭 扭的足迹,那鹅毛大雪,在我们的身边飞扬。许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当年去接的 棋友们,他们对我说,有一年春节,我们去你们那儿比赛,下着大雪,是你和你 父亲冒着大雪到车站来接我们的。其实,又有谁能比我更记得这场大雪!父亲的 顶着风雪撑着黑布伞的姿势,始终在我的记忆里,庇护着我走过生命的一程又一 程。   先考张公也愚,享年八十七岁。   生于公元一九一0年庚戌相七月初十子时庆生。   亡于公元一九九六年丙子相十月二十日亥时寿终。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