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亲人们 　　作者：聂尔 　　父亲之死 　　父亲生于一九二七年，死于一九九八年。 　　看看这开始和终结的两个年头，你不能不感到人的一生具有难以想象的长度， 反正我是无论如何想不出，我父亲怎么会是出生在一九二七年，这可是一个只有 历史教科书上才会出现的年代呀！ 　　我在为父亲写祭文时，提到了伟大的北伐战争，为的是使我父亲的身世能够 融入关于历史的宏大叙述之中，同时也使得一个伟岸男子的出生和死亡具有某种 可确定性。 　　我不认为我的所为是徒劳的。我只承认它也许是荒唐可笑的。 　　一个人出生了，然后死了。有谁可以为此作证呢？有北伐战争和世纪末的商 品经济狂潮。没有这些，就等于河流没有航标，天上没有星星月亮和太阳。没有 前者，就不能确定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七十一年，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乡 村里奢华的葬礼。 　　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在向别人解释我是一个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人。 我说，我的身材矮小是因为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三年困 难时期有多么困难。三年困难时期可以用来解释我的出生，和与我有关的许多别 的东西，尽管这一时期本身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块小小的污迹。但是，历史书的污 点和街头上宏伟的建筑都同样可以用作一个防止迷途的路牌和标记。 　　很显然，我父亲并不是为了充当北伐战争的一员而降生在那个年头，正如同 我也不是为减少已经很少的社会主义的粮食而来。事实上，我父亲很可能压根儿 就不知道有北伐战争这回事儿。我父亲虽把国民党视作他永恒的敌人，但却不一 定非要了解这个敌人的历史，完全无视敌人的存在才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这 也许是我父亲的想法，也许不是。我父亲不善于总结自己，一切全凭我来猜测。 无须猜测的是，我父亲一生都恨透了国民党，他把国民党视作恶的化身，甚至干 脆视为恶本身。这也难怪，如果国民党当政，我父亲的人生轨迹就不会有后来的 巨大变化，他一定还在继续他小炉匠的生涯，顶多转行做个小商贩。但是，第三 次国内战争的变局和其后的土地改革使我父亲摇身一变，成为了农会主席，后来 又一步一个脚印，由团委书记而党委书记而矿长而局长而部长。他早就成为十几 级干部，每月领九十多元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小富翁。 　　他真的具有一部几近辉煌的人生史。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总是说，有个算命 的早就给算好了，说是我奶奶会跟着她的这个儿子享福的，说这个儿子将来了不 得。那时候我父亲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愣头青。算命先生算得可真是准。我奶奶 的享福就是一辈子伺候我父亲及其儿子们。我奶奶终生操劳，一无所求，她最正 式的身份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即书记的母亲，矿长的母亲，局长的母亲，最后是 部长的母亲。她是我父亲光辉生涯的一个慈祥的证明。用先前的话语，我奶奶可 说是一位贞妇，她守寡多半辈子，而且没人认为她那是在守寡，她自己也不这么 认为；用今天的话说，我奶奶无怨无悔。 　　一切都是为了我父亲。一个大人物仿佛一棵大树，其巨大的荫凉可以覆盖住 周围的一切。这一切就是我奶奶，我母亲，我和我的弟兄们，以及我父母两边的 庞大的族系。这一切都在我父亲的光辉照耀之下，也在我父亲阴影的遮蔽之中。 　　１９８２年，我奶奶死了。她像一朵从未盛开过的花朵，经历了漫长的枯萎 之后，终于真的消失了。我父亲哭得很厉害。在全村男女老少看戏一般的层层围 观之中，我父亲跪在我奶奶的灵前，简直泣不成声。我父亲的忠诚和耿直是可以 为人楷模的，他在葬礼上的哭泣也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哭的典范。他的哭把那些本 来是看戏的人们也感动得跟着哭了起来。我们村的人们在很多年之后，还提到我 父亲是如何哭我奶奶的。在我们村的人看来，人们应该在他们的亲人死后感到悲 痛，而这悲痛又应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甚至觉得，后者实际上比前者更 重要。一个人内心的悲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外在表现。内心与外表保持一 致，固然最好，如果实在做不到这一点，那他就只应该把悲痛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样也就够了。这就是我们村所有人共同一致的看法。而我父亲真诚的痛哭流涕 可以说在我们村的出殡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村的人赞叹说，人家那么 大的干部还哭得那么痛…… 　　送走我奶奶仅过了一年多，我父亲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就开始脱落了。首先是 我母亲得了癌症。这对我父亲是比我奶奶的死更加沉重也更具实质性的打击。本 来，在我父亲的周围，任何生活中的欢乐都无异于一种罪过，现在生活简直就应 该等同于地狱了。天空阴沉下来，太阳隐匿了。 　　再过一年，我父亲被命离休。离休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一个领导干部 的威严从此就要一层层地打折扣了。对于这一点，我父亲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直 到有一次，他以前的一个部下，或者可以说是他以前的一条走狗，居然和他争辩， 最后竟然和他吵起架来了，这时候他才终于知道了一点什么。但我说过，我父亲 的耿介是可以为人楷模的，他以前不清楚，他所受到的尊重是附著于他的权力之 上的，现在他仍然要求享有他过去享有的一切。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文件可 看，没有会议可开，没有人围绕在他的周围。他成了一个孤独的王。这样的生活 是不堪忍受的。 　　这样，他也得了癌症。 　　当时，不仅对于我的父母，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癌症都是一种难得一见的怪 物。虽然很多人因它而死，但谁知道它是谁呢？我们村的人说谁谁谁因吃不下病 而死，因头疼而死，因肚疼而死，而不是因癌症而死。一种肉眼不曾看见的事物， 一种未能以语言加以命名的事物，那它就是不存在的。这不存在之物，先是为我 母亲设定了生存的界限，后来又刺了我父亲致命的一刀。 　　我父亲的手术持续了三个多钟头，当他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他是赤身 裸体的。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站着我们全家，还站满了那些与我父亲毫不相干的 人们。我望着我父亲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一样的身躯，简直震惊到无地自容。那是 我平生第一次目睹我父亲的真实形象。我觉得我父亲彻底完了。 　　我父亲没完。他又站了起来，他又走了出去。他对人们说，我得的可不是癌 症呵，我得的是普通的胃病，已经治好了……你们知道吗？我得的可不是癌症呵！ 人们仍然称他为部长，他们对他说，部长您当然得的不是癌症，您怎么会得癌症 呢！于是，我父亲成功地把死神拒之门外。我父亲对与他面对面的死神的脸都不 正眼瞧一下，就断然说根本没有那张脸。 　　可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我父亲明显地走上了一条回归泥土的 道路。他变得越来越天真，越来越热爱金钱，越来越与世无争，也越来越忘性大； 他忘记了谁是他的仇人，谁是他过去的朋友。他和住在地下室里的人们打起了麻 将。那些人是钉鞋的，蹬三轮车的，算卦的，卖煤球的，甚至有些可能还是当小 偷的。我父亲不再鄙夷任何人，也无权训斥任何人了。他和所有的人平等相处。 当他和他的那些新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他显得安祥又自在。 　　但是，我母亲仍然是我父亲永恒的依赖。这两位癌症患者在和死神擦肩而过 之后，又过了十几年，再一次被死神抓住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幸运者。先是我 母亲，整整一年后是我父亲。在我母亲离去后，我们村的人预料我父亲活不过一 年了。他们有他们的理论根据。他们像谈论鸳鸯鸟和杜鹃一样谈论我的父亲和母 亲。但是，他们是正确的。说是整一年，其实是不太够一年，差了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两个当年走出了故乡的男女，又相偕走了回去。他们一起回到我们家的祖 坟。这样的一次行走花去他们一生的时间。 　　我父亲死得很快。我的意思是说，死神这一回可是动作敏捷。当我们为把父 亲继续挽留在生活中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时候，我父亲却突然就不行了。前一天他 还令人动心地说，我不想死呵！第二天他就死了。 　　我父亲在死前的第三天还和我谈了一次话。现在看来，那是他的弥留之际， 可当时无论如何看不出呀。我坐在病房窗户根儿，我父亲半躺半坐在病床上，就 我们两个人，秋日上午的好阳光照进安静的干部病房。我们先是谈起了抗日战争， 我父亲仰起的脸上出现渺远的神情，他说，那个时候呀，我跟着那个明牌汉奸去 后山扫荡，我给他扛回小米来……好几回呢……他可是个明牌汉奸呵……我父亲 沉浸到当年的记忆里，重又佩服起明牌汉奸来。五十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如一 撮尘土，轻轻一抖就没了。我又提起一个姓李的，文化大革命中差点整死我父亲 的那一个。我父亲恨了他二十年，比恨国民党还厉害。但我父亲却说，李刚？什 么李刚？没有呀。我说怎么没有？就是那个武装部长嘛。我父亲仍然说没有。他 睁大的双眼一直望向天花板，好像是若有所思。父亲所思考的已无仇恨与现实， 我当时这么想。 　　最后，我父亲长长地说了一句：我不想死呵！ 　　我现在想的是，剩下的可能惟有欲望，欲望是从不退场的，它比仇恨更长久， 比现实还现实，它在攫取着我父亲生命中可能的安详，难道说它竟是生命本身吗？ 　　在那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弥留之际，我父亲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赋予每一个人 都可能有的那种不加掩饰的欲望和特征。这些欲望和特征使得我们时代的每一个 人看起来都是具有活力的，充满希望的，视死神为无物的。我父亲想要继续活着， 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死；我父亲直到死前那一刻还把存折珍藏在他的内衣 口袋里，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惟一珍贵之物；我父亲没有交待任何后事，因为他没 有什么可交待的，他已经还原为一个完全平凡的人，而不是党员和英雄。生命对 他来说，就是继续存在着，如果不能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父亲死了，我们为他守灵。在为父亲守灵的那些天，我每天站在我们村那 道斜坡上，心里空落落的。我面前是那座陈旧的砖瓦零落的西阁。半个多世纪以 前，我父亲在那上面带领农民斗死过地主，现在我父亲也死在了阁下。 　　我父亲死了。一个平常而纯朴的人死了。他出生于北伐战争时期，他在第三 次国内战争时期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党的干部”。其后的几十年里，他勉为其难 地做一只领头羊，然而他自己也不知路在何方，最后，他死的时候没有能够达到 完全的安详。 　　呜呼哀哉，我父亲的魂！ 　　2002年3月1日 　　父女之间 　　中午十二点半，她打来电话，说她已到了学校。她的声音一如往常，只是顺 着电话线从百十里外传来，就像是有所不同了。你的心一下子伤感起来。女儿长 大了，必须进入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不论称它为学校，社会，集体，还是别的， 总之都是一样的：在那里，不会有任何人对她像你对她的感觉一样，因为那里没 有父亲＿＿唯一的父亲只能坐在家中。对于父亲，女儿的外出，哪怕是极为短暂 和极小距离的外出，她都是令人担忧的，她的弱小无助，她的诚实和善良，她的 孤独和无知，她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你为她担忧的理由和原因。 　　想一想昨天晚上，她还和你坐在沙发上一直谈到很晚。她笑得多么开心呵！ 那是因为你故意对她发表一些貌似深刻的所谓人生哲理，你以一本正经的样子， 用荒诞不经的语言，讲着她这个年龄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一些话。你并不为了教她 什么，你只是拿别人的思想跟她开玩笑而已。她果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的女 儿，她只有在你面前，才是安全的，健康的，可爱的，不可能遭受任何一丁点侵 犯的，何况，她的更为强大的守护神，她的母亲，正在里屋床上坐着织毛线，她 在跟着她的女儿一起笑，她为她的笑而笑。这样的一个三口之家就像一个三角形 一样坚固。这样的夜晚多么令人留恋呵！ 　　然而，现在的她已到了另一个地方。只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却已经是遥不可 及。在那里，没有你，没有她的母亲，没有坚固的三角形。她不可能受到单独的 注视，不可能有人仅为逗她发笑而滔滔不绝，她孤单地走在成百上千的人们之中， 她生活在老师们视若无睹的目光之下，她处在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集体之中，她成 了真正的个人，一个承担着恐惧，危险和责任的人。 　　她十六岁了。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年龄了。这是她所称的雨季。你不知道这 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她这一代人的流行词语。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 一个父亲，你是你唯一的女儿的父亲，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为语词的变化而变 化。对于如何做父亲，你的确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你自己的童年时代是荒芜 可怕的，这使你觉得你有责任给你的女儿一个多少好一点的童年，于是，你从来 没有仿效过你自己的父亲，你绝对不是一个严父，也许你真的对她是溺爱的，而 这种溺爱当然不会对她的成长有利，但是，给予孩子以过多的爱，仿佛是对自己 童年的一种补偿，你像一道绝了堤的河坝滔滔汩汩，欲罢不能，你甚至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有着如此充沛的情感的水量。 　　昨天晚上，你对她说，已经十六年了，你却还一巴掌都没有打过她，你作为 一个严父的形象完全没有树立起来，而且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了。这又使她笑得 岔了气。她一边笑着一边手指你的卧床说，你打过我，打过我，就在那张床上。 那是她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给她输液，她竟突然举起液体瓶子， 站立于床头，其姿态之决绝和罕见叫你又气又笑，你一把抓过她，按倒在床上， 打了她屁股几巴掌，她哭声震天响。那是她唯一的一次大胆叛逆，也是你唯一的 一次对她抡动巴掌。这个故事小到不堪提及，它只是家庭史上一粒芝麻大的笑料 而已。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昨天晚上，你笑她怎么能上了上高中还在读什么《皮皮鲁和鲁西西》。《皮 皮鲁和鲁西西》是她上小学时买的一本童话书。她大笑着辩解说，上厕所只能读 轻松的。于是，话题从这里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她挥舞着她的小手，使劲 表示她对苏童小说的不理解，她说她永远不可能对人生抱有悲观主义的态度，她 永远不会发神经病，她高兴做一个正常的人。她说这些苏童王安忆为什么总是那 样不住嘴地呼噜噜地叙述。她说，她只有在读《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 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才会激动和惊叹，她说为什么苏童王安忆们不 像托尔斯泰那样去写，她又说卡列宁和列文几十页几十页谈政治的时候令人讨厌。 总之，昨天晚上，她说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那真是一场热烈的交流。你欣喜 于你的女儿已经能够对文学有一些理解，而她现在只有十六岁，她今后还必将会 有更多的理解，这有多么好呵。 　　但是，现在，话筒里只传出干巴巴的一声“我到了学校，我准备去吃饭”。 这对你无异于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示她的孤独的新生活又在继续了，她又要坐 在课堂上打瞌睡，在黎明的操场上被罚跑步，在乱哄哄的校园里淹没到人群中。 　　你，一个徒劳无益的父亲，只能站在远处张望，你一点都帮不了她。她的乐 观主义的人生将在窗外的风沙中经受漫长的打磨。她最终将走往何方，这是一个 无解的难题，是对一个父亲的终生的拷问。她曾问道，老爸，什么是宿命？回答 是，无论你有怎样的愿望，无论你怎么奋斗，无论你的道路多么曲折，你最后的 终点却是早已确定了的。她说，哈，那我相信宿命！这就是她的乐观主义。 　　一个快活的女儿和一个惊惶失措的父亲，你们共同站立于混乱时代的挪亚方 舟上，你们是一个整体，可你们又分属于不同的两代人（这有多么荒谬！），呵， 但愿你们能够相互拯救，既为了你们自己，也为了这个时代，因为，在这个精神 匮乏的年代里，没有你们之间的连接，一切便不可能显得如此丰富…… 　　2002年3月19日 　　我的儿子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妻子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一个妇幼保健医院，有一个新 生的男婴等待着有谁来收养。我们被认为有可能来做这件事。妻子告诉我这个消 息的时候，并没有要征求我的意见，她无可置疑地断言，她的家庭无力再抚养一 个孩子。我想了一下，同意了她的决定。那是因为，我已经过于衰老和衰弱，已 经无法成为我一直在想象中构思的那样一个父亲的形象。 　　那天晚上，女儿也断然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妻子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女儿则 不愿一个外人的进入，尽管这个外人只是一个婴儿。她们是对的。但也因此我又 一次想道，女儿就是女儿，她既不能够成为父亲的愿望，也不能够成为父亲的叛 逆。她是家庭里善的因子，她是天使，是上帝的羔羊。总而言之，她是激发怜悯 和慈爱的人类的普遍性。 　　我的理想之一是，养一个男孩，亲手喂养他，抚养他，看着他，让他在我的 屋子里长高，长大。然后，我把我完成或未完成的想法告诉他，使他能够理解； 或者如果他不理解，用他年青而残忍的目光抗拒我嘲笑我，我也不会过于痛苦。 直到有一天，他倔强的身体走出我的家门，去闯祸，去干一些只有男人们才干的 勾当，他为冲出家庭的樊篱和我的掌握而兴奋。从此他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我 再也够不着他。而当我衰老和死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年轻、结实而又成熟的身 体站在我垂死之床的跟前，用冷静的目光看着我死去。我于是便死去。 　　我一直希望我有这样一个男孩。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了我的希望， 使它不能实现，把它变作了一个纯粹的空想和理想。 　　妻子生下的是一个女儿。我们对女儿的爱仿佛动物对它们的幼仔。一个女孩 可能比一个男孩能够更多地体现人性，但我们对女儿的爱却比对男孩的爱更多一 些动物性的因素。尤其是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他们通常能够形成某种人性的紧 张对峙，并从而消泯掉那种动物性的“舔犊之情”。但是父女之间则一般不会形 成这种情况。 　　我往往一个人呆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和我的儿子就像当年我父亲和我 一样，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很多的家庭情感，我们之间的关系由对抗，恐 惧，厌恶和逃避来组成。对于我的儿子来说，我，一个无可理喻的父亲，意味着 家庭的墙壁，社会的铁门，道德和非道德的无可逃避的开端，等等。我儿子，我 亲手种植的一棵疯狂成长的小树，将会以他的蛮野和勇气，推倒墙壁，撞开门， 像一支利箭从开端处射走…… 　　这就是我儿子，我那未曾有的儿子。 　　他给过我幸福的感觉，我却不知道他成长在何处。 　　１９９９年９月７日于凤鸣小区 　　母亲之死 　　我在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数月之前即已动笔，迁延至今没有完成。期间 母亲又一次发病住院，十多年前得到控制的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再度发作。母亲在 病床上与死神作了最后的抗争，耗完了全部的力量，怀着对生命的希望离开了人 世。 　　母亲于一九八三年的七、八月间患食管癌。我那时刚好大学毕业，正是一生 中最狂妄无知而又最无所事事的时候。父亲率全家人赴太原为母亲治疗，由我一 人留守在家，同时等待分配工作。我那时因为太年轻太无知，根本不了解母子之 间命运的相关至何种程度，我只是感到一种对母亲病情的焦虑和对自身前途隐约 的茫然。现在想来，那确是一个征兆：当孩子长大成人，母亲的视线已无法追及 孩子远去的身影，母亲之于人世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她的希望和忧 虑就都由原先饱满的果实代之以凋谢的花朵。 　　其后母亲以她巨大的耐力维护生命达十四年之久。这是母亲在生命最后阶段 创造的奇迹，也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奇迹，同时也是母亲一生积蓄之惟一和最后的 发挥。母亲一生行事不以中庸为限，她对家庭财产的爱惜程度曾经使童年的我感 到愤怒，我当时觉得那简直是一种吝啬；她待人接物之冷静含蓄几近于冷漠无情， 她从不将内在的热情显露于外，甚至不显露给她自身；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智力， 但却仅限于将其传给后代，于自身从不发挥；她是一个天然的集体主义者，她将 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建设，她未曾发现过自我；她又是一个天然的物质主义者， 未曾有过丝毫浪漫的狂想；她对生活有着确定不移的见解，却从不将其加以表达， 因为她不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别人……这种种一切构成母亲之谜。母亲生命的最 后十四年也是巨大的母亲之谜的一部分。孩子们从母亲体内走出，母亲了解她的 孩子们；而当孩子们终于能够注视母亲之时，母亲安详的面容却像大海一样深藏 不露。这使今天的我深知，船儿只是行驶在大海之上，船儿无法深入大海之中。 母亲永远包容她的孩子们，即使孩子们已经远离她的视线；而我作为孩子却只有 对母亲肤浅的理解，更怀着对母亲深深的困惑，我在悔恨和期待之中与母亲相伴 或远离。甚至在母亲生命垂危之际，作为孩子的我都不完全理解她对待生命的态 度，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母亲临终之时，我和二哥守候在床前。虽然我和二哥都知道，母亲已经耗完 了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经真正是命若游丝，但是我们怀着对母亲生命强大的依 赖安坐母亲昏睡的床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深渊似的时刻，这一 时刻顷刻将至。午夜一时，母亲又一次开始咳嗽，我和二哥站起身来一边为母亲 擦拭，一边注视着那些鲜红的血丝，突然，鲜血从母亲的喉底向上涌出……其时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终止的时刻：一个人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死亡的时候， 是不可能预料死亡，更无法认识死亡的；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是给予我们 生命的母亲之死。 　　而当医生最终证实，一个事实已经发生，这时候我们懵了，我陷入晕眩之中， 仿佛这是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幻象。我们都已是成人，我们目睹过别人的死亡， 但是我们第一次经历我们的母亲之死……现在想来，一个人通过新闻媒体，通过 旁观者的视角，通过道听途说所经历的死亡事件，都属子虚乌有……尽管我们伴 随母亲度过了与死亡抗争的十四年，尽管我们从最后病床上的三个月自以为窥见 了一些生命的真相，尽管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面临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但是， 母亲之死仍然以其猝然，冰冷，残忍和如梦一般的性质把我们击垮，使我们体会 到心灵之渺小确有其所不能容，同时也使我知道，其实我何曾理解过生命的这一 最终形式，我们只不过善于掩饰自己的无知而已，我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们 不知道死亡，也不知道活着，尽管我们以为自己天天都在活着，我们不知道，不 知道欢乐，我们不知道天堂和地狱里的一星半点，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以生命之 本真去领受过这一切。 　　……午夜已过去很久，氧气罐上的小瓶子再也没有了那象征生命的小气泡。 在过去的那些数不清的不眠之夜里，从未有哪一个给过我如此巨大的寂静与空虚， 焦虑和安慰。我望着周围，我的问题比房间还大，墙壁，窗户，地板，不知何物 所发出的声响，窗外黑色的天空，所有这一切如何能够与生命相关呢，它们为什 么凭什么与生命相关呢？ 　　我曾经暗自批评过父亲那淌不断的眼泪，我的理由是对待不可避免的死亡应 该尽量理智一些。我当时确曾这样想过，既然我们还要继续活着，我们就必须承 担。但是我自己在经过那个夜晚之后，又何以能够谈论什么理智呢？我记得，最 后的时刻已过，医生们已经离去，病房里回荡着一种沉默的声响，我觉得有一种 无声的液体在可怕在流淌，在把我，二哥，把随后赶来的亲人们，统统淹没。这 时已近凌晨二时，惟有寂静统治着这茫无边际的黑暗。我们为母亲蒙上了脸，这 一刹那我看到，母亲枯竭的面容已没有任何表情，她对这终于经历过了的人世间， 她对令她满意或不满意的儿女们，她对所有的一切都不再表示任何的态度。 　　呵，永远沉默的母亲有福了！ 　　远处的叔叔 　　叔叔是个漂亮的男人，属马。据说属马的人都长得漂亮。我母亲也属马，母 亲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女人。叔叔与我母亲同庚，七十多岁了。 　　秋天，叔叔从四川回乡省亲，和他所有的子女们一起。 　　叔叔虽然七十多岁了，仍然头脑清楚，言语幽默。真是一个好叔叔。 　　他这次回来，只住了三天，但却办了很多事情。 　　祭祖是第一重要的，我们这里称为上坟。那几天正好秋雨连绵，城里的街道 都湿漉漉的，何况乡下田间？我们先给乡下亲戚们打了电话，让预备好胶鞋。那 一天我没有回去，我只看到他们带回来的照片。照片上，叔叔全家在坟头上放声 恸哭。他的子女们是第一次站在祖宗面前。那几抔隆起在秋雨中的黄土堆，引起 了他们真实的凄切之情。他们留于影像上的悲痛之情甚至把我的眼眶也差点弄湿。 　　上完坟，叔叔把小姑姑，他的妹妹，接到了城里的宾馆。他和他的妹妹促膝 长谈两个夜晚，大概把想得起来的话差不多说完了吧。他们一定说起我的奶奶， 他们的母亲，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晋南的流浪岁月，说起我死去的父亲和母亲， 以及很多死去的人们。 　　叔叔拿出他的伤残军人证给我们大家看。伤残军人证的右面是我奶奶的照片。 叔叔带着他母亲的照片已经几十年了。我认真地看了伤残军人证上的我奶奶。奶 奶是我最亲的亲人，是我记忆中的永恒，但我看着她竟然完全陌生。我的奶奶应 该比照片上的老人更慈祥，更年老，更亲切，但实际上我奶奶可能的确就是照片 上的那个样子。我的叔叔让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活人，我在无情无义地活着。而 叔叔却一直随身携带着他母亲的照片，都几十年了。 　　叔叔这次回来，还纠正了一个流传久远的错误的说法。根据这个说法，在上 世纪四十年代，他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然后被共产党的军队俘虏，才成为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才有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叔叔和他的子女们一 致否认了这个说法。从他们共同发出的惊讶而又毫不犹豫的大笑可以听出，他们 认为这是一种荒唐到极点的说法。但是，正是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多年来始终认 为，叔叔之所以在部队里最终只做到连指导员这样一个卑微的职位，是因为被俘 虏过来的一律是控制使用的，因为他们不是中共军队里的自己人。这是我们认识 叔叔人生道路的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却原来是不存在的，真是奇怪。 　　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想问问叔叔，看他对此有无不同的说法。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一年的有一天，我的奶奶正在院门口坐着晒太阳，来了一位穿军装戴口罩的军 人，此人声称他是叔叔的战友，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来看望一下战友的母亲。这 时，围拢而来的村人越来越多，他们围观我那哭泣的奶奶，和我叔叔的穿军装的 战友。我奶奶终于知道了，她多年来以为死了的那个儿子原来还活着，我奶奶拉 住叔叔战友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 一声喊，要那个战友摘掉他的口罩。口罩被强行除去，这个战友原来却正是叔叔 本人。我叔叔想以这种方式知道，他的母亲究竟对他有着怎样的感情，是不是把 他忘记了。这个故事流传几十年，成为家族史上的一桩笑谈，它使我叔叔成为一 个可笑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一个远离了庄稼汉本色的人，一个小心眼的人。 我想问问叔叔，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我没问，没问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基 本上是真实的。 　　但是，叔叔之所以怀疑母亲对他的爱，也不是毫无缘由的。我的奶奶生了太 多的孩子，我的爷爷却无力养活他们，于是，他们中的三个生下来就被送给了别 人，叔叔是其中之一。接受叔叔的那户人家原本稍微比我爷爷家富有，到叔叔需 要吃粮食的时候，那人家却逐渐穷困，只能养得起他们亲生的孩子，我的叔叔没 有粮食吃，他流浪在集镇的人群中。我奶奶把他领回了家，重又给了他我爷爷的 姓。那时，我的爷爷虽然留下一个姓氏，他本人却早已命归西天。此后，叔叔便 跟随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和我的奶奶，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流浪生涯。在流浪途中， 他竟没有请示我的伯父，没有告诉我的奶奶，就跟着一伙人参军走了。于是，我 奶奶始终认为，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因为共产党不会无缘无故让他的儿子消失。 我父亲入的才是共产党。共产党让我父亲做了官，让我奶奶给我父亲做家务活， 享了一辈子福（用我奶奶自己的话说）。 　　叔叔终于清除了他历史上的疑点，原来他始终就是共产党。他的历史听起来 就像党史一样辉煌：他解放了临汾市，他打到了河南，他穿越了中原大地，他渡 过了长江……他的身影一直就在党史教科书上，但他只是个吹号的，名曰“司号 员”。“嘀嘀哒”，随着他的一声号响，全连的人有好几次差点儿死得光光，他 自己也负了伤。这个伤兵不知养好没养好伤，就一鼓作气打到了云南，解放了全 中国。这时候，他才当上了连指导员。 　　就在那个豪华宾馆柔软的沙发上，我半躺半坐漫不经心地问我的叔叔说，叔 叔，讲一个特别惊险的战斗故事吧？叔叔说，在河南驻马店那一带，我们正在跟 敌人打着，没想到又一股敌人从侧面包抄过来，可把我们吓坏了，幸亏有人看见 了，我们赶紧就扔手榴弹，一扔手榴弹敌人就跑了，好险啊！这一次最危险，你 想要是没人看见，那还了得？我说，是呀是呀，那还了得！ 　　然后，在五十年代，在云南的不知什么地方，连指导员娶了连卫生员，一个 漂亮的川妹子，她就是我的婶婶。他们生下了三个儿女，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的 叔叔把我们家的精血播撒在了祖国的最南方，使得我有了三位最为陌生的叔伯姐 弟。起初，我的姐姐在电话里叫我哥哥，然后又大惊小怪地说，不对吧？我是姐 姐！随后，有了那年秋天我们最初的会面。 　　总之，在那个阴雨绵绵的秋天，叔叔来了，叔叔走了，叔叔还是叔叔，但对 我来说，他终究是远处的叔叔，尽管他带着我奶奶的照片，带着战争以前的全部 记忆，带着他未曾久住的村庄，带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同一的姓氏。 　　但我很清楚，我和叔叔并不拥有一个共同的村庄，他有他的村庄，我没有， 我从未在任何一小块土地上久留，我看什么都是远的，一切都在远处，没有什么 人和事物可以让我走近，我只是曾经有过那样一份希望。 　　我曾经希望，我的父亲能够理解我，但现在父亲死了，理解当然也就不存在 了； 　　我曾经希望，母亲对我的爱能够像电影里那样，有可见的温馨和感人的情节， 可情节尚未发生，母亲也已死了； 　　我曾经希望，我永不忘怀奶奶的恩情和慈祥，但我竟认不出照片上的我奶奶 了； 　　我曾经希望，远方归来的叔叔能够向我讲述一遍他传奇的人生和宏伟的战争， 但叔叔只是一个有点幽默感的普通人，他竟然向我讲起银行“按揭”，这个现代 汉语里太新的新词，这真是太不符合我的希望了…… 　　小姨夫 　　今次回乡没有见着小姨夫。 　　返家途中，在汽车里，大家闲聊村中人事，我想起这次没有看见小姨夫。没 有见也就没有见了，不会有人特别提起他，我虽然想到他，但也没有说出怎么没 有看见小姨夫这句话，因为答案无非就是他在矿上上班呢。 　　如果他在，通常也就是，在小姨快速挪动的臃肿身材的缝隙里，在我本家哥 哥粗嗄顽强的嗓门里，在村会计喋喋不休但却是精心算计的言语里，也就是在闹 哄哄的人群中，有他一闪而逝的沉默的面孔而已。他的在场与不在场其实并无大 的区别。 　　但我仍然想起他，这个沉默的人。这是有点奇怪的。我在想过之后有点明白： 对于那些执意要喧嚣的人，比如我的本家哥哥（他也是我们村的前任副村长）和 村会计，还有那些一经出现就不会被忽略的人，比如黑脸的村支书，比如我二姨 那个刚刚升任某单位书记首次开着桑塔那回来的二儿子，如果见不着他们，我是 不会在事后有任何牵挂的。他们是一些无须别人牵挂的人。 　　小姨夫却不同。小姨夫几年前得了脑溢血后，本来就不大在人前言语的他， 几乎变成了一个完全沉默的人。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他变了一个人。这是很令 人不安的。这种现象当然也并不少见：一个得过重病的人，虽然已经康复了，但 却不再是原来的他；一个蹲了几年监狱的人，刑满获释了，或者变得诡计多端凶 残无比，或者一蹶不振提拉不起来了，总之也不再是原本的他。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并不予以特别多的关注，更不要说我们这些自顾不暇的普通人 了。 　　实际的情况甚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沉默的人也就成了一个安全的人，因为 他放弃了对社会和他人的索取，人们于是也就不必再对他们加以提防和应付。这 应该是所有人都在无意识中欢迎的，就像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殡仪馆欢送一个死者 那样，我们在心底里说，呵，他终于去了！不同的是，对待沉默的人，我们不能 明说，我们只能在潜意识里这样说，我们表面上的行为是，既然他不发言了，我 们不妨将他忽略掉算了。 　　小姨夫就是这样一个我眼见着被忽略掉的人。当他刚从脑溢血病的治疗中走 出时，我们回去，闹哄哄在大院子里乱，我偶然一掀门帘，发现他一个人静静地 躺在床上，他并没有睡着，他的双眼还像原来那样大，但却空洞无神地望着天花 板。我那时想，他总有一天还会加入到人群里来，但事实完全相反。 　　在小姨夫被脑溢血击垮之后，我的小姨却越来越焕发出活力，她粗笨的腰身 异常灵活地往来于村镇之间：她在镇上开了一家门市部。她压低声音问我，能否 帮她推销一批保暖内衣，比城里的货还好呢，又便宜，一套便宜60元，颜色好看 得很呢。她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她会做买卖了！从她纯朴的农家妇女的脸上， 我几乎要看出一丝狡黠来。但我首先得承认，此乃家庭之幸事。 　　我有时问她，小姨夫呢？她回答说，在矿上上班呀。我说，小姨夫在矿上做 什么？当保管呀。然后，趁我不注意，小姨已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她更关心 在城里做官的那些亲戚们。确实，关于小姨夫也没什么可谈的，除了上班，他还 能干什么呢？ 　　有一次，院子里剩下我和小姨夫两个人，我们谈了起来。我让他烟抽，他说 抽不惯好烟。他拿出自己的烟抽起来。我问他现在血压正常吗？他说有时也会高 起来，高起来时他会头痛，那他就吃几天心痛定。我说，高血压是不能断药的， 应该不间断地吃。他嘿嘿一笑说，浪费呀。我问心痛定多少钱一盒，回答是六毛 钱。我想起那种白色的小小的药片，我并且想道，如果我哪天也高血压了，我也 吃心痛定这种六毛钱五十颗的小药片。 　　那一次我本来想跟小姨夫说更多的话，我总觉得一个人变得沉默了，他一定 是把心里的许多话藏起来了，而不是他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了。但我最后还是没 有再问更多的，我们的谈话只到心痛定为止。我把自己刺探别人隐秘内心的欲望 成功地压制下去了。面对我的小姨夫，我又一次体会到我这样的人，以无偿收购 别人的隐私为业，未免有点残忍。 　　如果我面前换个人，比如村支书或者村会计，我想我是不会有任何负疚之感 的。但是，往往在这些人面前，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们谈话。那一次村支书谈起我 们村的老将军，他指责老将军没有帮忙将他的女儿送入军校，我赶忙迅速地中止 了谈话。虽然我当时意识到，一个富裕村子的村支书的权力触角究竟可以伸到多 远，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忍住心中的厌恶。还有那个会计， 他今天来我小姨家是有事情来找我的，他让我给村里新修的学校写了个碑文，他 来拿这个碑文，我给了他，他却一点也意识不到我想让他赶快走掉的心思，他的 屁股跟那个小凳子连成了一体，低低地稳稳地坐在茶几下，以此来折磨我的耐心。 这个村会计满口冠冕堂皇的词句，就像个中央首长一样，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后 来他干脆跟前副村长在我面前喝起酒来，但是喝酒并非目的，一直到最后我才明 白他的意图有二：一是我写的碑文不落我的名字，只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我满 口答应说行行行，就差没有说出我已经答应了，那你为何还不走？那是因为他还 有一个目的。我们家祖房中的一小间在他们家房子的楼上，房子漏了，需要修缮， 他利用我们不想出卖祖产的心理，成功地得到2500元修缮费的承诺，然后，当他 得到这个承诺，他又举起酒杯像首长一样拉长语调说，到时候看吧，因为材料价 格现在也说不定，也许到时会花到3000元或者3000多，反正你们也不在乎，我们 以解决解决问题为目的吧，啊。 　　我的小姨夫就在这样的村支书和村会计统治之下，即使他没有得过脑溢血他 也只有沉默吧？ 　　我想，疾病肯定不是一个人转入沉默的真正原因，我猜测真正的原因是，一 场大病会让一个人突然看清楚这个世界（我是有过这个体会的）。我的小姨夫一 定是在大病之后，看清楚了一切，于是他不再说话了，因为原来那个逻辑清晰的 世界消失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化的东西，越出了他的逻辑世界之 外，于是他只好呆在外面张望。 　　我的小姨夫虽然原来就话不多，但他是能够发言的，他从未像今天这般沉默。 　　他的右手上长着六根手指头，所以他大名陆正，他本是一个泥瓦匠，一直以 自己的手艺为生，并以此自豪，他的扁平前额上长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可 以什么都看得清楚，他的招风耳不用专门谛听就能辨别村庄里他熟悉的动静，他 说话的口气是以反问为主的，当他听到别人说出非份之想时，他总是明确尖锐有 时甚至是刻薄地反问对方，照你这么说，鸡都要不叫明儿了？太阳从西面升起了？ 驴不拉磨磨拉驴了？我多次看到他与人争辩，他是一个大个子，当他站起身来反 驳那些无稽之谈时，他居高临下地占据着道德的高位。在我的少年时代，他在我 眼里是一个掌握真理和拥有力量的人。我喜欢并且敬畏他。 　　他曾在我家所在的那座煤矿修房子，我有同学给他打小工。那个最笨的同学， 因为递不好砖，送不好泥，受到他无情而又风趣的训斥，引起工地上阵阵笑声。 他高高地立在墙头上，用那只六根指头的手握着瓦刀，他矫健的身体想做什么动 作就做什么动作。他是墙头上的建筑之神。我的同学们在下面，像老鼠一样乱窜。 我则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着他，为不能做他的小工而心生遗憾。那就是我的小姨 夫。 　　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年代呵，几乎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实际上，从 那时到现在，根本谈不到有多么久远，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生活的逻辑突然发 生了变化，小姨夫谓之天方夜谭的那个真理的反面：驴不拉磨磨拉驴，变成了我 们社会的现实。小姨夫凭着他那双慧眼，认识了现实，看清楚了一切，他一定也 从某种渠道领悟了那个最高的命令：“不争论”，他明白不争论就意味着不必捍 卫真理，容忍逻辑混乱，而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只好走进了沉默之门。 　　小姨夫叉手叉脚走在村中水泥路面上，步态缓慢，两眼无神。他是一只受伤 的鸟，掉落在陌生的境遇里，再也无法振翅飞翔了。 　　姐姐 　　姐姐问我：“作家？他们叫你作家，啊？这作家……” 　　我不明白她这样问话是什么意思，我望着她的脸，想要她把话说完整，她却 不说了，她只是笑着。那种笑很难描述，就好像她在问一只刺猬叫什么名字，既 知刺猬无法回答她，她便觉得很有趣似的。 　　这是清明节回老家烧完纸，大家闲坐在小姨家院子里的情景。小姨一家人， 我的哥嫂和我的妻子，还有本家叔侄兄弟们，大家在农家院子的阳光里站成一大 片。我坐在屋檐下一只小板凳上，抬头望我的姐姐，太阳晃得我睁不开眼睛。大 家看我半天不回答，全都笑起来。这时候我觉得我确实成了一只刺猬，处于众人 的包围之中，但却没有人能够捉住我。 　　我姐姐就是这样把我从众人之中分离出来。这些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 与我血脉相连，他们一直在我的身边看着我长大，看着我由一个白脸的孩子长出 了茂盛的络腮胡子。我也一直看着他们，看着他们怎样一天天变老，却始终能够 保持原貌。 　　隔了好半天，我回答姐姐说：“我肯定会写一写你的。”姐姐爽朗地笑了， 这一次她笑出声来了，她五十二岁的脸孔突然变得生动。这时我发现，她真的一 点都没有显老，她还是那个轴承厂的年轻女工，她还是长治二中的初中女生，还 像小时候一样双手捧住我的脸，试图亲吻我，而我则竭尽全力地抗拒着。 　　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得太多了。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起，就总是见不着她， 因为她在离家很远的长治市二中上学，几个月才回家来一次。她的脸蛋胖胖的， 圆圆的，两只眼睛特别大。她的眼睛是我后来在小说中看到的那种会说话的眼睛， 我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见到我的时候，她总是笑着跑过来，抱住我，要吻我。 我从不习惯如此的亲昵，并且我看她是一个陌生人，我总是无能为力地反抗着这 种贸然强加的亲密关系。姐姐对我的反抗也不嗔怪，因为我太小了，反抗总是归 于无效，她总是能够得逞的。她哈哈笑着离去了，又去长治二中当她的初中女生 了。 　　姐姐从长治二中回家来，并不总是笑，也不总是追着吻我。她有时也哭。她 哭着告诉我们的母亲，舅妈如何待她不好，舅舅如何软弱无能。她星期天到长治 医院的舅妈家中，希望能吃到一顿好饭，但她总是饿着肚子走出来。舅舅在寒冷 的大街上送她走很远，以此来表达他的歉意。剩下姐姐一个人走在街上时，姐姐 就哭了，几个月后回家来再哭一回。姐姐每次回来总是如此这般地述说着。我那 时候感到很奇怪：既然吃不到舅妈家的饭，为什么总要去她家呢？就不能不去吗？ 那个我见过的漂亮的舅舅为什么就一次都不敢违抗他那个丑陋的老婆呢？ 　　但是，即便姐姐走在异乡街头的冷风里哭泣，她也还是令我羡慕，使我感到 神秘的。她生活在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她所走动的异地城市的街头恐怕是我一辈 子都到达不了的地方，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不知已经目睹了多少我永远无从知 晓的事物。后来，姐姐还又参加了文革大串联，她和她的同学们徒步走到了刘胡 兰的故乡，她们还要走往更远处，走往北京城去朝见毛主席时，她们被勒令返回 了。但是，我的陌生而神秘的姐姐却并没有走回到我们家里来，她在长治市轴承 厂当了女工。光是轴承厂这个闻所未闻的名字就已经令我颠倒，当姐姐给全家人 解释何为轴承时，她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伟大的姐姐。 　　和姐姐相比，我算个什么呢？我只能呆在家中，我像一只蚂蚁只能在窝边爬 行。我永远处于奶奶的监视之中，受着妈妈的责骂，看着爸爸恐怖的黑脸。我那 时虽不知自由二字，却已经在姐姐的感召之下，热烈地悄悄地向往着自由和远方， 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姐姐却并不以自由为满足。她要找对象了。当我们家搬到铁路边一个 小村子时，姐姐的第一个对象来了，姐姐也从轴承厂回来了。那个高大的男子来 自遥远的内蒙古。他长着一个额头过于突出的脑袋。这成为姐姐的失望所在。那 个男子站到我们新家的炕头，用一粒籽麻扣为我们家接通了有线广播。那个灰色 小匣子在内蒙古男子轻轻扣上小小的籽麻扣时突然发出了声音，简直令人不可思 议。我为此极愿我的姐姐嫁给他。然而，额头更为关键。内蒙古男子很快就离去 了。我的妈妈和姐姐开始反复地谈论着那男子的额头，在我听来她们简直不厌其 烦而又荒唐之极。为什么他那样的额头就不行呢？为什么内蒙古草原，包头钢铁 厂，穿军大衣的高大身材和用籽麻扣就能接通广播，所有这些好的因素就不被考 虑，甚至谈都不谈呢？我想象那位男子一定是伤心而去的。我想象他披着黄色军 大衣的高大身躯如何行走在通往草原的路上。那个临近过年的冬天显得更为寒冷， 因为有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在远方，是我的姐姐伤害了他。 　　姐姐找对象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家来，跟妈妈谈论着 某老干部家儿子，某武装部长的儿子，某三好工人和五好战士时，我由小学一年 级升入三年级，然后升入五年级。我越来越自以为明白找对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其间，我们家又一次搬家，来到了离我姐姐的轴承厂更远的一座煤矿上。这时候， 姐姐领回来一个即将退役的五好战士。他一身草绿色戎装，也是高大的身材，看 上去蛮漂亮的。他来到我们家就一声不响地干活，他把我们家门口的泥地全都铺 上了方砖。他蹲在地上手执方砖的身影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部 队以后，就不断地写信给我的姐姐。姐姐拿了他的信回来，让全家人传看并作出 评价。他的钢笔字在我们家人看来很是漂亮，他信中所说的都是非常得体的毫无 感情色彩的时髦政治用语，根本不用担心有不便传看的内容，更为关键的是他早 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还是解放军的班长。另外他还是一个孤儿，从小受到养 父母的虐待，受了足够的苦。这后一点特别重要：一个吃过苦的人就绝不会是一 个坏人（这里隐含着阶级观念），一个受虐待者当然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受姐姐的 支配（这是一种错误的预期）。我的父母于是认为这是他们理想的女婿。当他很 快复员到轴承厂时，姐姐很快就跟他结婚了。婚后不到二年，他的支气管哮喘开 始发作，以后一年比一年加重。这就是我今天的姐夫。 　　婚后的姐姐在轴承厂有了一个小家，那是一个大杂院中一大排小平房中的一 间。我曾经去姐姐家中小住。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初中生，渴望看到动物园里的 老虎和猴子。姐姐家离动物园很近。我看到了老虎和猴子，还有老鹰和狼等很多 传说中的动物。姐姐和姐夫还领我去动物园对面的电影院里看电影。姐姐的家及 其周围是一个乐园，是不可思议的繁华城市，相比我长年居住的煤矿，那里简直 就是天堂。姐姐明朗的笑容照亮着她的小家和所有一切，我看到这就是幸福。我 听到有人赞美姐姐是轴承厂最漂亮的姑娘，我也觉得是这样，但姐姐却说哪里会 数我漂亮，轴承厂有十大美女呢，那第一美女你不知道有多好看呢！姐姐尽管谦 虚得很认真，我却看不出姐姐哪里不美。 　　姐夫呢，果然如我们家人婚前所料，经常受到姐姐的喝斥。当他受喝斥时脸 上也堆满了笑。这都是令人满意的。但姐姐说其实你姐夫也厉害着呢，经常气得 我哭。我却不曾看到此种情况的发生。直到不久以后我跟随姐夫第一次去北京， 我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那时候他的哮喘病已确诊，他走到哪里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到处寻找治哮喘病的医生和药物。他领着我走在北京街头，然后他撇下我找 他的药去了。我惊慌失措地站立在北京街头好几个小时，我以为我从此以后再也 找不到我的家人了。我紧紧依偎着一根电线杆子，因为他要我在这根电线杆子下 等他，但他似乎永不回来了，他抛弃了我，他把我遗忘在了这望不见尽头的滚滚 车流和人流之中。但他后来还是来找我了，他说他去买了药，还顺便去逛了逛军 事博物馆。我恨透了他。恨了他好几年。但我的仇恨和诉苦却无奈他何。他是一 个我行我素的人，任何人都别想以任何方式影响他。他从来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想 法，别人的心情，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个贫苦的孤儿、五好战士和中共党员的确 是与众不同的，他的性格如一道坚固的墙壁，任何语言都无法穿透。 　　当我不再记他的仇以后，我时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姐姐这几十年来逐渐的变 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姐夫的影响？姐姐后来不再批评姐夫的行事方式，她对我 说，你姐夫他只是不会说话。姐姐在这里强调的是语言在婚姻中的次要性。实际 上这是错误的，婚姻中的语言结构，其重要性我认为超过爱情里的“共同语言”。 那些起初毫不相爱的人们，走进婚姻以后，正是通过只能产生于他们二人之间的 “闲语碎言”，日积月累搭建起了家庭的屋顶，并在其中相互怜惜。我眼见的情 况是，两个人结为夫妻，一辈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不会说话”的那个人反 而能够改变那个“会说话”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姐姐说话后来变得越来越像姐夫 了。当然，这一切只有漫长的岁月中才会变为现实。 　　在此基础上，我相信了我早就听过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夫妻俩的长相会越来 越向一起靠拢（我起初认为这是笑谈）。我的姐姐和姐夫就是例子。不仅他们两 人越来越相像，而且他们生育出更像他们两个人的下一代人，还正在抚育第三代 人。他们有了孙子和外孙。 　　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姐姐从长治二中的初中女生走到现在，姐夫从五好 战士成为我的姐夫和哮喘病患者，我从爱幻想的少年成长为百无一用的书生，这 一切都是无可指责的，并且是无可追悔的。只有当我们回顾先前时，才会觉得即 使是这样的合理性，也是怵目惊心的。 　　从老家乘车返回时，我们去姐姐家看望姐夫。姐夫最近又被查出患有肝腹水， 我们都为他担心。这不知道是他的第几种并发症了。这个一辈子受疾病折磨的人， 从来只把疾病当成可以克服的对象，几乎看不出疾病对他的心理和思想有何影响。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是一个老病号。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就像说他是一 个老会计一样的稀松平常，没有任何的怨艾，恐惧和悲伤。他真是一个纯粹的病 人。 　　当我们一堆人涌进屋子里时，姐夫走出到屋子中央迎接我们，朝我们大家笑。 他果然瘦得多了，又黑又瘦。他那一成不变的笑容，都已经笑了一辈子了，此刻 在他瘦下去的脸上，那笑容也似乎更加深刻了。我都不忍正面看他。面对病人， 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是有罪的。在他们面前，我们不应该有优越感，我们应该任由 负疚感像锥子一样从内部刺痛我们，我们应该和他们共同感受生命的软弱无能。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我们将既无法骄傲，也无法快乐。 　　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正在里屋睡觉，姐姐招呼我们去看看她可爱的外孙女。 婴儿在大家的注视下醒了，发出哭的声音。她可能还不会笑。她粉色的皮肤，鼓 着的腮帮子，纤细的头发吸引着我们所有人的目光。大家都说孩子真俊呀。这是 对新生命的礼赞。我的姐姐听到这样的赞美高兴地笑了，姐夫站在旁边似笑非笑。 　　我看着姐姐和姐夫。此刻的姐姐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姐夫回到了五好战士时 的憨厚木讷。新生的婴儿正在努力哭喊，催他们老去。人声喧闹，大家对此视而 不见。我站在人堆里，独自心潮澎湃。岁月在我眼里，如浓雾散开，一切都显出 其似是而非，令人忧伤。 　　我在心里嘟囔着说：姐姐呵姐姐，无论如何，我们一起从岁月中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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