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前言： 　　这是一篇与中国国内“非典”历史（2003年）同步撰写的评论，当时只因不 能已于言，逐日发表在国内一个较为安全的BBS上。“非典时期”是离我们较近 的一个历史事件，然而当日存在的隐患，今日消除了吗？ 　　…… 　　所以我以为这段历史也许仍然有重提的必要。 　　非典型病症与典型病症 　　楚　风 　　（2003-4-29） 　　一、 想要健康也难 　　“非典”还未光临的时候我们的健康环境已经很不安全了，单说时下流行的 几种主要的传染病，情况就够让人心惊肉跳的： 　　乙肝，目前我国乙肝携带者已超过1.2亿人，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人。 　　艾滋病，据联合国《2000年世界妇女状况》报告统计，1997 年，中国艾滋 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人数已达44万，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1年底，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总数为120万，其中我国居该地区第1位，同时居亚洲第4位和世界第17 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感染率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艾滋病低流行期，但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艾滋病防治形势不容乐 观。 　　肺结核，中国在1998年统计的“活动性肺结核”病人达600多万，占世界结 核病患者总数的1/4以上，感染结核菌人数达3.3亿。至2000年底，中国涂阳肺结 核患病率为121.6/10万，传染性肺结核患病率为157.8/10万，全国1/3的人口已 感染结核菌，受感染人数超过4亿，未来十年内可能有3000万人患结核病。 　　…… 　　面对这样一组庞大的数字，暂且排除你就是其中不幸的一个，就说你是个健 康人吧，除非你足不出户，否则你每天都有与他们接触的可能，那么社会为你提 供过哪些防疫保护措施？你接受过哪些防疫安全教育？防疫站像是从你的生活中 消失了似的，这样已有多久了？细细想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三十岁上下）， 免费接种疫苗的记忆还在童年吧，可怜的一点防疫知识大都是自学的，你最后是 否跟我一样把心中的不安与无奈化为一声叹息：想要健康也难！ 　　（一）脆弱的防线 　　在未了解“非典”可怕的传染力之前，我以我低下的智商和贫乏的知识想当 然地认为，广东、北京是以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人口密集，流动频繁，你 来我往，把“非典”捎进带出，这些地方倍受“非典”青睐，不足为奇！然而与 经济和政治中心相距甚远的山西、内蒙竟也凑热闹，有幸成为是“非典”流行的 重灾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前天在网上不意间搜索到了山西晋城市民盟晋城市委的一份提案《关于加快 推进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读后我不由地想：“非典”的传染力固然非凡，但 是“绳子总是从细处断”却还是个真理！为了避免自己在摘引中断章取义，又想 摆脱混淆视听的嫌疑，现将原文的第二部分“我市卫生防疫站的现状”全引如下： 　　“晋城市卫生防疫站前身是晋东南地区防疫站，晋城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全 盘划归晋城市。现有在编工作人员９０名，按照其工作职能、性质和重要性，被 定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原晋东南地区防疫站在全省是赫赫有名的，各项 工作名例前茅。然而划归晋城以来，卫生防疫工作却是渐萧条起来。” 　　“首先，建市１６年来，卫生防疫站既是参与者，又是被检查对象，但每次 都不敢让来检查，怕给全市拉分抹黑，省检查团每次都要提出防疫站建设问题， 每次领导都当场表态赶快建，但一直到现在，防疫站还是靠租赁房子过日子。在 晋城上班的近６０人还有３０人在长治，由于多年来没有解决办公室的住房问题， 即是在晋城上班的６０人中，由于许多人家仍在长治，每星期一来、星期五走， 人心不安定。由于没有地方，原来的设备基本没有南迁，这几年上级拨给的一台 Ｘ光机，没有地方安放，一直封存在长治老院里；号称全市检验监测中心的防疫 站检验科，检验设备从长治拉下来后，挤入在几间根本不达标准的工作间里，互 相影响，完全不符合规范要求，只能这样凑合。” 　　“其次，设备老化、落后和缺少，直接影响到防疫工作的质量和信誉。市卫 生防疫站的设备，大多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配备的，一直延用到今，其检验方 法落后，既费时又费材料，其检验监测的科学性、可靠性也大打折扣。社会科学 发展到今天，同样的设备有些下属单位已经更换了三、四代,检测既方便又科学． 而市防疫站却始终用原来既笨重又不灵敏的仪器设备代表政府去检测人家，其权 威性和准确性让人怀疑．2000年5月阳城县东峪村发生大面积水污染中毒事件， 市防疫站全力以赴到现场帮助破案，检验人员连续奋站一个星期分析水质情况， 但因检验设备落后，操作过程复杂，所得数据互相矛盾不能定性，最后还上经北 京预防学会测定才得出正确结论．同年七月，泽州县某煤矿发生鼠药中毒事件， 市防疫站参与食物检验，虽经工作台人员昼夜辛苦，却因设备落后，致使结论错 误，最后经由省公安厅参与才得以破案．试想，市防疫站设备如此落后，怎样能 保持质量和工作台效率？怎能担负起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的重任？” 　　“第三，经费严重不足．防疫站的业务经费，在晋东南地区时期是最能够保 障的．要求每个工作人员每年下乡必须三分之一以上，每个科室都要对负责的工 作项目做出大量的调查研究，每年都有针对性地对务种人群健康情况、饮用水情 况、地方病情况，进行普查或重点详查，做到心中有数，这都需要相当大的经费 作保证．在晋东南地区时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原晋东南地区防疫站的工作在全省 是先进的，甚至有的项目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晋城市管县以后，防疫站的经费逐 年减少，财政所拨的工作经费由最社初的每年８万元，先后降至９９年的７万元， 2000年的4万元,到2001年的零不仅如此,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资部分中的 170元都没有给.虽然防疫站是个收费的单位,所收费用只能用于工作经费的不足, 搞基建、购设备是完全不能支付的,况且防疫站绝大多数的工作是义务的、无偿 的，多年来防疫站只是处在维持的状态，由于经费的不足，多年来设备得不到更 新，工作人员的业务技术得不到应有的培训，人员技术也都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 作为晋城市卫生防疫的领头雁的市防疫站，还是如此状况，我市的卫生防疫工作 的到位情况如何可想而知。” 　　是的，曾经在全省是“赫赫有名”的、作为晋城市卫生防疫的“领头雁”的 市防疫站的现状尚且如此，山西其他地区的防疫状况又如何呢？比山西经济更加 落后的内蒙在防疫建设上的投资又会如何呢？ 　　乙肝曾一度引起了国人恐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淡忘了，淡忘的原因大概是 因为患病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不像“非典”来得火爆，占人口十分之一的乙肝 患者和病毒携带者都在经历着或者将要经历病痛的折磨，根治还是个世界性的难 题，但是疫苗早都有了，所以预防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愿不愿做的问题，我们可曾 调查过，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健康的国民接受过接种的有多少？又是一笔可以搞清 但没有搞清的糊涂账！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 皮书》中“第 九 章?卫生与健康?9.4章?C控制传染病的具体目标”里明明写着： “使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降低50％，21世纪初期消除甲肝流行，乙肝抗原的携带 率由目前的10％降低到3％以下，21世纪消除戊型肝炎，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率 减至1％以下。”我不知道21世界的初期究竟有多长，但我看到的事实是乙肝传 染范围还在继续扩大！ 　　我国“非典” 流行的区域与乙肝流行十分相似，一是经济（现在区域经济 地位往往决定着区域政治地位）相对发达的地区，另一个就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广州和北京是乙肝流行区，而西部乙肝患者及病毒携带者竟超过了人口的10％ ， 前者有能力却无作为，后者无能力也就安于无作为。那么现在大家普遍担心的是， “非典”侵入防线更为脆弱的中西部后，我们如何阻止它在这些地方蔓延？！ 　　我的思维逻辑常常被直观的感受代替，所以我知道我的这些推问不值一哂， 官样的美好的规划总是写在纸上而远离我的生活，比如我觉得《中国21世纪议程 ——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中的规划就很美好，但是看了山西晋 城市民盟晋城市委的这份关于防疫站的建设的提案后，我的直观感受就是“非典” 过后如果认为天下就太平无事了，那么21世纪末只需要将纸上的数字改为“22”， 下个世纪的国人读起《中国22世纪议程——中国22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 来仍然会觉得无比神往！ 　　借用这一句话“事情的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非典”不期而至 了，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但是“非典”风头过后，政府是否能以长远为计，为 国民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疫长城呢？ 　　（二）集体无知 　　（2003－5－6） 　　这次“非典”侵袭过程中，医务人员竟成为比较早的受害者和传播者，以广 东、北京和山西三省市的医务人员感染比例为最，直到4月下旬医务人员新增感 染人数方才趋于下降。 　　医生和护士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在接触危险病人的时候难免有被传染的可 能，所以在他们的职业培训中救治病人与自我保护的意识恐怕该是同等重要的， 某种程度上讲，医护人员保护自我不仅是为了更多地救治病人，而且也是在为病 人负责：如果再有一个什么“后非典”悄然到来，传染力比“非典”还强，我们 的医护人员会不会又成为较早倒下去的一批？而医院成为病毒传播的主要场所之 一，那么不但救死扶伤无从谈起，恐怕人们对医院和医护人员唯有避之而不及了！ 　　这次“非典”让人们恐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来自医院，最具疾病防护知识和 最具疾病防护条件的医护人员成批地倒下，给人们的印象是什么：那么多的医生 都不能幸免，等死吧，这病是没救了！医院是最大的传染区，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到医院去就诊，千成不要接触医生！ 　　在“非典”突如其来之前，我们走进医院已经是小心翼翼了，所谓“吃五谷 生百病”，去那里的都不是“好人”，不是万不得已绝不去那里！因为母亲多病， 尤其是这一年跟医院打交道的次数又多起来，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几乎所 有的医院给人的感觉都是拥挤、窒息和肮脏的，从影视里看到的公园式的开放、 清新、干净的绿色的医院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我想有这样的条件的医院原本是 该存在的，只是离我们很远，或者我们还不具备“享受”的资格。而在医院里， 看到衣着整齐，医护帽、口罩和手套全副“武装”起来的医护人员的机会太少， 隅尔在查房的时候有个别新手是这样“武装”自己，然后呢，在危重病人观察室 里有的，在手术室里有的，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全然以“革命大无畏精神”武装着 自己，不按操作规程作业，近距离地与病人接触，大咧咧地与熟识的病人握手， 所以他们是不安全的，所以来医院的人都不安全。 　　医生最了解疾病给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他们应该为病人提供战胜病痛的 物质、技术和心理保障，但是“非典”流行的前期，他们不但没有做好，就连保 护自身这一点都显得中气不足。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不幸染病甚至牺牲的医 护人员是值得钦敬的，然而如果他们平时注意了业务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医院 里戴医护帽、戴口罩和戴手套这些最起码的“小事”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习惯， 那么在遭遇“非典”的时候他们的损失是否可以大大地减少呢？答案是肯定的！ 　　小儿一岁的时候曾高烧不退，我们当父母的不知道他染上了麻疹，只想着这 个疫苗在他出生8个月时已经接种了，但没想到接种之后还有发病的可能，我们 无知似乎还情有可原，因为我们不是医生，然而在山东一座中等城市的三家大医 院里竟没有一位医生知道孩子患的是麻疹，经过所谓的专家近三个月的折腾，他 们险些断送了小儿的命，最后是一个民间老中医用5元钱的方子救活了孩子，那 次我感触颇深：庸医害命！ 　　如果说医务人员对麻疹这种常见传染病的误诊仅是地域性个案，那么在国内 曾一度绝迹的梅毒、淋病等性病死灰复燃，曾一度控制的肺结核病又呈蔓延之势 等等情况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不了解是无知，不作为 是最大的无知！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是官僚还是百姓，我们对疾病的预防处于集体无知状 态，“非典”跟我们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它从发生到肆虐已经经历了长达六个 月的时间，我们因为集体无知而错过了许多控制疫情蔓延的好机会，现在又只好 喊出了“严防死守”四个字，坚定的信念背后有没有无可奈何的承受呢？！ 　　（三）医院，好高的门槛 　　经济在发展，收入在增多，物价也相应提高，这本来是正常情况，但是经济 的畸型发展，导致了社会贫富严重分化，中国的城乡都出现了一个成员数目巨大 的贫困群体，中产阶层在社会经济地位中远未占据主导，社会财富占有形成了 “倒金字塔式”的不稳定结构，就医治病对拥有少量财富的大多数市民和农民来 说都不轻松。 　　2001年2月13日《华声月报》载文《药价太高：中国50%的城市居民有病不 看》：“据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中国居民患病率增加了7.3%， 但如今却有50%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其就诊率比5年前下降了18.8%,特别是一些 中小城市，30%的应住院的病人选择了在家治病或采取保守治疗，医院住院率下 降了4.3%。其中，药价高昂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城镇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准失业人員）﹐ 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许多退休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 孤儿、未获得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 的调查测算﹐1995年﹐全国城镇贫困居民占全部城镇非农业居民人口的比例为 8.6％﹐约为2428万人﹔全国城镇貧困戶约为659万戶﹐占全部非农戶的7.6％。 即使只按绝对贫困的标准推算﹐全国城镇贫困人口和家庭已分別达到1242万人和 332.9万戶。中国城镇贫困群体的人数不仅规模大﹐而且增幅大。到1996年﹐全 国城镇低收入人口约为3200万人。从比重上看﹐在中国城镇贫困群体队伍中﹐是 以失业人員、下岗职工和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其所赡养的人口占据主导位置。 这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贫困群体的情形大不相同。”（本段文字摘自《中国现分 阶段贫困群体分析》，作者丹妮儿） 　　2001年笔者离开山东淄博周村区（县级区）时，该区下岗问题已经残酷到不 考虑夫妻双方是否同在一个工厂的地步，下岗工人再就业时主要从事400元一个 月、不管吃住、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的非技术性临时工作，至于每月200元的下 岗救济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赤贫家庭的生活状况令人目不忍睹！有病无 钱医治，有病不敢医治，为了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他们只有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医院门槛高，对市民是如此，对农民更是如此。 　　“80年代以后，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 使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几乎完全变成了自费医疗。医疗费用的攀升， 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 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 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 5.1倍。对宁夏回族自治区2470户、11140人医疗费用调查显示，全年人均医疗费 用为178元，医疗费占人均收入的12.4％，45％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农户医 疗费占全年收入的21.6％。即使考虑到农村的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因素，农民医 疗费用的增幅仍大大超过了其承受能力。” 　　“医疗费用的快速、大幅上升（高于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一倍以上）， 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但其经 济风险却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7－30倍。农民住院一次，意味着承担20倍于未住院 就医者的经济压力。在缺医少药的短缺时代过后，中国农民出现了新的"看病贵、 住院贵"问题。70％的农民认为目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20％明确表示已看不起 病。无钱看病买药、无钱住院治疗的病人增多。据调查，农民生病无钱就诊的比 例由1985年的4％上升到1993年的7％，需住院而无钱未住院的比例由13.4％上升 到24.5％。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农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有72％， 应住院未住院的有89％。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医疗费用，成为当前 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以上两段文字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论文《试论国家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中的作用》） 　　我想到了山西那个不幸的7口之家，他们是山西最早的“非典”患者，却因 为不能交纳入院押金而被拒之门外，金钱使许多白衣使者有了见死不救的铁石心 肠，医院不再普救众生了，享受公费医疗是许多国家公民的权利，在我们这个国 度却成了“特权”，只是因为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富裕吗？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急于把许多应对国民尽到的义务推向了“市场”，并且 卖了好价钱——中高等教育推向了市场，住房推向了市场，就业推向了市场，医 疗推向了市场——拿钱来！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贫困救济等） 的前提下，这样的“市场经济” 全然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的“人之道”， “天道”离平民越来越远了，这个社会俨然是富人的乐园！ 　　5月1日，卫生部等就非典救治费用发出紧急通知，我坐在屏幕前兴奋了很久， 兴奋之余又习惯性地“神思飞扬”：门槛终于降下来了，是不是有人会因此而受 宠若惊？是不是有人会因此而感激涕零？是不是有人会因此而叹息“非典”光顾 自己太早？是不是有人会怨恨自己康复得过早？………“非典”过后，“后非典” 来了呢？………不要怪我，平民的思维就是这样！ 　　“非典”所到之处，其实大家都很无辜，那么再遇瘟疫流行之时，公民是否 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自己的政府说：拿钱来，给我治病！ 　　二、从非典型病症看社会典型病症 　　引子：又闻“严防死守” 　　（2003－5－7） 　　1998年夏季洪水对新一届领导班子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长江、嫩江、松花 江水位居高不下，江堤频频告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严防死守”的呼声灌满了 耳朵，那个感觉不亚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五年过去了，在又一届领导班子初上任之时又闻“严防死守”，这个熟悉的 感觉让我心跳：怎么了，又到生死攸关之时了！ 　　看到温总理频频到“抗非”一线视察的身影，就想起了当年朱总理奔波于抗 洪抢险前线的辛苦，听到罢免不负责任的庸吏的消息，就想起朱总理曾拍案而起 大骂“豆腐碴工程”是“王八工程”的激愤，电视前，妻子说：“温总理显老 了！”当年朱总理不也夜不成寐？他们本来就不是小伙子， “一夜不眠，十日 难安”，到了这年龄，能不显老！老天不长眼，为什么又在新一届班子刚刚制定 宏伟蓝图，正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突降如此天灾？！两位总理都 很无辜，都很无奈，我替他们叹息：生不逢时，一上台就成了“灭火队员”了！ 　　水利专家说：1998年全国性的洪灾百年不遇！ 　　1998年中国鲜有能抵抗五十年一遇洪水的大堤，那么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 大水之后，现在我们的江河大堤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年的安全保障？ 　　医学专家说：“非典”病毒亘古未有！ 　　是否每一种新的病毒出现都要给我们带来如此的恐慌呢？ 　　洪水年年有，不破堤不能引起注意；瘟疫年年发，不死人算不得大事！ 　　人祸不除，天灾难救，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人事上，尤其坏在腐败糜烂的官 僚体制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今已是老生常谈，说起来不新鲜，但事 实上还是这个理，大小官僚手中的权力缺少来自法律的约束，缺少来自社会的监 督，这就是腐败的症结。 　　自私乃人性之恶，单靠道德的约束是苍白无力的，腐败縻烂的官僚体制下， 对于官僚的腐败行为我现在只能表示充分的理解，至于其他情感，以前曾有过， 也在以前就麻木了。 　　下面我只想说说我——一个平民被迫“理解”的为官之道。 　　（一） 政绩之道：短、频、快 　　（2003－5－9） 　　与时俱进，各种公平的、不公平的竞争机制引入官场，官场如战场，“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官位常有，官僚常新，想做稳了也难：升官难，保官难， 一不小心撞在“枪口”上被降了、免了，想东山再起何其难！五年一任，时日苦 短，所以当官也如球队的升级战和保级战一样，以攻为守是上上策。如果有一个 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对选拔人才、促进民生无疑是最积极的，否 则在官场上竞争就可能变为不择手段的血腥厮杀。 　　暗箱操作、实用主义和长官意志使竞争环境乌烟瘴气、恶臭无比，于是 “短”、“频”、“快”的政绩观念大行其道。 　　为保证任期内尽量多地捞到升迁的政治资本，各级官僚执政普遍有短期效应 的特点。跟风——上级领导喜欢什么，社会流行什么，什么做起来最显眼，什么 做起来又最省力，便似“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任领导上台往往就意味着新一 轮的折腾开始，所谓改天换日！ 　　他们总是想：全国洪水旱灾年年有，但不会年年发生在我的头上，修堤筑坝， 疏浚江河，那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岂能我做了，别人受惠！不幸洪水滔天了，堤 溃坝坍了，问题出现了，他们又会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上一任的问题，我有什么 罪过！君不见领导出现在抗洪抢险前线，形象何其正大庄严，言辞何其激动人心！ 君不见庆功会上领导气度何其豪迈，君不见领导表情何其喜悦——这个政绩搞得 出乎意料！ 　　他们总是想：农村问题多，咱们等一等，一等就是二十年！他们总是想，教 育问题多，但迫于上下的压力，那就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把“素质教育” 的讨论搞热，然后呢？能不拖欠教师工资就算政绩了。 　　他们总是想：疫情全国年年有，像“非典”这样“立等就死”的不多见，建 设、完善防疫体系投入大、见效慢——瘟疫没有发生怎么办？不如搞个形象工程， 说不定可以“流芳”万代，至少也可以讨得上级喜欢。只因上级说了“要建设我 们的锦绣河山”，咱立马成立一个“锦绣河山办”（全称“锦绣河山工程办公 室”，陕西各级政府都设），全不怕这机关的名字听起来不伦不类，全不怕这机 关的职能说起来二不跨五！“非典”来了，这次有点难缠，继北京疫情严峻之后， 中央动了真的，下了狠手，各地方才警觉：怎么办？“严防死守”！大家都希望 把“非典”拒之于城门之外，宽出严进，一路污染，一直污染了全国大部分省份。 　　直到5月8日才看到《今起上海所有乘火车旅客须填健康登记卡并测体温》报 道：“从今天上午8时开始，所有乘火车旅行的旅客，都必须持车票和《旅客个 人健康信息登记卡》，并经过体温检测，才能进出车站。”姗姗迟来啊，姗姗迟 来，但总算来了！我不相信正常人的智力有多大的差别，许多问题都在那里明摆 的，平民早已经想到，为什么我们掌握着民生国运的各级官僚现在才想到呢？！ 　　2003年11月16广州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以来，几近半年，数千例患者治 疗费用问题直到5月1日，卫生部等就“非典”救治费用发出紧急通知才算基本上 有了解决的依据；虽然“防非断源”的共识早已达成，但是从几个“非典”重灾 区出来的人却源源不断，西部，西部的许多省市的属于劳务输出型经济，除了少 数高层打工仔，他们大部分叫被叫做“民工”，他们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非典” 时期他们如何安置？5月1日前至今，西部正承受着难以负荷的民工返乡压力，因 为他们中有人就是“非典”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如果我们的主要污染源地能较早 地务实的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西部成为“非典”第二个高发区域的可能 性就会大大降低。陕西南部某市，我的家乡已经出现了1例“非典”病人，自“五? 一”前至今每天有千余人返乡，而且有增无减，市政府所在的区90多万人口中有 26万打工者，没有回来的还很多，他们能像家乡市领导期待的那样留在原地吗？ 他们能像打工所在地的领导期待的那样离开那里吗？ 　　现实给我们这样的错觉：不是平民是不会为平民思考的！“非典”横行之后， 高发区一片恐慌，地方经济损失惨重，服务行业首当其冲，而这些行业恰恰也是 流动人口从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与流动人口的生存发生关系最直接、最密切 的地方，口、喝、撒、睡，人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许多老板被迫关门歇业，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个时候，那些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民工能不 急于回家吗？ 　　“抗非防非”的战役中，我们的政策屡屡后滞，这还是“短、频、快”的政 绩观念在作怪，因为“等、靠、拖”是“短、频、快”的政绩观念的另一表现， 平民能想的问题官僚们不是没想到，而是那做起来难，那做起来“不好看”，那 做起来自讨苦吃，那做起来不容易出“政绩”！ 　　真正面对现实，是新政府要给国人和世界展示的新姿态，那么我提两点建议： 　　能不能有气魄宣布：所有“非典”患者的医疗费用，无论是否已经支付，都 由国家承担？ 　　能不能把“抗非防非”的工作重心迅速向中、西部倾斜？从形势上看，“非 典”可能在那里“后法制人”，从物质、技术和观念上讲，那里都是最薄弱的一 个环节！ 　　写到这儿，我又怕另外一件事被不幸言中：“抗非防非”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抓，而且要狠抓，但是这会不会使官僚们把其他的一些关系民生大计的工作忽略 了呢？所有的单位要重视“抗非防非”的工作是应该的，但是如果都只做“抗非 防非”的工作那便是形式主义！ 　　（二） 求官之道：瞒、哄、骗 　　（2003-5-10） 　　让我们对北京301医院72岁的老军医蒋彦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 “防非抗非”的全国性战役将因为政府的不诚实而继续迟延，没有他，“非典” 给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带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将更加难以估量（直到今天我们还不 能清楚地知道医治一个“非典”病人至少要花费多少人民币），没有他，新一届 政府可能失去在世界重新树立诚实形象的机会！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学习，让我们拿出勇气开始说真话吧！中国的平民 不敢对官僚说真话，是因为怕，怕官僚们讳疾忌医；中国的官僚不会说真话，是 因为习惯，习惯了说假话来保证自己的仕途平坦——习惯上讲，中国的不少官僚 在升迁过程中都已谙练瞒、哄、骗之道了。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表示 “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面向国人、面向世界撒了一个可怕的谎，蒙蔽了国人， 人为地扩大了疫情，刺伤了战斗在“抗非典”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损害了大 国诚信的形象，张文康代表卫生部在中央电视台疫情报道中隐瞒真相、指鹿为马 的“轻松一刻”，于民、于国、于世界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卫生部长只不过是顺着惯性滑得远了一点——也许在他 认为还不算远，甚至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的发言不只代表自己！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七品芝麻官 徐九经的为官认知，所以张文康 “撞枪口”，“碰风头”，被撤职，也算不得 冤屈，而且于己于人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对个人来说至少是种解脱——从此可 以远离谎言，对他的同僚来说至少是“现身说法”的警戒！ 　　这是否就是政府树立诚信的形象的开始？我们还不能最后确定！毕竟这次还 不算主动，还迫于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但是风向似乎变了，因为大家都呼吸到了 一点清新的空气。 　　讲真话吧，国内的问题再大、再多、再难，让大家都知道吧，这多年不是苦 过来了，有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扛的？！我们的国民不仅善于忍耐，而且善于理解 和承担，你如何再对他们掖着藏着不老实呢？你怎么再忍心不拿他们的感情当回 事儿呢？ 　　知情不报为“瞒”，虚报浮夸则为“哄”，在民间，老百姓称“统计局”为 “估计局”，真要按照实际情况估计出来的数字也该算是“真实”了，但是现在 许多数字连“估计”的标准都达不到，因为许多数字完全是按照上级意图“安排” 上去的，目的是“哄”得上级高兴，“哄”得上级舒心，这一高兴一舒心就不得 了，说不定仕途就有了！所以下级哄上级，地方“哄”中央，当朱总理豪迈地向 世界宣布我们的粮食储备充足，不种不收不进口还能自给两年，话音刚落，都怪 他太认真，揭开数字盖着的粮仓，结果竟有不少是空的！朱总理曾给“瞒”怕了， 也给“哄”怕了，所以从不愿到处题词的他却不止在一处写下了“不做假账”四 个字！ 　　除了“瞒”和“哄”的伎俩以外，不少官僚更倾向于“骗”，从方式上讲， “骗”比前两者获取利益来得更为简捷，它就是“空手道”，据《南方网》报道： 1999年7月，安徽颍上县再就业办公室的段荣先、杨立刚、张九龙让原颍上造纸 厂（当时已经破产）副厂长余起云多报下岗职工人数，冒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然后四人私分。看来报喜不报忧是相对的，如果报忧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忧” 也可以凭空而来——骗：伸手要钱的时候个个都是一副穷酸相，张口都说自己可 怜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夸大困难，虚报冒领，有人敢在下岗工人救济金上 做文章，也有人敢在扶贫款上做动心眼儿！ 　　最后咱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防非抗非”战 役中“瞒”术已败，那么是否还有人会大施“哄”术和“骗”术呢？“防非抗非” 耗资巨大，这是利用“数字技术”邀功请赏和大发国难财的好机会！如果有幸而 未能言中，那么中央政府防和堵的措施应该先行！ 　　（三） 他的死也许根本与“杀死”病毒无关 　　（2003-5-12） 　　孙志刚的死也许根本与“杀死”病毒（SARS）无关…… 　　孙志刚死于“杀死”病毒肆虐期间，但是法医鉴定，他的死与“杀死”病毒 无关，他真的是被杀死的，被一种拥有管理和执法权力的另类高等动物活活打死 的，所以他的死更让人心惊肉跳…… 　　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是被那样“杀死”的，根据法医鉴定结果来看，那应该叫 “虐杀”…… 　　继《南方都市报》等南方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告以段落”之后，《北京青 年报》做了短暂的接力报道，不过现在似乎也“告以段落”了：一个无辜的生命 被“杀死”之后却唤不起社会普遍的关注，我想，那一定有比“杀死”病毒更令 人恐怖的原因…… 　　兔死狐悲，靠打工生活的我的处境和志刚很相似，志刚的死和他死后社会照 例呈现出的平静状态，让我再次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足以淹没我的悲伤和愤怒， 如果要再问我对此还有其他什么感情，我要说：“我感到深深的羞耻！” 　　孙志刚死了，这是“非典”时期里发生的“典型”死亡，它的典型意义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忠实地展示了现实社会执法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暴力执法”的说法 常常为单纯的、罪恶的暴力遮丑！所谓“暴力执法”，仅仅是一个执法的手段的 问题，毕竟执行的还是“法”，然而三日之内把孙志刚变成野鬼冤魂的事件中却 只有暴力，其根本与执法无关！与此相似的事件如陕西“麻旦旦处女嫖娼案”和 重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赵川嫖娼案”等，都如出一辙，这哪里是什么执法， 这是以私利草菅人命！妓女和嫖客在中国还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在有 的执法者的心目中，唯愿天下除了自己的妻女之外的良家妇女都是妓女，唯愿天 下除了自己的父兄之外的男人都为嫖客，这样，就可以财源滚滚，不仅可以发财 致富，而且可以作为政绩升迁！同样，有人希望天下人都是流民，皆为三无人员， 皆可收容，皆需将钱赎出！只因孙志刚有点文化，知道一点权利，虽然自己幼稚 地以为申诉不算挑战，但是岂不知：权利算得了什么，权力才是硬道理，进来了 就是“有罪”，让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生杀予夺，全在手中！不然，“杀死” 你，还不比染“杀死”病毒快！报载，收容也可以赚钱，赚钱的事如何能让你坏 了！有了暂住证又算什么，有了身份证算什么，有了工作证明算什么，有了合法 居所算什么，杀一可以儆百，看以后谁进来了还敢认为自己不该拿钱！孙志刚的 死不过是不识相而已——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你以为你是谁，大 学生？进来了就是流民！ 　　第二，在中国等级无处不在，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内外之间等， 皆有分野，勿越雷池，平等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幌子！孙志刚不该是外乡人，孙志 刚不该是打工仔，孙志刚不该穷酸，孙志刚不该不是官！如果孙志刚是当地人， 如果孙志刚是大老板，如果孙志刚腰缠万贯，如果孙志刚大小是个官僚，那么， 孙志刚就是“自己人”！那么，孙志刚何至于被打死！那么，孙志刚被打死之后 何至于派出所、收容站和救治站都不承担责任又互不指责呢？那么，孙志刚的亲 人何至于欲伸怨而被来回踢皮球呢？那么，何至于数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敢接案替 民伸怨呢？那么，何至于凶手至今还逍遥法外呢？ 　　但是，孙志刚如果真是一个三无人员，孙志刚甚至于真的有罪，那么孙志刚 的死后是否还有见报的“荣耀”呢？孙志刚死后一度引起南方和北方媒体关注， 是否与他是“大学生”的“特殊”身份有关呢？否则为什么终究都“告以段落” 而再无下文呢？！ 　　最后，孙志刚事件尚无下文还让我们思考我们社会的一个“典型”问题，那 就是在“非常时期”政府该如何正常运行。在“非典时期”孙志刚的死不幸与 “非典”无关，否则也许可以依照“从重、从快、从严”的惯例来处理！我以为 我们的各级政府应该抛开“运动”和“行动”的老例，在“非常时期”表现出正 常从容的态度来，既能对“非常事件”应对自如，又能对“正常事件”处分得当， 丝毫不显出顾此失彼的仓皇来，那么社会稳定当在掌握之中！所以对孙志刚在 “非典”时期的“典型”死亡的妥善解决，也许对增进国民在“非常时期”对政 府的信心有关！ 　　三、 不该支付的学费 　　（2003-5-13） 　　“交学费了”，这轻松的一句是自我解嘲、自我安慰时的口头禅，如果真的 是为“不可避免”而付出的代价，那么自我解嘲和自我安慰就显得很必要了，因 为这不但可以使人放下包袱，重振旗鼓，而且拾得了可贵的失败的经验，从而避 免未来更大的损失；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是干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摸 着石头过河”，有些事情并非无所借鉴和学习，所以有些昂贵的代价本不该支付！ 　　同时，就个体而言，即使是交了不该交的“学费”，也无伤大体，痛是自己 的，与别人无关；但是就社会群体而言，代表着群体利益的各个领导机构万不可 拿“交学费了”来轻松地为自己的过失解嘲和开脱，因为交纳这样的每一笔“学 费”都可能导致群体共同利益走向瓦解。 　　（一） 维护表面稳定付出的代价 　　（2003-5-14至5-16） 　　对蒋彦永来说，写下这封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今年“两会”刚开 始时，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他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301医院看病， 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转到302传染病院。当时302医院也没有经验， 在诊治过程中有近10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 “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 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本段摘自《财经》杂志， 引号内是对蒋彦永话的引用） 　　新旧权力交接，国运民生系于“两会”，因此国人翘首、世界注目，当不为 怪，“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的想法也合情合理，但是“非典”病毒 并不没有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从广东遁形，它抓住“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的大好时机潜入了北京，并迅速蔓延，当我们的各级领导还死守着“为开好‘两 会’创造安定的条件”的教条，坚决否认“非典”病毒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扩散的 事实的时候，北京失去了“防御”的最佳时机，所以与无情的“非典”病毒对决 时，北京“失守”了！ 　　从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非典”在北京蔓延势头 正猛的信息传播向世界，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承认失误并做出重大人事 决定，政府态度由隐瞒到诚实，整整经历了12天，在这个节骨眼上，这12日就显 得多么漫长，由此也知道政府转变态度有多么艰难！但是“非典”无情，与此同 时，“非典”病例由蒋彦永公布的60人（4月3日，仅北京309医院）上升到339人 （4月20日，另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 例只有37例），此后的半个月里，北京“非典”病例每日都以百余人的速度迅速 增加！ 　　为了莫名其妙的“稳定”局面，除过直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之外，我们还要 为它付出多少额外的代价，在国内和国外，“重塑中国政府的诚实形象”就那么 容易吗？ 　　我们为维护表面的稳定而付出的代价少了吗？我们不是常常在“形势一片大 好”的欢呼声中自食苦果吗？我们真正地吸取教训了吗？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邓小平先生生前说过的，的确，中国要想繁荣富强， 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这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所谓“大 气候”和“小气候”。 　　但是不料“稳定压倒一切”却造成了现在“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粉饰太平，以制造稳定的假象： 　　农村问题早都不容乐观了，但还是被我们一年年用足以证明“丰收”的数字 乐观地忽视；贫富分化严重，贫穷人口比例过大，贫穷人口生活环境不断恶化， 却被我们一年年用足以证明我们经济飞速发展的GDP乐观地忽视；国有大中型企 业举步维艰，负债累累，下岗职工、失业人口生存艰难，却被我们一年年用增长 的产值和利税掩盖…… 　　各级政府部门的年终工作总结实际上是“请功报告”，成绩多多，总觉得是 方方面面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信可以查一查各级防疫部门2002年的年终工作总结， 也不会走出这个老例，如果不是因为“非典”是无情而“公正”的，那么几于瘫 痪的防疫体系如何能暴露于天下！ 　　强权压制，以隐瞒严重的问题： 　　以孙志刚被虐杀事件为例，我们先看看记者与孙志刚亲属的一段对话（摘自 《北京青年报》文章《大学生命丧收容所后续：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就 可以窥探到政府和百姓面对有“负面影响”的事件的不同态度。 　　“记者：这些部门给你们回答了吗？ 　　孙弟：有的就说不知道，有的让我们去找这里找那里。有的叫我们找法院， 找检察院。市检察院说他们管不了，只对公不对私的。后来去了法院，法院说材 料不收的，要诉状才行。 　　孙舅：我们到了民政局，民政局一个人下来接待，收了份材料，说人死在医 院里，让我们去找卫生局，我们又到了卫生局，卫生局没要材料，又把我们支到 了什么医学会，让我们上那里去调查医院的情况。医学会的两个同志就告诉我们 说要先做法医鉴定。就这样每天在外面跑，到处碰壁。 　　记者：这么多部门都找了，都没有给明确答复，你们的感触怎样？ 　　孙舅：没办法，人生地不熟，只好回去让家里人在家乡请律师，问了四五个 律师，都说这是跟政府打官司，都不敢接，找了五个，都不敢接。后来找到了一 个律师，他说必须要先有尸体解剖才行。” 　　这里有两种普遍得近于本能的反应：一方是推委隐瞒，另一方是畏惧无奈。 　　孙志刚事件的妥善解决已经有了一个“喜人”的开端，但是如果不是引起中 央重视，不知又会沉冤何时，即便如此，从媒体上似是而非的报道来看，真正迎 来告慰冤魂的那天，可能还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杜钢建先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说： 　　“信息层层作假，瞒报漏报，报喜不报忧，使政府公信力和威信严重受损， SARS暴露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最大弊端——官本位负责制。 　　各级官员究竟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也不是对工作，甚至不是对上级， 而是对他的官位。通过这次事件，相信这种状况在未来会有所改变。” 　　（《政经学者判断SARS如何改变中国》http://news.tom.com 2003年05月09 日10时45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多么诚肯的话啊，这就是我们的官场现状！虽然这样的现状要改变不是一剂 猛药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之后，我们还要等多久？！ 　　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中国前南大使馆被美军精确轰炸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期 待来了上级的电话通知，通知的精神却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一律不得组织学生 上街示威游行，相信政府，此事低调处理。那天早晨，我感受到了最深刻的沮丧， 那天早晨，我变得更加冷静而麻木……我操什么心啊！ 　　“非典”来到，它警告我们，社会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 验，“木桶原理”讲木桶的最大容量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那么我们也套用一 下，“链条原理”应该是社会抗风险的最大能力将由最脆弱的环节决定！短板不 加长，木桶盛不了许多水，脆弱的环节不加固，链条承不了许多力，平民百姓对 于社会稳定意义的认识比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深刻，因为社会的任何一个动荡， 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他们最爱稳定，他们最怕动荡，他们因而吞声而待，隐忍 以求，但是社会动荡往往最先从他们这里开始，因为他们最弱，他们的承受能力 最低，所以不务实地解决中国平民百姓最关心的几大问题，无论用什么方法来维 护表面的稳定都是极其危险的。 　　一个表面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一个真正稳定的局面才会开始形成！ 　　（二）为单一发展经济付出的代价 　　（2003-5-18） 　　我们还是先从“非典”说起。《非典带出卫生体制积弊》（作者：鲁宁。5 月6日《中国青年报》）一文指出： 　　“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 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各级医院的收则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市场。也就是 说，政府只为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当‘老板’，决不当各级医院的‘老板’。 　　可我们有些卫生管理部门历来热衷于当各级医院的‘老板’，而对于公共卫 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却很少操心。” 　　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为什么会热衷于当各级医院的“老板”，而忽略了其应付 的职责呢？政府职能倒错的根本原因还在我们的体制上。 　　从中央到地方，职能倒错的现象普遍存在，“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 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百分之十九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 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百分之十二。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却是两闰数的比例 在增长。”（引文来源同上《非典带出卫生体制积弊》）社会公共卫生环境建设 的支出可以压缩，社会教育投入也可以压缩，那么我们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用问，主要用于搞经济建设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感觉是从上到下，我们的各级政府更像是商会，我们 的政府官员更像是商人。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问题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人代中后 期已经显得比较突出，在民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如今这些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愈 演愈烈，有恃无恐。 　　“发展是个硬道理”，伟人的论断写满了天下，但是究竟发展什么，和如何 发展的问题一直没有搞得太清楚。在我们的许多官员的心中，“发展”就是指发 展经济，而事实上也如此，如今提拔官员主要依据的政绩就是看对发展经济做出 的贡献，因而各级官员在经济活动中充当大小“老板”的角色而底气十足，根本 不知道如果不是倚重手上的一点权力，做起生意来他们其实比不上民间的许多真 正的商人，但是这些民间的“能人”见了当官的也必须装“孙子”，因为真正依 法经营往往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没有“靠山”做不成生意，没有大“靠山” 做不成大生意，这些“靠山”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力，所以他们是真正 的老板，其他商人都是给他们打工的。 　　政府直接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既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又是经济活 动的参与者，“权”与“钱”结合，势必滋生腐败；国家以地方经济发展为评价 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官员为保官位而急功近利，势必导致放松政府的其他行政 职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为改革开放贡献了第一捧金子之后，许多人的 生活却每况愈下，数以亿计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以求生存，然而城乡 壁垒使他们不能以合法的身份存在于城市，耄耋之年的农民还在为国家上缴农业 税费，相反，“国家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退出与农民税负的不断增加，形成 强烈的对比，削弱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统治的道义基础。农民面临再一次被抛在现 代文明进程之外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现 代化进程的隐忧。”（《试论国家在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论文）…… 　　城市人口中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准失来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许 多退休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获得社会保险 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等贫困人口增加，他们已经是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着， 相反，市民为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需求不得不“倾囊而出” …… 　　“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论断也很英明，但是法律不健全、 行政管理不规范的时期，这个论断就成为许多官员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的思想武 器，地方经济GDP搞上去了，就是“好猫”，也不管明天就会破了的泡沫有多少， 也不管地方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也不管农民种地不如坐牢（坐牢出来不欠账，种 地往往需要倒贴），也不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和农村都正重复着资本主义原 始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血腥味十足的“羊吃人”的现象！所以国家经济高速发展 的同时，许多人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越来越 缺少安全感了？ 　　陆学艺说（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单从社会学分析，再次证明一个道 理：经济和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 要有第二、第三，等等”（《政经学者判断SARS如何改变中国》来源《中国新闻 网》），此话不虚，“非典”不仅带出了卫生体制的积弊，也迫使我们继续思考 一些“老”问题：政府的职能究竟有哪些？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如何给国民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 　　如果一个商人“唯利是图”，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但是如果政府 唯利是图，那么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 　　（三）为禁忌付出的代价 　　（2003-5-19） 　　蒋彦永先生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事实上 也如此，蒋先生打破了政府的禁忌，促使政府选择了诚实，于是因“非典”而死 亡的人少了，国家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也减少了，“非典”在全民的重视下正得以 控制。 　　阿Q忌讳说“秃”，棋手忌讳说“书”（输），男人忌讳说“不行了”，女 人忌讳说“胖了”，商人忌讳说“折财”，为官的不去“天尽头”（山东威 海）……可能很少有人没有禁忌，在凡夫俗子的生活中，如果有人因为无意或有 意犯了别人的忌讳，最多是个不欢而散，至于有人因而被掌嘴，即使没有明伤暗 伤，那自可以诉诸公堂，被掌嘴的人或许可以获得若干精神赔偿，当然由于触犯 禁忌而受法律的惩罚不是没有，比如伤害了民族或宗教情感，但不多见，因为禁 忌这东西大抵与只与个人的好恶有关，是情绪的，非理智的。 　　一个人可以有太多的禁忌，顶多大家说这个人不好交，于是敬而远之；但是 一个政府就不该有太多的禁忌，因为如果某种禁忌代表了全民的意志，那自可以 让它以公民应该或者必须遵守的公德或法规的形式出现，如果不能代现全民的意 志，只是某个官老爷的厌恶，或者只是一部分人的厌恶，那么这样的禁忌还是不 要的好，因为政府只能依法行使权力，法律之外又多出许多禁忌来，就可能对公 民的权利造成侵害，就可能给国家造成损失。 　　在此前的几十年历史中，我们的政府禁忌多了一点，我们因此而吃亏不小。 　　反右、大跃进、文革……人口爆炸、三门峡水电站、远华走私案……不是没 有不同的声音，而是因为吃了禁忌的亏，为伟人讳，为长官讳，要了主观唯心， 就远离了事实科学，合了长官的意趣，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为历史讳，为失误讳。建国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只能散见于民间的回 忆录中，至于这些事件的整体面貌，却依然是评论、研究的禁区，不仅如此，有 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正在自生自灭，不排除有的资料已经被人为地销毁。我们的 学者很知眉眼高低，现在对清史以后的现代和当代史的研究学人多望而止步，顶 多是在估计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点局部的研究，为什么？怕因言得咎，怕信言有 失，然而，不揭开历史真相，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反思，没有彻底的反思，就不 是弃旧图新的态度。失误总是经过一个足以让人们淡忘了的时间空白之后，才蜻 蜓点水似地一笔带过，或者干脆说“在某年某月，我们又以伟大的气魄，战胜了 某某困难，度过了一个非常时期”云云，民间这才知道：噢，原来我们有过这样 一个时期！ 　　为“莫须有”讳。我们的自然科学要比人文科学幸运得多，尤其社会科学的 研究面临很多难以突破的政治障碍。在思想领域，要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一点 新的观点，往往是很难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因循可以大行其道，人云 亦云可以不担风险，开拓则有可能“莫名其妙”地触怒什么人，突破了什么底线， 或者要承担什么责任，或者会被封杀，后果不一而足，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莫须有”也是罪名。 　　政府禁忌多，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中有两点是明显的： 　　一是媒体不敢说真话。不但不能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起到舆论应有的监督和批 评作用，而且也不能忠实地反映民生民情。由于各种限制，良心媒体少了，如果 假话空话言不由衷的真话也不想说，那么就搞商业，搞娱乐，搞花边，搞消遣， 这些与政治无关，不得罪人，还落得个其乐融融，一片和气；从读者方面来看， 不是公众的阅读品味低了，而是不得不降格以求。 　　二是知识阶层失语。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和“位卑未感忘忧国”的 文化传统，使知识阶层的话语特征本来具有“亦民亦官”的双重特征，他们往往 能够站在“官”和“民”双方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知识阶层没有充分的表达权， 或者已经对表达失去了热情，那么就会堵塞政府与国民交流沟通的一个最优通道， “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无法真正实现，造成民不信官、官不解民的恶劣现状； 另外，先进的知识的传播总是依赖着知识阶层，知识阶层失语，也会造成政府闭 目塞听，自以为是；最后，一部分思想成熟的知识者观望、遁世，他们失去了 “入仕”的热情，不利于干部队伍的培养和更新。 　　生活在“禁忌”中，官民关系空前恶化，百姓对政府行持观望态度，公开说 话的权利被限制，百姓当然有他们“钻空子”和“打擦边球”的本事，所以以政 治段子和黄段子为代表的“民间话语”空前发达，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们会在 我们的文化史上留下精彩而悲哀的一笔。反过来说，要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民情 民心，不可不研究这些“段子”。 　　蒋彦永先生打破了政府的禁忌，在他向世界公布“非典”在北京扩散的真相 后，许多人关注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媒体为此也有几次报道：他的生活很平静。 这好像在为我们传达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政府不会因为有人触犯了禁忌而 予以惩罚！ 　　但愿我们的嗅觉不是一厢情愿的！ 　　后记： 　　20世纪初法国政客质疑某总统的儿子参加左派示威，该总统回答：“一个人 30岁前不是左派是心灵有问题，30岁后还是左派是脑子有问题。”我想我就是属 于那种脑子有问题的人，但是有两点我还是明白的，一个是如果社会出了什么问 题，绝对与我说什么无关，另一点是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很可能与我说了什么 有关：我只不过是一个诚实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我只是因为爱而做了一回 “愤青”！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