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 SARS回忆录：一个科研人员的视线 　　 ·John· 　　SARS气势汹汹地来，短短几个月，夺走了三千多条生命，当然，最终的结果 还是离我们而去。作为一个直接参与了SARS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其间发生 的一些事、一些人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忍不住要把那一幕幕场景都记录下 来。也许后来岁月里拿出来看看，会有一些回味和启发。那些故事，我们淡忘了 吗？我们该怎样走今后的道路？ 我所在的机构是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是专门从事微生物研究的，但是由于 机构从属的问题，我们单位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这种神秘病原的研究工作中去。 仅仅有二三人作为专家参与了这种病原的评估，也有几个人在偷偷地通过关系搞 到标本，秘密进行着相关研究。所里大部分人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这其实是很 龌龊的事情（由于隐瞒疫情，或由于机构划分而不能集中力量进行研究）。但是 直到有一天，我们所成为第一个在国内分离出该病毒的机构后，就当之无愧地成 为研究SARS最权威和最合法的机构了，甚至没有人去追究我们从哪里弄来的标本， 没有人追究我们偷偷摸摸地搞这种病原研究本来就属于非法！就在一夜之间，我 们所的地位一下子提升到了全国病毒研究的顶尖位置。 为应付这种局面，研究所紧急决定以100%的力量都投入到SARS的研究工作中 去。我怀疑这是建院五十年来仅有的一次总动员。 那大约是四月的中下旬，当时全国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从微生物专业出身 的人一般都不怎么惧怕细菌、病毒什么的，因为它们是无处不在的，我也是如此。 上街从来不戴口罩，也没有什么用消毒剂把手洗脱皮的变态行为。只是有一次进 超市把我吓一跳，只见所有人都是大包小包买东西，购物车的货物全都到了无法 装载的高度。我只是想买瓶酱油而已，可是搜遍货架居然找不到一瓶，好多货架 空空如也，这在北京的超市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即使有货我也不买了，实在排 不起这么长的队，而且每个购物车都堆积如山。 我气呼呼走出超市，路上碰见一同事，只见他自行车前后都载满了货，他居 然买了两大袋大米。看见我，他兴冲冲地问，“买米了吗？”，我很迷茫，“买 米干啥？”。他惊讶地说，“北京要封城了，再不买就买不到了。”我摇摇头， 不置可否。北京这鬼地方，如果真发生买不到米的情况，那肯定离灭亡也差不多 了。明摆着不可能的事。但见街上行人全都口罩蒙面，而且样式各异，真成了一 种流行文化了。我除了在实验室戴该死的口罩外，其余时间一次也没有戴过。如 果真有传染性这么强的病毒，戴这种口罩也没有任何用处，还不如畅快呼吸去死 呢。 我们的小小实验室已明确分配了任务，主要承担各地疑似病例标本的免疫和 核酸检测。听上去很简单，其实是最出力不讨好的活。这个结果一出，后面就是 全国几亿双眼睛在盯着呢，来不得半点含糊。而且当时情况紧急，那些卫生部科 技部的官员们不懂科学，恨不得拿个板凳坐在实验室门口就等你结果出来。这也 怪我们一些“科学家”老是吹牛，老是什么“快速检测”；当官的可不管你死活， 你不是说快速检测吗？你就show给我一下有多快吧！ 这不是儿戏啊，他们哪里知道，这如何能快得起来！一个可疑标本到我们这 里，必须按照安全级别进行相应处理。按照当时卫生部规定，这些工作都必须在 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就是俗称的P3实验室）里进行，得穿相应的工作服、进入 实验室、按相关流程处理标本，是血液的要分离血清做免疫试验，留一部分做核 酸提取试验；其他标本如组织、痰液、粪便、尿液等都得用各种手段处理后才能 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试验。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同时又因为在三级生物 安全实验室里全副武装、行动迟缓，干活不像平时那么快，更加上空间、仪器设 备的限制，所以在里面呆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 由于我在十一年前已经在P3实验室里做过实验，又加上我算是一个老家伙了， 估计体质难以支撑两个小时的P3实验（当时正赶上我去医院查出腰椎有比较大的 问题）；同时许多青年小伙子小姑娘们都跃跃欲试、纷纷请缨进P3实验室，因为 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想增加一些技能和经验，所以在SARS期间我一次P3实验室也 没进去过，全都是做后期的样本分析和检测工作了。进P3的人被分成了两拨，轮 班进入，按时替换。其中也有两个比我大的老同志，因为经常打篮球锻炼什么的， 身体很棒，所以也加入了P3行列，想来我自己很惭愧。 那可不是一个好活。P3是一个大约30多平米的全封闭负压的实验室（当然有 钱就能建造更大面积的），本来空气就始终是负压，同时又有五六个人拥挤地操 作，还要穿双层隔离服、帽子、厚厚的专业口罩（这种口罩才真正起到隔离效果， 从鼻子到耳根都箍得紧紧的，绝对没有空隙）、以及双层乳胶手套，就这样一干 就是两三小时。出来时就像快要死的鱼一样，大口喘气，身上大汗淋漓，就像从 水里捞出来似的；鼻梁和耳朵被那专业口罩勒出深深的红印，隐隐作痛；如果正 巧碰上没有热水无法淋浴就更惨了，老是感觉细菌病毒藏在身体某个部位似的， 一天都不舒服。我第一次进P3，大概到第50分钟就支撑不住了，坐在实验室角落 里只剩下喘气的份了，根本无法操作实验。恰好有个电话找我，我才逃命般出了 P3，其实等我换好衣服，经历完各个消毒环节后，电话那端早等不及挂断了（他 们当然不知道我们P3的电话）。后来熟悉了几次就好一些。 还是年轻人在一起干活比较舒畅，当然重要的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时 在深夜去P3取处理完的样品，早去了几分钟，隔着双层大玻璃看到他们几个人干 活，有说有笑，很是惬意。我们的戴二黑和王效义两位老同志是最佳搭档，就像 相声的逗和捧一样，经常挤兑同在一起实验的师妹们，包括庞昕、小裴、小郑等。 后来居然成了习惯，出了P3，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都无法停下来，导致经常有精彩 的笑话出现。 卫生部科技部犯了“标本瘾”，动不动就送来一批“可疑”标本，不分昼夜。 所以经常有通宵不睡的情况，今天说某部突然有某领导高烧，给检查一下；明天 又说某大院突然有十几人同时发烧，要赶紧出结果，那边等着采取隔离措施。其 实检查的结果大部分都是阴性。那时正值春夏之交，季节更替，患个感冒发烧什 么的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最好不要感冒了，就是感冒了也别发烧，否则就会被 拉进隔离区，不是SARS也非得熏出一个SARS来不可。 因为国内首次分离出病毒的缘故，胡总书记要来我们所视察了！其实啥也别 说了，一切都已经落在美国后面了，人家没有几个病例，却和加拿大合作搞出了 病毒全基因序列。我们这边和当时的华大基因合作，奋战三昼夜，测出四株病毒 序列，一时成为各媒体竞相吹嘘的内容，其实想想真够丢人的。人家全序列都出 来了，你只不过参照人家的序列，把它砍成一百二十多段，然后分段进行测序， 这连大学生都会做！就像后来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我最 瞧不起你们这帮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就有生物学界著名的“杨 大嘴”的“中国科学家集体打了败仗”之说，虽然难听，但毕竟是真正的大实话。 4月20日好像是个周末，由于实际上是当天的凌晨3点才睡，而且还要着急看 实验结果，我是睡眼惺松、头重脚轻地在八点左右来到了实验室门口。一直走到 大楼门口才发现气氛不对，沿路都是士兵把守，整个工作区都是空空荡荡的。在 实验室门口更是戒备森严，两名高大威武的纠察反复检查我的证件后才放行。大 厅内看到所内院内领导都在，而且着装整齐，简直有点奇怪。我悄悄问一个熟悉 的行政小员，今天什么人要来。他说，你不要问了，穿戴整齐，一切听你们主任 吩咐就是了，硬是把我推上楼了。我想可能有大人物要来了，但没想到会是一号 人物。 我来得算是早的，迟一些的人都无法进入实验楼了，整个工作区都无法进入。 后来我老婆告诉我，她正带着女儿在操场上玩，也被轰到家里了。整个院子静悄 悄的。抬眼望，对面楼顶和不同楼层都有警卫在巡视，院内主道上红旗飘扬，士 兵们威严站立，戴着将军军衔的人在院内恭敬等候，你可以想像要来的人是谁了。 这种神秘的气氛大约在十点左右被一阵阵低沉的汽车引擎声打破。不大的院 子一时间涌进几十辆汽车，前面开路的是几辆警备的车；后面跟着清一色的黑色 奥迪，场面十分壮观。由于在楼上，看不出汽车的新旧，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每辆汽车都闪闪发亮、一尘不染，在北京你很难看到这么多干净的车同时出现在 一个地方。 以后的事就是在电视和媒体上报道的了，听汇报、按预定路线考察实验室。 本来主任说让我穿上白大褂上楼一起凑个热闹，但是我对这种场合一点也提不起 兴趣来，也没有去。 这一次考察彻底奠定了我们所的地位，真可谓一蹿而红，带动了很多人和很 多事物的兴旺。其中干扰素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仅仅靠一个小小的中试发酵罐， 昼夜不停运作，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销售额居然达到了六千多万元，而且一直 是供不应求。所门外各大机关的小车排队，来人手持各式各样图章、各类人物签 字的介绍信，虔诚地等着买那神奇的药水。据说经常发生为了排队买药先后而打 架的事件。另外所里的一个生产消毒剂的附属工厂，每年只有80万左右的利润， 而在那两个月里，一下取得了800万元销售的骄人成绩。负责开发的会计原来只 有一个，后来紧急加了一个，两个人声称那两个月简直是灾难，都患上了“数钱 综合症”，数钱开票使手指几近僵硬。 胡总书记的到来使我看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单位大门口的隔离钉没有了。这 种大钉有十几颗，大如脸盆，高如倒扣的炒锅。一般的小汽车底盘都不太高，司 机到这钉子前都发怵，往往左倾右斜，手忙脚乱地在低速中熄火。管理部门缺德 至此，百姓怨声载道，他们就是不听。现在总书记来了，一切都解决了，大钉悉 数尽除，换上了一个软软矮矮的减速带。真是的，总书记奥迪车要是在这里卡住， 责任可谓大矣，我看他们那些狗官哪个能担待得起？敢情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大 钉很缺德呀！只好借总书记的光，算是为民除害了。 总书记都来了，其他官员纷纷效仿。各大部委轮番轰炸，外国专家也前来学 术交流。一时间我们所可真是门庭若市，车流不断，大红灯笼高高挂，红旗飞扬， 真可谓红极一时，风光无限。总书记来了，活也更重了。你不是有能耐吗，标本 就拼命给你送。最后好像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之类的组织。在我们所我负责核酸 的检测，负责核酸检测的都搬到华大基因一起去“攻关”。这样，我和两个博士 师妹一起，连同两台德国的仪器被拉到了荒无人烟的华大基因，开始了十几天 “黑白颠倒、惨无人道”的实验工作。因为华大基因的表现，中科院最终招安了 原来是民营企业的华大基因，正式成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在华大的那些日子根本不能正常睡眠，来标本就得立刻开展工作。一天三顿 饭倒是不用发愁了，二楼有一处空地方，专门有人送饭送菜，到时下楼去吃就行 了。华大租用的是空港工业区的大厂房，二楼并没有租用，因此暂时作为吃饭和 休息的场所。常年没有人打扫，地面布满灰尘，光线倒是十分充足。因为没有安 窗户，巨大的厂房那种样式的，透气性很好，也符合SARS期间通风的要求。靠近 楼梯的一小块地方被屏风围成两个区域，分别是男女休息场所。每个区域放了几 个床垫和军被，谁要是困了就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在这里睡过几次，都是困到极 点了才到这里，基本上是倒头就睡着了，是最香甜的睡眠了。我那两个师妹一次 也没在这里睡过，估计是嫌地方脏吧。 记得有一次凌晨三点了，我们在实验室里挑灯夜战，一边海阔天空地瞎聊， 一边操作仪器。忽然看见导师带着几个人从外面鱼贯而入，一边给来人介绍实验 室和实验内容，一边顺道把我们介绍给几个官模样的人。我们才知道这是国家科 技部部长，当时怨气就消了一大半，人家部长不也在凌晨三点还在工作吗？都不 容易啊。试验中如果有一点的空闲，俩师妹就要回去休息，离宿舍还有二十多分 钟的步行路程，我还得充当护花使者，一路陪着回去。空港工业区周围人烟稀少， 还真得提高警惕，万一发生俩美女博士被拐卖的事，我们的笑话就闹大了。 凌晨的天气还十分寒冷，我们几个常常是哆哆嗦嗦地回去的。回宿舍也就是 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又得返回实验室工作。当时记得小杜师妹的火气很大， 动不动就发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小韩一直是很沉默那样子的，有抱怨顶多皱 皱眉而已；我只好做个和面的人，在华大员工和师妹之间来回搅和，总体的意思 是让实验能够及时快速地进行下去。 顺便在顺义这个地方转转，发现在一些村庄路口多了几块牌子，大意是外地 车辆严禁驶入。更有甚者，有的村子为了禁止车辆通行，不惜把路面切断。我就 亲眼看到过两三处新挖的地沟，汽车确实无法通行了，可见当时SARS的威力。 在华大呆了一段时间后，对几个响当当的人物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一就是 副头汪建，这个人起初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政客，但他其实是一个相当有份量的 人物。他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有一次到了晚上八点我们开总结会的时候，他尚 未吃晚饭，秘书给端上一个盒饭，不过是大米和炒鸡蛋而已。他边吃边讲，中间 还有难以下咽的表情。堂堂一个所长，所吃的不过如此，可见其随和。又有一次 开会，商议去医院采集病人标本的问题，行政人员说我们可以雇一些专业人员来 干这活。汪建听毕，当即眉毛一挑，气愤之极，拍案怒斥：“雇人？这些最脏、 最累、最危险的活应该我们去干！雇什么人，嗯？”然后又说，将来发表论文， 要把战斗在最累最危险岗位的人放在前面。从这几句话里，你能感受到汪建那种 仗剑行侠的义气，手下人都听得热血沸腾。他敢做敢干，在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 金承诺的情况下，在SARS研究上投入了800万元；后来历经数月，经过百般周折， 到处筹钱，才把这个账面填平。那八百多万其实是他自己的钱，华大及下属几个 公司都在他名下，他其实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第二个人是于军，应该是华大的CTO，技术总监。此人说话语速快，而且喜 欢讲话，交谈中英文单词频率一直保持50%。在国外干过多年，有丰富的实验经 验和理论功底，因此一般的分子生物学问题在他眼里都是毛毛雨。他这样连续用 英文，逼得你也得用，否则感觉跟不上趟，节拍就合不上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一次问题讨论会，我们诊断组的汇报完毕后，他立即说，OK，next，vaccine， 连最stupid的人都知道inactivated vaccine。讲了两句了，还没人接茬，原来 疫苗组的人还没有来呢！于军是汪建手上的一张技术王牌，有一次汪建开会时说， 过两天XX部要来参观，我负责搞定那些行政官员，于军负责干掉那些海龟人员， 让他们心服口服。意思是让于军从英语和技术上压倒别人，其意昭然也。 王俊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了，人很聪明、十分年轻，属于汪建极力扶植的 后起之秀。他们想趁王俊年轻，多压重担，多堆积一些学术背景在他身上，籍此 打造华大最年轻的CEO、教授、博导甚至院士。而王俊自己也很争气，比较刻苦 努力，但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据说他对部下比较严苛，经常口不留情地训斥。 我亲眼看到一个信息部的主管被训，因为他没能及时将诊断结果放到网页上，他 毫不客气，“你是信息部主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干这个的！20分钟我还没 看到结果，你明天就不用到这里上班了，走人！”张狂若此，也就是华大这种民 营性质的体制，换了其他任何单位也都出不来这样的大手笔。 几天后奉命回到所里，说是要为外国专家演示实验。这一次来了两个美国政 府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具体细节我根本不清楚，只是被告知我将操作仪 器，美国专家带来了试剂，要现场演示。安装破仪器只需要五分钟，我睁一只眼 就能完成。因此在大约中午的时候，由于连夜奋战，我支撑不住，头靠在办公室 桌子上香甜地睡着了。一点钟时候，听见一阵阵气急败坏的叫喊声，好像是叫我 的名字。我从睡眠中被惊醒，发现所长黑着脸在找我。他嫌我睡觉了，说这么重 要的事情居然还敢睡觉，赶快下楼安装仪器准备实验器材吧。我只好委屈地擦擦 眼，下楼干活去了。只用三分钟，搞定了计算机和仪器，剩下一个小时傻等。其 实时间很充裕，凭什么叫醒我，不用这么着急。大约两点钟，一帮人陆续进入会 议室，这些日子见惯了大人物，对这些西装革履、扎着领带、两条腿的人都感觉 倒胃口了。其中两个人最为引人注目，就是美国的两个政府专家，因为就他们俩 戴着那种准专业的大口罩，晃晃悠悠像两只大狗熊一样挤进了会议室。俩人都掏 出电脑，两台一样的银色苹果笔记本电脑，盖上是一只亮闪闪的大苹果标志，显 示出卓然不群的品质，够气派。 然后就是例行公事般的介绍、陈述、唠叨，不知搞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演 示的步骤了。就是我和Thomas两个人开始在旁边的实验台上进行实际操作。一下 子有两三架摄像机就扫了过来，据说有一个是中央台的，我其实在咒骂那摄像机。 因为我一夜未合眼，刚睡一会还被骂醒，正睡意朦胧、无精打采的时刻，你说你 个破机器还拍什么拍？不但拍，那记者还将话筒不听伸到我面前，让我讲这个实 验的简单原理和步骤，我就前言不搭后语地应付着。 真正要开始了，我才傻了眼。原来Thomas带来的只是引物和探针，其他试剂 都没有，而我也根本没准备，也没人告诉我具体的细节，这该如何是好！只好拿 出郭老师的万能缓冲液，然后用郭老师自己提取的酶来做实验，现在想来还是一 身冷汗。这个体系从来没有测试过，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那时就仓促上阵了。 人家Thomas在国外用的都是现成的试剂，二比一混合就行了，我这里是七零八落， 什么都要现用现配。他当然搞不清楚了，手忙脚乱加错了一个样品。我只好全面 接管，按照我们这边的配方重新开始操作，本来该Thomas演示的变成了我来演示 了。为了确保实验的成功，杨老师紧急从楼上拿了一支纯病毒样本，基本上保证 实验无闪失。如果美国方面带来的标准品不出结果，就可以解释成气温高失效了， 反正有理由说。最后只做了三个样本，一个是我们的纯病毒样本，一个是带来的 标准物质，最后一个是阴性对照。我在实验台上操作，旁边几个摄影和摄像记者 则拼命抢拍，而且是从各个角度，我感到行动都有些不自由。加完了样本，上机， 至少需要2小时的时间。官员们显然没有这么的耐心，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看下去。 不出十分钟，全都跑到楼外呼吸新鲜空气去了。我则坚守岗位，以便机器运行中 间发生差错时能够及时补救和纠正。 两个小时后，实验结束，谢天谢地，郭老师的万能试剂真万能，竟然把两个 该出阳性的标本都出阳性了。那个纯病毒样本被说成了病人的临床样本，一枝独 秀十分鲜明的曲线征服了所有的与会者，演示圆满成功！会议室内掌声四起，大 家起身互相祝贺。那中央台记者把Thomas和我拉到实验台前进行采访，让我当现 场翻译。我对Thomas说，你现在有名了，你正在对几亿观众说话。老汤好像不太 习惯在这种场合讲话，于是就成了答记者问。那记者问一句，我翻译成英文，然 后再把Thomas的话翻译成中文。记者采访都有套路，最后还念念不忘问人家一句， “你认为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水平怎样？”咳，人家现在在您这个地方，能说坏话 吗？简直是秃子打伞多此一举的问题。 喧闹一番后，双方宾主落座，对这次演习提问和总结。首先让我简单介绍这 个实验的结果，我只好硬着头皮把一堆专业英语堆砌上去，反正是专业的人基本 能懂，非专业的人士更加不懂。然后我们院科技部副部长也操刀上阵，摆了一阵 子英文。又让人提问，我怕冷场，赶紧向Thomas提了一个关于灵敏度的问题， Thomas打开那个大苹果的电脑，不紧不慢用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介绍他的体会。 然后是伊安教授发言，我才明白，原来美国也有这么能侃的人！源源不断的美国 英语从他嘴里流出来，一个人竟然滔滔不绝说了二十多分钟，我可怜兮兮竟没有 听出一个“句号”来！然后中科院副院长陈竺先生也来了一段很流利的英语，很 遗憾的是，做白血病研究的他，连ELISA的发音都带有中国味，不知何故。我个 人感觉这种场合倒很像一个吹捧会，那些扎着领带的家伙们似乎极力要把自己的 “才干”通过英语抖出来才显得满足一些。 美国专家当场表示，把带来的试剂全部留下让我们评估使用，并把相关资料 都留下来了。在这方面，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做得到。后来杨老师当然把这个 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 当天我又带着仪器回到华大，继续我们的标本检测工作。在回顺义的路上， 在三环路主路上十几分钟内居然不见一辆汽车，显出一种可怕的静寂。我们的车 前方有SARS科技攻关小组的牌子，当时似乎是一种特权的象征，过高速路都不用 交费。一个破旧的桑塔纳居然被青年司机发疯一样地开到了170公里，当时的习 惯是不关窗，要空气流通。所以你能想像那种破车、那个速度、车窗大开会是一 种什么状况。耳朵边是轰轰的发动机声和风声，车身剧烈抖动，上蹿下跳，胜过 任何健身器材了。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现在半小时就到了。那司机戴一个大 口罩，双眼通红，显然是经常执行紧急任务的结果。疲劳驾驶、超速，真是令人 心惊肉跳，后来几次我都是认真检查安全带并把自己绑好才敢安心坐车。 第二天中央四台就反复播放了美国专家来我所的相关镜头，我整天忙于实验， 根本没有看电视。很多人见了我都问我，上电视了？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摇头。 因为四台是国际台，国外居然有俩同学问我上电视的问题，看来俺也是名人了， 哈哈。妻子在电视上看见了我的镜头，也回来评述一番。本来外形一般，在那种 疲倦的状态下，还能出来什么光辉形象。在济南工作的叔叔专门打电话过来，问 我是否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绩。唉，他是搞政工出身，曾经在省委组织部任一高 职，显然对中央台十分重视。我被搞得哭笑不得。 任务又多了，现在又增加了一项美国技术，工作量大大增加。但是很喜欢那 时的气氛，即做实验不考虑花钱的问题，只要用得着的试剂和材料，尽管狮子大 开口去买。那时是全民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来对抗SARS，当然不能考虑钱的问题。 所以实验中比较顺心的就是这个了，试剂像饮料一样被耗光，进口实验材料堆积 如山地运来又被用光，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候”的感觉，爽！但后来的事实证 明，钱是花出去了，但最后不一定都能收回来，似乎国家没有补偿这些先期的投 入，没有本事的就捞不回来成本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纯粹材料试剂的投 入就有50万元，不含其他任何水、电、气、机器损耗和人员等投入。后来竟然讨 钱无门，杨老师四处申述，反正硬是从院某个项目里抠回了50万，算是把窟窿给 补上了。 这美国专家催得很紧，每天早上8点必定电话过来问实验进展。由于俺听力 的问题，沟通也不是十分顺利，所以每次通话都是很长的时间。我这个原来几乎 没用过手机的人手机费大涨，不停往手机里充值，估计他不知道中国的手机是双 向收费。在SARS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因为我不喜欢被吵；但是SARS期间所里 要求参与SARS研究的人必须24小时开机（当然是手机，没有说座机还关的），随 时听从指挥和调遣。我只好把妻子的手机暂时拿过来，真是噩梦的开始。美国专 家聊上瘾了，每天都会打电话。时间长了，熟悉了以后，他问我的学术背景。我 当时博士刚毕业，他说很好，我这里有很多项目，你有没有兴趣来做博士后。竟 有这等好事，我忙不迭答应了，这就是我漫漫出国路的起始点。 大概在硕士毕业后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在看到许多同学的出国狂潮，而 我仍然岿然不动的情况后，一个在北京外企挣钱很多的同学对我说，“还不走啊？ 等人请你出国哪？”我回首两次出国经历，还都是别人请的！第一次参加联合国 生物核查算是联合国委托外交部请我的，这第二次仍然是美国教授首先提出来让 我做博士后的，还真让同学给说对了！ 不知过了几天后，我又临时被抽调出去，和华大吉比爱公司一起写有关SARS 诊断试剂申报的材料，当然我是负责核酸诊断的部分。这时我认识了这里两个十 分专业的人，文洁和尹烨，另外一个陈唯军本来是我的同事，硕士毕业后分配到 了这里，成了一个实验室的主管，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了。我后来戏称陈唯军为 SARS专业户，因为凭借SARS，他一下子在SCI期刊上发表了5篇有关这种病毒的专 业文章，深得汪建赏识。文洁和尹烨是质检部主管，据说前一阵最忙的时候文洁 曾经因疲劳过度而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一度成为华大所报道的典型。尹烨是个办 事十分认真的小伙子，人也很实在。我们又是拼命干活，根本没有什么休息的概 念，因为汪建动不动就说明天早上把材料拿出来之类的。这么多材料，把人累死 也弄不出来啊，反正就是熬夜奋战。这下好了，吃饭都不用动腿了，临时工把饭 直接送到办公室门口，就是让你在办公室呆着，绞尽脑汁去写材料。写到凌晨肚 子自然就饿了，就泡方便面吃，或者差个临时工到很远的地方买羊肉串吃，算是 苦中有乐吧。 当时记得有人负责天天喷消毒剂，到处都是，走廊里、地板上、门窗全是消 毒剂。他们的地板卫生搞得太好，地很滑，有一次我不小心，滑了一跤，本来抓 住了门框以为能撑住，不想门框上也满是消毒剂，噗通一声就跌在地上，膝盖擦 破了一层皮。这就是太干净的后果。 华大吉比爱就是生产SARS酶联检测试剂盒的公司，他们从我们研究所里拿出 细胞培养物作为原料，提取抗原后包被板子，然后做成相应的诊断试剂，这也是 两家合作的结果。我师弟宋亚军的一个王姓同学在湖南的卫生防疫部门工作，特 意来北京跟我要这种试剂。我当时就在要害部门质检部，这点事还不是小菜一盘？ 当下跟文洁尹烨讲过，他俩当时就当成一件大事汇报了方总经理，方当即拍板寄 给湖南三盒。还是正儿八经地填了提货单，签了字，做好帐，他们就差人直接寄 往湖南了。 　　那位王姓同学临走时送给了我6只漂亮的打火机，这些打火机是以一款当时 著名的手机为模板制造的。质感很强的金属机身，闪闪发亮。屏幕和键盘布局十 分逼真，显示屏实际上显示的是液化气的含量。打火机右上角的黑色天线是打火 按钮，轻轻一按，火苗即出，同时发出十分清脆的手机铃声，键盘部位发出时髦 的蓝光。既实用，又美观，让人爱不释手。我在本所里就把其中的五只在不到一 分钟的时间里分发完毕，得到的人都啧啧称赞，满面笑容。 因为写材料的缘故，晚上偶尔要抽烟提提精神。所以我就把剩下的一只打火 机掏了出来，这时文洁看到了这个造型漂亮的打火机。她把打火机拿到手里仔细 玩味了一会，做了一个将打火机装入口袋的动作，显然在向我索要。我当时犹豫 了一下，没有肯定。文洁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不会夺我所爱，慢慢把打火机还 给了我，眼里还闪着恋恋不舍的光芒。她确实很喜欢这款打火机。 　　这是很自然的事，那只打火机实在是太漂亮了。 　　此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吝啬造成了我很长时间的反思和懊恼。 　　我不抽烟。可能我也并不是那么喜欢这只打火机。它长时间以来一直躺在我 的办公室抽屉里，除了偶尔翻东西看到它，我几乎没怎么碰过它。现在，它对于 我来说简直就是鸡肋。 　　现在我已经彻底想清楚了：我当时应当把打火机送给文洁，因为她是最需要 它的人。 　　学会适当放弃，才真正拥有。 　　想到这一点，我仿佛恍然大悟。我开始把自己积累的一些东西送给最需要的 人，邮票送给了真正的集邮者，硬币送给了真正的集币者。大家皆大欢喜，他们 得到了自己喜欢的收集品，我分享了他们的快乐。 　　马太福音曾有教导：“5:42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 辞。” 早知道有这样的教训，就不会让文洁那么遗憾了。 　　我们的宋亚军师弟在华大已经常驻了一年多，主要是进行基因组方面的合作 研究。我们经常在一些固定的时间下楼来透透气，例如午饭和晚饭后。大家下楼， 经常会有陈唯军，然后在楼后面的空地上聊聊天，宋师弟经常要抽烟，这也是放 松的一种方式吧。其间也有华大的几个年轻人过来打招呼，都称宋亚军为“院 士”。我十分吃惊，什么时候荣升了院士头衔，宋亚军每次都是不好意思笑笑。 原来，宋亚军博学多才，十分灵通，专业娴熟，久之人们就以院士而呼之，也属 理所当然了。 　　在五月份我们的研究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所里还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就 是把所有参加SARS科研的人员全部隔离。就是不允许科技人员回家，吃饭住宿都 在宾馆，用专用车辆接送。主要是怕万一发生感染，从而影响到家人的安全，那 就不好说了。科研大楼每天用过氧乙酸消毒，弄的整栋楼酸气熏天。我曾经抗议 过，说这样的酸度如果让仪器进气口吸入，会损坏仪器的电子电路，可是没有人 理。那搞消毒的都是用的极其专业的仪器，和我们家里农村用来喷药除害虫的喷 雾器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好像是喷雾能力极强，功率很大，噪音也响，管道 可连接数十米，药液全是20公斤的桶满满堆积在楼下，都是自己产的，所以就跟 下雨一样，拼命喷吧。 经常吃盒饭，开始还觉得很新鲜，吃不了几天，看到方形的饭盒就倒胃口。 食堂还不错，看我们很辛苦，订饭数量很多，顺道给送稀饭。本来就几十米的路 程，食堂工作人员硬是开着一个勉强维持汽车外形、经常熄火的北京吉普车，把 码整齐的盒饭和一大桶稀饭送到我们楼下。经常倒是稀饭成了畅销的东西，可是 到了后来，稀饭也经常剩下不少。几十天都是一个口味，谁也受不了了。 不久，Science杂志也慕名前来采访我们研究所了。记者马丁上蹿下跳，也 就是逮住了杨老师一个人，好像大概只有杨一个人能够自如地跟他交流。平心而 论，确实是我们所首个分离出了病原，但是结果没有在国际上发表出来。所以 Science杂志决定要登一张照片，显示是四月份中国就分离出病毒的照片。其实 根本没有这种照片啊，杨老师就让我补照一个。于是在祝主任的办公室，他们俩 手拿一个号称是病毒的电镜图片，我举起了手中的数码相机，一共照了两张照片。 Science最终选用了其中的一张作为发现病原的照片，而且照片的作者是我。俺 的大名也上了Science了！如果要找到我的名字，其实也很费劲，你得翻开杂志， 找到《中国失去的机会， CHINA’S MISSED CHANCE》这篇文章，看到两位主任 并肩指着一张被称为病毒电镜结果的照片。在正文中无法找到我的名字，你必须 拿起一个高倍的放大镜，把放大镜慢慢移到期刊的合缝处，将杂志倒转90度，仔 细搜索，你会看到竖排的一行几乎看不见的文字，PHOTO BY ZHAI JUNHUI。瞧， 这就是俺的“大”名。 　　SARS使五所大获丰收。各路人物粉墨登场，诸多人物获得名目众多的头衔， 光环荣誉纷至沓来。院内一位经常收破烂的人问我，你们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发 了不少钱吧，像你这样的职位，得发几十万吧！感谢上帝，确实发钱了，但是没 那么多。所里终于发补助了，每人每月30元。后来是某个企业赞助了一些钱，每 个人又补了100元。因此三个月下来，总共的补助也就是五百多元而已。其实， 还真的不如一分钱不发呢，这样还能落得一个为国家奉献的好名声。上海和北京 的医院补助战斗在一线的医生好像大约每月六千至两万，我们是没法比了。不过 就危险程度而言，我们那些战斗在P3实验室与病人的血液、痰液、尿液、粪便标 本紧密接触的人也丝毫不会逊色到哪里去。我的那帮弟兄姐妹进一次P3实验室另 外还有补助，好像在最危险的时候是每次补助100元，后来就变成了10元每次。 北京上20次厕所的钱好像就差不多是10元了，上P3毕竟还给你钱而没有收你的钱， 这算不错了。奉献，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总体上讲，获得荣誉的人还毕竟是少 数。大部分参加了这场恶战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在默默中工作，在默默中生活， 永远处在那些荣誉光环的圆圈之外。 　　想想当时实验室那段日子真是达到了一种忘我工作的境界，杨老师主要负责 技术和联络，在官员和机构之间彻夜周旋，经常在办公室的大椅子上就睡着了； 郭老师负责试剂和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常常等标本至深夜；两个王老师身体都不 是很好，但是仍然和年轻人一样进出P3实验室，如时钟般准确地做酶联实验；其 他的年轻的都分成小组，轮班进入安全实验室工作；还有的专门从基因和蛋白质 入手，做一些十分基础的研究工作。后来证明，我们小小实验室工作还是十分有 效的，颇有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际杂志上。美国专家带来的试剂经过我的 现场考证后，也被我总结了一篇文章，以我们研究所第一，哥伦比亚大学第二的 顺序发表在“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 　　SARS呈现消退的形势后，杨老师当即拍板：除了一个有希望的项目，其他所 有有关SARS的项目全部停掉。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能够使正常的科研工作 得以延续。但还有相当一些人抱住SARS不放，一直拖了很长时间还在迷恋SARS。 甚至都一年过去了，还在坚持这方面的研究。张口闭口SARS，好像很崇高似的， 就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一直数落自己年轻的时光一样，实在没有意思了。杨 老师也着实锻炼了我，一些他不愿意去的场合，或者抽不出时间的场合，都“下 放”给了我。总共外出做了四次报告，就是讲SARS的一些情况。反正我讲肯定会 揭露一些黑暗面，实话实说，把实情要告诉他们，不要被媒体什么的迷惑。但凡 有人来参观实验室，杨老师总不愿出面，只好我来出马。反复地讲，最后都成了 套路了，眼睛不用看展板了，随口乱说。每次看到我装模作样在展板前给一些官 员们讲解，实验室里的师弟师妹们就偷偷直乐，不知道又在说我什么坏话了。还 有好多外宾前来，实话讲每次我也发怵，毕竟不是母语，我也很担心他们是否能 听懂。还好，他们经常会提问，一问一答总算是一种沟通吧。不像中国人，参观 就是参观，一言不发听完就走，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 的有一位老将军，高大的个头，长的慈眉善目，对人十分和蔼可亲。听完我的讲 解后，问了几个问题，最后走时，还认真向我道谢。这样的官员不是很多。 　　SARS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自我感觉良好的北京人备受打击，北京人成为当时 最不受欢迎的人，连京字牌的车辆也是如此。我妹妹当时就在这里实习，回济南 时硬是被关了20天，然后才宣布隔离成功。从北京开出的列车到达一个地方，目 的地必定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又是测体温，又是登记，或者干脆拉进宾馆直接 隔离。 杨老师说SARS让他看到各种人性的丑恶，他接触了很多官员和一些知名学者， 当然知道其中的一些很不光彩的行为。诸如利用SARS拼命吹捧自己，频频在媒体 上曝光，而从来没有在国际杂志上发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有些学者违背科学常 理去吹牛、放卫星，简直把大跃进的那种劲头都拿出来了，真是令人汗颜；一些 官员为了政绩，拼命隐瞒事实真相，而在中央决定全面公开疫情后，则又拼命虚 报。除此之外，SARS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善良。战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可谓赴汤 蹈火，在生与死之间从容迎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是一些普普通 通的科技工作者，他们默默战斗在二线，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的工作仍 然是功不可没的：比如像我们实验室的那些兄弟姐妹，当时都是争先恐后要求到 比较危险的实验室工作，一旦工作开展起来，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标本，从来都是 笑容面对，没有任何畏惧和退缩。美与丑是那么的分明，现在再回顾就会有更深 刻的理解。 　　疫情控制了之后，人们很快就会忘记那个时刻了。曾几何时，北京站进站都 要用那个自动测温仪扫描，从而造成很多人耽误了行程。但是很快，那个悬挂在 入口处的测温仪就变成了摆设了，各个单位大门口的红外测温仪也很快被搁置在 一旁，一副百废待兴的模样正在各个公共场所陆续上演。 　　人总是习惯遗忘。 　　从困境中出来，往往会告诫自己，从今往后，珍惜生命，好好生活。但是一 旦步入正常的生活，又看不到生命的珍贵。 　　我现在能够回忆起1997年参加院组织的迎香港回归歌咏比赛的情形，地点是 在海淀工人俱乐部。当时大概进行到第三个代表队，还没有轮到我们唱时，俱乐 部屋顶的内饰（大概是灰泥一类的东西，不是钢筋水泥骨架，否则非死一大片不 可）轰然剥落，大的像桌面，小的如板砖，翻转着在烟尘中落下。刹那间场内一 片惊叫，四周乱作一团。我们代表队正好坐在二楼的下面，几十人安然无恙。当 时看到几个人头破血流，冲出门外。警察很快封锁现场，新闻记者一概轰走。看 第二天的新闻，竟然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封锁新闻主要是怕冲淡了庆祝香港回 归的主旋律。 　　那之后的几个月，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经常告诉自己说要好好地生活，珍 惜每一刻。但是半年之后就很快淡忘了，又重新回到那种碌碌庸庸的生活中了。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S ARS那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会时时让我们提 醒自己，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宝贵。好好珍惜吧，好好利用每分钟，每天带着感 恩的心来感谢上帝，因为他使你又见证了生的伟大。 　　圣经上关于生命有着精辟的论述，就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相关内容作为结尾。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那一 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 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那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